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作者：任继愈时间：2007/2/3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二、佛教向交州的传播交州，汉魏亦称交趾（今越南河内），也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汉末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同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
浅论南北朝佛教发展
浅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概况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
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
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
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
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
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
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
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
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
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
《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文化交汇。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佛教艺术之源”。
本文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与影响出发，探究佛教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
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大乘起信论》和《涅槃经》的传入，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1、《大乘起信论》的传入和研究《大乘起信论》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对中国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经典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对《大乘起信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佛教的宣传和传播，也有利于佛教的自身发展和壮大。
2、《涅槃经》的传入和研究《涅槃经》是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经典。
它的传入也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学者对《涅槃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对该经典进行了解读和注释，使得这个经典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佛教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佛教文化对儒道文化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发生了交集和相互融合。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联系。
这种联系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迅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汉地佛教的兴盛、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佛教还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有许多外来的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信仰传播给了中国的民众。
这些佛教僧人中不乏卓越的学者，他们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并通过译经的方式将佛教经典传达给了中国的读者。
二、汉地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汉地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佛教团体和寺庙也纷纷涌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力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南朝梁、陈等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佛教的信徒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了孝文帝的支持，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三、佛教译经及其思想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不仅体现在佛教团体和寺庙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佛教翻译家们不断将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并在中国推广。
他们努力回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和关切，并将佛教的思想与中国先贤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富有灵魂的文化。
同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佛教思想中的慈悲、非暴力、色心乱想的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价值。
四、结语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渐渐扎根，并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与黄老并饲，把佛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
随着佛教的传播，有人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提出了儒释道一致的思想（如《牟子》）。
两晋及南北朝，佛教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人们对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佛教势力日益扩大，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儒、道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
儒释道三教围绕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一致、同流、合一的说法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南北朝期间诞生了许多讨论三教关系问题的著作，它们体现了三教的斗争，但根本上体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
一、《须弥四域经》和《清净法行经》两部宣传佛教优于儒、道二教的著作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儒、道（先是道家）发生交涉和碰撞。
到晋代以后，佛教势力日盛，与儒、道（尤其是道）之间为争夺信徒和影响范围而导致斗争加剧。
它们各自为了提高地位，或制造假说把本教历史提前，或把对方教主说成是自己所奉教主的弟子。
下面以佛教的两本著作为例。
《须弥四域经》的经名最早见于隋法经等人编的《众经目录》卷二“众经伪妄”中。
北周道安在其《二教论·服法非老篇》中，为了说明孔、老是佛显化的形象（“权入六道”），引《须弥四域经》说：“宝应声菩萨，各日伏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
”（《广弘明集》卷八）而在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引证更加详细：“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
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羲、女娲是。
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届，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
”伏羲、女娲本来与佛教毫无关系，《须弥四域经》把伏羲、女娲说成是阿弥陀佛派的两个菩萨显化的，就把佛、菩萨置于中国圣人之上，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回到“宗派佛教”—— “隋唐佛教史”书写问题研究
宗教 (佛教)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已经与中
国学界的立场有所不同。不过,吉水氏书写的基
本单元是宗派。但日本学界对隋唐佛教史的书写
是否真的是以宗派为基本单元进行的吗? 又或者
学
研
究
2022年第1期
这仅仅是中国学界的一次选择?
昭和三十二年 (
1957)3 月,塚本善隆在为
关联为契机,教理、教团、美术、文学、法
制、经济等方面综合性的佛教文化史研究成
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流,大量成果也应运
而生。
情况也确实如此,不论是道端良秀 《唐代佛
教史の研究》、山崎宏 《隋唐佛教史の研究》,还
是镰田茂雄本人 《中国佛教史》卷 5、6 的隋唐
部分,都主要是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隋唐佛教进
·109·
论,后之学者如能继塚本君之芳踪,而特察
世运推移之因果,则幸甚矣。
可见,汤氏并不满意塚本善隆过于狭小的书
写思路,并直言需要在 “世运推移之因果”处下
功夫,即需要突破宗派自身脉络的局限,进而用
史学方法加以全局把握。这种超越宗派史而从史
学整体研究出发的学术立场并非汤用彤所独有,
在塚本作品出版的同年,陈垣与胡适针对 《四十
如果一 味 拓 展 而 不 能 通 过 此 知 识 关 涉 “智 慧”
或 “真理”,即 这 一 作 为 过 去 的 存 在,不 具 有
指向现在与未来的功能,又或者无法展现某种
超越 性,那 这 些 呈 现 出 的 知 识 便 毫 无 意 义 可
言。而被 “呈现”的佛教史自身并不能生成意
义,令这些 “陈列”着的知识生成意义的是将
十六国北朝佛教史学述略-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主线的论文-历史论文
十六国北朝佛教史学述略--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主线的论文历史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迎来了它的多途发展阶段[1]，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是，在传统史学之外，佛教史学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受当时中国社会南北分途发展的直接影响，初期佛教史学甫一产生就在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和南中国表现出了不同的演进趋势，北中国形成了具有理性色彩的佛教史学，南中国则开创了佛教史观指导下的僧人修史传统[2]，它们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命运。
[3]僧人修史在近代以前始终保持了独立发展，蔚为大国，形成了传统佛教史学的主体，各种大藏经中的史传部就是明证。
汉文方面，自两晋南北朝迄清代,不仅体裁多样,有传记体、纂集体、目录体、志乘体、经传体、灯录体、典志体、类书体、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笔记体等，而且体例也日趋严谨与合理。
[4]藏文方面，则有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
由于藏族传统社会发展政教合一的历史特点，藏族史学的主体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史学。
[5]而前者所显示出来的理性色彩在其后的中国史学史上则一直没有得到张扬，传统史学不重视甚至可以说无视这一新领域的新取向[6]，传统佛教史学则由于其所特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史观，也不能对之有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这种朴素的理性主义倾向才获得了新生，并汇入近代史学的大潮中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佛教史学研究，不能不让人想到早在四至六世纪北中国的佛教史学当中就已经显露的这种理性倾向，这不止是中国佛教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必要对之重新审视，作充分的深入的历史考察。
[7]这将有助于理解并建设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
此处，将依照时间的先后分别讨论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勾勒四至六世纪北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对其中所蕴涵的朴素理性主义取向的历史命运作初步的分析。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动的时期，其中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
本文将着重探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并尝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深入解析。
一、佛教传入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
当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极盛。
但在南北朝时期初期，佛教还未被广泛接受，仅在少数人群中传播。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东汉长安郡人陈寿带回的“摩竭陀”经典，二是通过北方游方僧人传播的教义，主要依托于后魏政府对佛教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并不是完全的“外来文化”寄生于中国境内，它融合了境内外各种文化因素而形成了与汉族文化有机融合的新文化。
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对于汉族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文学、绘画、工艺等多方面体现出来。
二、佛教发展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可以分为两大层面：一是经典文化的发展，二是教义体系的发展。
在经典文化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后魏政府支持编纂的《大正藏》、《小正藏》等诸多文献典籍；二是由僧人撰写的《佛经》、《律传》、《传灯录》等佛教文化经典。
这些文献典籍在传承佛教思想、深化佛教教义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教义体系方面，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通过六家的形成和间的思想交流而实现。
六家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思想相关，也与佛教的语言方式、词义语法等有关。
具体来说，六家分别为：北宗、南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
其中，北宗、南宗的兴起与佛教禅宗思想息息相关，华严宗、律宗则是受到了印度弥勒佛教思想的影响，净土宗和天台宗则体现了由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特点。
三、佛教转变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在历经了传入、发展的过程之后，逐渐开始发生着转变。
此时，佛教不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佛教文化体系。
这种转变在唐代达到了高峰。
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经历了传入、发展和转变三个重要阶段。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任国祥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那么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呢？自古以降，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六种说法。
一、先秦说。
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
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
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
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
《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
清代学者俞樾据此条认为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茶香室丛钞》卷十三）。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所以先秦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大可能。
二、秦朝说。
认为秦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
隋朝费长房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查禁。
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
明星出西方”的记载，以“不得”为“浮屠”（佛陀、佛教的早期译法）之异译，也认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国。
我国学者马元材在1943年撰文《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亦力主其说。
岑仲勉先生一开始亦赞同此说，后经其多方考证，认为上述材料是指伊朗的火教在秦朝传入了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总之，秦朝说还缺乏可信的论据，目前已无人提起。
三、汉武帝时期说。
此说以东方朔答汉武帝的劫烧说最为著名。
所谓劫烧说就是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挖到池底时发现黑灰，武帝就去问博学的东方朔，东方朔说他也不知道，又告诉汉武帝可以问西域人。
所以当天竺高僧竺法兰来中国时，对黑灰深感疑惑的众人连忙请他解释这个现象，竺法兰答道：“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晋宋炳《明佛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这段时间的佛教传播史、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最早传入汉地的实际上是周朝时期的西域摩揭陀人，在中国西北地区留下了一些坐佛和石窟，这是早期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起源之一。
但是真正的佛教传播要从东汉末年开始。
东汉末年，司马昭定都洛阳，佛教教义开始传入，洛阳的寺庙和信徒逐渐增多。
三国时期各国政权多繁荣，民间信仰盛行，佛教传到各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其中最早的佛教宗派是硕朵塔，由于缺乏教规而在三国末年灭绝。
同时，三国时期还有一些传道者如拘谨、佛陀跋摩等传播佛教教义。
二、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魏晋时期佛教宗派开始多样化，佛教中随着以佛陀大成者为首的大乘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佛教流派和宗派，如：东晋永嘉佛教、南北朝天台宗、华严宗等。
随着佛教宗派的不断扩大，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愈加显著。
佛教信仰善于整合不同的诸子百家思想，魏晋时期佛教与道教的有机结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佛教中的慈悲思想与道教中的强调修行同样引起人们的共鸣，使得两者在中国文化中大为发展。
同时，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也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更为深入的影响是佛教与中华文化的交融，这也就使得佛教能够被融入中华文化中。
三、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日新月异，同时又碰到了农民起义和政治动荡的冲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魏的天台宗和南朝的华严宗。
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佛教宗派起伏的时期，佛教的发展不管是在宗教上还是文化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时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及经验，在南北朝期间进一步地发展自己的宗派与思想，形成了与中华文化的双向交流。
此时期更是佛教化政治的重要阶段，佛教教义的倡导者先虽不至于直接执政，但确实达到了颇有影响的地位。
四、结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不仅仅是佛教教义的发展，还有佛教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此时期佛教对中华文化的交融也达到了最高峰。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融合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融合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也是佛教传播与融合的时期。
佛教以其包容性的特点和道德主义的教义，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佛教的传播途径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背景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其中，北魏时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最为蓬勃的时期，世居中原的汉人对佛教教义的接受程度也达到了巅峰。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中，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二、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和方法是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 传禅传禅是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传播的一种主要途径。
北魏时期，来自北方的禅宗僧人慧迹、慧慧等人，为佛教在中国推广禅宗奠定了基础，随着佛教认识水平的提高，禅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佛教主流信仰之一。
2. 传经传经是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传播的另一种主要途径。
如《楞严经》、《法华经》等多部大型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
3. 传教传教是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孙秉义、法藏、贺劭等人是南北朝时期各地传教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传播佛教教义，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三、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佛教在中国的演变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北朝时期就是佛教文化不断融入中国文化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互动与融合，佛教的思想体系、文化衍化与经典译介等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1. 吸收中华文化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华文化，形成了“融中峻华”的特点。
佛教很好地吸收了中国道教、儒家、墨家等思想，同时也对中国文学、音乐、绘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
我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有可能的是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理由是佛学大家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这样说到：……《裴注》与《世说注》所引相同,而年代又均较早,则谓伊存使汉,博士弟子景卢受经,或较为确实也。
……诸书于授经地点人名虽不相同,但受者为中国博士弟子,口授者为大月氏人,则按之当时情形,并无不合。
……据此,则伊存授经,更为确切有据之事也。
而另一位学界、教界的大学者、佛教思想家吕贗先生则认为:一般采用的,就是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
认为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
就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吕先生对大月氏是否信佛尚存疑问:日人白鸟库吉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贵霜王朝之前,当时是否已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吕贗先生的高足、著名佛教学者杜继文先生曾亲自聆听过吕先生的这段论述。
他在1980年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时,回答了老师的疑问。
他认为: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纪移居大夏后很快就接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在接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佛教史》高校教材时,杜继文写道: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当代治中国佛教史的,还有郭朋先生。
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中说:大体可以认为,佛教的传入,当在两汉之际。
……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的确凿年月,则因文献不足,难下定论。
郭朋先生认为“文献不足”,与汤用彤先生所说“确然有据”恰恰相反,不知汤先生引用之文献郭先生如何看。
但郭先生却特意将蒋维乔在1929年编写的《中国佛教史》中的论点视为“一家之言”。
蒋维乔认为: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按:时维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为始也。
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纷繁复杂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转折。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也是佛教文化交流和影响的时期。
本文将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史实中，探讨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方面的内容。
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存表明当时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发展情况。
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与佛教经书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
佛教经书的传播和佛教文化的发展使佛教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对我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1. 意识形态交流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为继承与发扬中原文化奠定了基础。
佛教思想的交流，是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交流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体现在佛教经书的传播和佛教文化象征的交流上。
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南北各地佛教思想的融合，也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
2. 生活文化交流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交流上，也表现在生活文化交流上。
随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佛教文化的生活化特征也日益凸显。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生活化特征，得到了南北方佛教信仰者的共同认可和积极传承。
这种生活文化的交流，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南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1. 对诗词文学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学的影响不可忽略。
在唐代以前，佛教文学与中原文学并存互补。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与中原文学的交融更加深入。
佛教文学的影响推动了中原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原文学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
2. 对艺术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艺术的影响上。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呈现出浓郁的中西合璧的风格。
佛教壁画、佛龛塑像、经幡等，都是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代表，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与黄老并饲，把佛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
随着佛教的传播，有人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提出了儒释道一致的思想（如《牟子》）。
两晋及南北朝，佛教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人们对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佛教势力日益扩大，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儒、道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
儒释道三教围绕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一致、同流、合一的说法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南北朝期间诞生了许多讨论三教关系问题的著作，它们体现了三教的斗争，但根本上体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
一、《须弥四域经》和《清净法行经》两部宣传佛教优于儒、道二教的著作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儒、道（先是道家）发生交涉和碰撞。
到晋代以后，佛教势力日盛，与儒、道（尤其是道）之间为争夺信徒和影响范围而导致斗争加剧。
它们各自为了提高地位，或制造假说把本教历史提前，或把对方教主说成是自己所奉教主的弟子。
下面以佛教的两本著作为例。
《须弥四域经》的经名最早见于隋法经等人编的《众经目录》卷二“众经伪妄”中。
北周道安在其《二教论·服法非老篇》中，为了说明孔、老是佛显化的形象（“权入六道”），引《须弥四域经》说：“宝应声菩萨，各日伏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
”（《广弘明集》卷八）而在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引证更加详细：“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
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羲、女娲是。
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届，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
”伏羲、女娲本来与佛教毫无关系，《须弥四域经》把伏羲、女娲说成是阿弥陀佛派的两个菩萨显化的，就把佛、菩萨置于中国圣人之上，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一 )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
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佛教研究方法论
一、佛教历史1、佛陀传，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一般较严肃的著作都可以参考，佛经中的本生经则讲了很多佛陀前世的故事。
2、佛教史，包括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可以看渥德尔、平川彰等人的书，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很重要，但似乎不利初学。
中国佛教史中任继愈的书当然是最全面的，但部头太大，可以参看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略流略讲》当然也重要（这两部略讲都重在佛学而非佛教），中国佛协编的《中国佛教》四卷本是荟萃精英之作。
3、僧传，包括古代和近现代高僧的传记，年谱等。
以上都是通论性的阅读，读完以后，可以就一些专题进一步深入。
比如中国佛教史可以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
二、佛教教理这是阅读佛经最核心的部分，佛教的八正道是以正见为首，六度则以般若为归，佛教是最重视“智慧”的，我们对佛经的阅读也应以佛教教理的通达为目的。
一般来说，建议先读论，后读经。
论是后世佛子对佛教义理的系统整理，读论可以获得对佛教教理的系统学习，会对佛教的名词概念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佛教的教理说穿了并不太复杂，名词也并不是特别多，基本的东西其实差别并不像一些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大。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俱舍论》、《大智度论》和《瑜伽师地论》，读完这三部论可以说对于佛教教理能够通达无碍。
读论的同时当然还要读经，由于佛学的发展有一个较清楚的历史脉胳，所以也可以按历史发展的渊源进行规划（有的规划是以佛学的逻辑结构进行规划的，比如当年的支那内学院，他们编辑的《藏要》就是这种规划思路下产生的教材。
），比如读完四部阿含（可以配合相关的解经之论，如注解阿含的《分别功德论》等）后，可以涉及大乘经，般若、大集、宝积、华严、涅槃……等等，读这些经典应选择每一部类中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如般若类，正如楼上所说，读《金刚经》和《心经》就是最核心的，又比如，读《法华经》、《华严经》则是最基本的。
读这些经应尽量配合相关最重要的注疏进行解读，这和经学的注释传统是一致的。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容 的认 识
北朝 史家 对官 修史 书记述 内容 的认识 ， 与汉 魏 两晋 时 期 史家 相 比 ， 一个 值得 注意 的变 化 ， 有 即开 始 认 识 到 官 修 史 书 中记 载 佛 教 的必 要 性 。
（ ｏｌ ｅｏ Ｈｉｏ ， ｅ ｉｇＮ ｒ ａ Ｕ ｉ ｒ ｔ，Ｂ ｉｎ １０ ７ ，Ｃ ｉａ Ｃ ｌ ｇ ｆ ｓ ｒ Ｂ ｉｎ ｏｍ ｌ ｎ ｅｓｙ ｅ ｉ ｅ ｔｙ ｊ ｖ ｉ ｊ ｇ ０ ８５ ｈｎ ）
Ａｂｓｒ ｃ ｔ ａ ｔ：Ｂｕ ｈ ｓ ｇ ｖ ｍ ｐ ｒａ ｔｉ ｕｅ ｅ ｎ ｔ ｉｔｒｃ ｌｃ ｍｐｉ ｔｏ ｆｔ ｅ ｈ ｓｏ ａ ｎ ｔ ｅ Ｎｏ ｔ ｒ ｎａ ｔ ｓ ｄｄ ｉｍ ａ ｅ ｉ ｏｔ ｎ ￣ｌ ｎｃ ｓｏ ｈｅ ｈｓｏ ｉａ ｏ ｌ ｉｎｓｏ ｈ ｉｔｒ ｎｓｉ ｈ ｒｈｅｎ Ｄｙ ｓｉ ． ａ ｉ ｅ Ｆｉｓ ，ｔ ｅ ｐ ｏ ｐ ｒｔ ｆＢｕｄ ｈｉｍ ｄ ｏ ｉｔｒａ ｓ ｉ ｈｅ Ｎｏ ｅ ｎ Ｄｙｎ ｓｉ ｓｒ ａ ｉｅ ｔ ｅ ｅ ｓｔ ｆｔ ｅ ｒ ｃ ｒ ｉ ｇ Ｂｕｄ ｒｔ ｈ ｒ ｓ ｅ ｉ ｏ ｙ ｄ ｓ ｍａ ｅ ｓ ｍｅ ｈ ｓｏ ｉ ｎ ｎ ｔ ￣ｈ ｒ ａ ｔｅ ｅ ｌｚ ｈｅ ｎ ｃ ｓ ｉ ｏ ｈ ｅ ｏ ｄ ｎ ｙ — ｄ ｉｍ ｎ ｔ ｅｏｆｃ ａ ｉｔｒ ｏ ｋ Ｓ ｃ ｎ ｈ ｓ ｉ ｈ ｆ ｉｌｈｓｏｙ ｂ ｏ ． ｅ ｏ ｄ，ｔ ｒ ｓ ｒｔ ｆＢｕ ｈ ｓ ｉ ｅ ｌｄ ｓ ｍｅ ｈ ｓｏ ａ ｓｔ ｉｔ ｏ ｄｄ ｉｍ ｉｔｒ ｉ ｈｅｐ ｏ ｐｅｉｙ ｏ ｄｄ ｉｍ ｍｐ ｌｅ ｏ ｉｔｒ ｎ ｏ ｗｒ ｅｓ ｍｅ Ｂｕ ｈ ｓ ｈ ｓｏ — ｉ ｉａ ｅ ｏ ｄ ． Ｌａ ｔ Ｂｕ ｄｈ ｓ ｉ ｆｕ ｎ ｅ ｈ ｔｌ ｓｏ ｈ ｉｔｒｃ ｌｃ ｍｐ ｌｔｏ ｆｓ ｍｅ ｈ ｓｏ ａ ｎ ｈｅ Ｎｏ ｔ ｒ ｎａ ｔｅ ． ｃ ｌｒｃ ｒ ｓ ｓ， ｄ ｉｍ ｎ ｅ ｃ ｄ ｔ ｅ ｓｙｅ ｆｔ ｅ ｈ ｓｏ ｉ ａ ｏ ｉａｉｎｓｏ ｏ ｉｔｒ ｎｓｉ ｔ ｒｈｅ Ｄｙ ｓｉｓ ｌ ｉ ｎ
论韩愈排佛
论韩愈排佛摘要：在韩愈以前，反佛者排斥佛教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
韩愈创立的道统论，是其排佛的主要理由，突破了在其之前只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反对佛教的范畴，认为佛教与其所主张的“道”是不相容的，即佛教的存在与先王之道是相冲突的，因此必须予以排斥。
韩愈排佛为后世开辟了以道排佛的先河。
关键词：韩愈；佛教；道中图分类号：D635 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A-0179-02唐代，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之期，任继愈认为，在唐代，儒释道三教以佛教的社会影响为最大，而儒教为最弱。
这种状况，使得许多儒者不断地号召排佛，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韩愈的排佛。
一、佛教与唐代社会佛教在唐代的鼎盛，主要体现在宗派的创建，寺庙与信徒众多，译经事业发达等方面。
佛教的盛行，对唐代社会有重要的影响。
佛教，首先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存在的，这对唐代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佛教的鬼神观念以及轮回学说，在下层民众之中是相当盛行的。
即便对于那些深受儒家熏陶的士大夫，佛教亦有相当之影响：“初，宰相王缙以缘业事佐代宗，于是始作内道场，昼夜梵呗，冀禳寇戎，大作盂兰，肖祖宗像，分供塔庙，为贼臣嘻笑。
”“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神秀），执弟子之礼。
”“（王维）兄弟（弟即王缙）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
”这些情况，表明在唐代，儒学虽然重新提振，并依附在科举上，但佛教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冲击却是非常之大，以至于韩愈等人将之视为唐代之“杨墨”。
其次，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不单是一个宗教信仰，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到了唐朝，寺院经济更是唐朝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金毓黻研究，唐代寺院经济来源主要有国家授予僧尼的均田、显贵富商的施舍、寺院自行购置的田产、度人为僧尼所得之费用，此外，一些大的寺院还是经济中心，从事商品交换，这也能获利颇丰。
这些来源使得唐代寺院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如昭成寺有土地近一万八千亩，浙江天童寺有田1.3亿亩，山东醴泉寺有庄园15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至61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其中，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本文将从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入手，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影响。
一、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佛教哲学思想是佛教理论的基础，是构成整个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基本概念包括涅槃、因果、空性、中道、诸行无常、八正道等。
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生死轮回，彻底解脱的境界。
因果则是佛教中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它指的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即“因”和“果”的关系。
空性则是佛教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世界的本质是空的，即一切事物都是由因果所构成的虚幻幻觉。
中道则是佛教中慈悲智慧的最高境界，是指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的道路。
诸行无常则是指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
八正道则是指佛教徒达到涅槃的道路，包括正确的见解、思想、语言、行为、努力、专注、念、禅定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初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期，佛教思想以汉传佛教为主，重心在经典解释、禅修实修和寺庙组织方面。
此时的佛教思想主要是在借鉴汉传佛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思考和理论。
2. 禅宗思想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开始流行，并且逐渐取代了小乘佛教。
其中，禅宗思想的出现，对整个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禅宗强调“不立文字”，强调直接体验，从而发展出了独特的禅修法门。
3. 涅槃学派的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以涅槃学派为代表的新兴学派。
涅槃学派主张借助禅定体验而认识涅槃，批判了法相宗所倡导的研究文字的方法。
涅槃学派认为，佛教教义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涅槃，认识人生的真正意义。
4. 中观学派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重心逐渐由内向外转移，中观学派的思想开始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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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摘要：任继愈把南北朝佛教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针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形成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其中心议题“心性论”颇具思想史意义；并以南北朝佛教对儒学的宗教化以及与道教的关系为案例，阐释了南北朝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与贡献等。
关键词：任继愈；南北朝；佛教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0）01－0040-062010年3月第10卷第1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mprehensive Edition ）Mar.2010Vol .10No .1●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曹振明（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收稿日期：2009-12-14作者简介：曹振明（1986-），男，山东临沂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
他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的奠基者和优秀代表。
任先生的佛教研究方法，区别于传统的佛教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
他不是立足于佛教信仰，也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史实的考证，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现代科学研究的语言，来研究中国佛教及其哲学思想，揭示中国佛教发展变化的规律，注重佛教与儒、道二教复杂关系的考察，发掘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和贡献，努力把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佛教史、思想史，乃至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是任先生卓有成效的领域之一，凸显出任先生研究中国佛教的特色，为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分析任先生在考察和评述中国佛教时，注重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当中，坚持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佛教及其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
任先生指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1](P106)。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2](<<序>>.P5)。
（一）汉魏以来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汉魏以来，中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权争斗此起彼伏，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广大农民失去土地；门阀士族日益强大，世代把持社会经济政治特权，社会等级森严，带来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农民起义随之爆发，再加之民族政权之间的混战，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任先生指出，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1](P107)。
一方面，广大民众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宗教会帮助他们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通过扶持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以平等出世姿态为世间不平等制度辩护，巩固统治。
但是，汉末三国，道教已受到严重打击。
而宣扬众生一律平等、解脱众苦与轮回、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教，恰可很好地满足以上两个方面的社会与政治需求，一方面佛教逐渐俘获了大量民众，另一方面，亦成为统治者麻痹民众的统治工具，获得王公贵族的政治支持。
佛教获得了广泛发展的社会政治土壤。
（二）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为南北朝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
自东汉末，儒家经学支离烦琐，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也使得儒家经学欺世盗名，名不符实，无助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儒家统治地位动摇，社会开始寻求正统思想之外的“异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某种程度的活跃，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魏晋时期，产生了试图从思想文化层面解决时代课题的“玄学”思潮，“无”“守一”等成为时尚命题。
而佛教的“空”“禅定”等理论与玄学思潮恰相契合，乃至一同被认为是消极无为的“玄妙”思想，佛教即开始利用理论上的契合而依托于玄学并积极迎合玄学，常常借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理论，致使佛教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佛教学者甚至得与士大夫谈玄论理，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
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为佛教在义理上的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
[1](P117)（三）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的精神诉求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的精神诉求也成为南北朝佛教发展的重要基础。
南北朝门阀士族世代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但他们又要标榜自己有着超乎世俗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境界，积极为自己所谓“不为物累”，看不起富贵、名位的“超脱”“高傲”的虚伪态度寻找理由。
如“维摩诘在南北朝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尊重，就是因为他把南北朝门阀士族的腐朽生活神圣化了，把伪君子的二重性格美化了”[3](P539)，这是南北朝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追求向往的。
另外，对佛教的精神诉求，还表现在民族问题上。
自两晋以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民族之间存在着种族偏见，对汉族的儒家文化而言，佛教则来自西方“夷族”，比较容易为北方民族政权接受。
于是，“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4](<<绪言>>.P1)。
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本身的精神诉求，亦可演化为一种政治的支持，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寺院经济的强大任先生还指出，佛教在南北朝得以很快的发展，与寺院经济力量的壮大有分不开的联系。
东晋初期佛教寺院还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并不稳定。
[5](P161)到了南北朝时代，寺院经济发展成了以经营土地为主兼营其他的强大的“相当独立”的经济实体。
[4](P20)它们拥有土地，还经营高利贷、招纳佃客等，还享受着免役免税等特权。
如南朝有“白徒”“养女”等，北朝则有“僧祗户”“佛图户”等。
此外，王公贵族也经常给予寺院巨额捐赠，社会民众也多尽力施财捐钱，寺院收入十分可观。
因经济力量的强大，此时的僧众已经成为南朝封建地主阶级中新兴的阶层，此时的寺院经济已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此成为佛教发展的物质条件，“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固的经济来源”，更甚至“也为以后隋唐时期佛教建立宗派提供了经济前提”。
[2](P93)此外，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区大开发、国内国际文化大交流等也成为南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此不细述。
[2](<<序>>.P3、4)其实，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思想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
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又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6] (P28)，但对南北朝的佛教未及全面考察。
在前人基础上，任先生则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二、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及其中心议题经过学者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20世纪初，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基本框架已被基本勾勒出来。
但任先生认为，之前学界习惯的看法，往往认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主要就是玄学，对儒家经学、道教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阐述的不够。
[3](<<绪论>>P2-3)这与历史事实相违。
任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玄学时期，二是玄学与佛教般若时期，三是“佛教经学”形成时期。
魏晋玄学流行、鼎盛约几十年，以后还有一些影响，那已是玄学的余波了。
其余300年的时间，佛学逐渐占了主流。
东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结束，都是佛教经学的形成时期，“心性论”成为其中心议题。
[3](<<绪论>>P2-3)此可谓任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思想发展的整体把握。
由此，南北朝佛教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深化和内在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内容和内在价值。
（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社会思潮。
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后来居上，超过了以前的阮籍、嵇康、裴頠及王弼等，把玄学推向了顶峰。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象的独化论也意味着玄学时代的终结。
此后，玄学的内容已无所创新，《文心雕龙·论说篇》言“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无论内容还是水平都没有超出西晋。
东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影响仅是一种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曹振明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余波而已了。
至于魏晋时期的佛教，虽有流传但流传不广，在思想界里并未有所反映，如玄学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佛教思想的影响。
此时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玄学而发展的。
[3](P454)东晋时期，佛教终于在非佛教徒的著作如《列子》等中得到反映，开始以宗教哲学形态影响中国思想。
因佛教般若和玄学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概念较为接近，但其宇宙论之宏廓，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又比玄学高出一筹，故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引入，给清谈补充了新的材料，推动了清谈的新发展，而佛学在清谈中所占的比重亦日益增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佛玄”思潮：“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此时亦出现了名僧与名士以佛教般若为内容的清谈[3](P657)。
后来僧肇的《肇论》对佛玄思潮进行了总结，虽然在命意遣词上还保留了一些玄学家的词汇，但事实上则使般若学脱离了玄学桎梏而真正纳入到佛教的范围。
从思想体系说，《肇论》则已经成为佛教思想的总结，而不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了。
东晋后期，佛学逐渐赶超玄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成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阶段”[3](P455)。
（二）南北朝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如果说东晋时期的佛学终于赶超玄学而成社会思潮的主流，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首先，南北朝佛教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的西方佛教流派，“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2](<<序>>.P5)，基本完成了佛经介绍的使命。
其次，佛教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即所谓“论”“疏”的数量，也与日俱增。
再次，如三论学派、成实学派、涅槃学派、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毗昙学派等等理论思辨更为深入的佛学流派在南北朝获得广泛流行。
又次，佛教发展迅速，佛教思想活跃，信奉者也日渐众多，僧俗两界均参与进来，当时诸多士族也通晓佛学并以清谈的方式讲论佛经，如杜弼、王肃、刘献之、肖子良、梁武帝等等。
最后，由于佛教盛行，又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史传、佛教典籍的目录学等，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
任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多出，学派众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