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思想家颜元李塨

清朝思想家颜元李塨
康熙年间，北方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倡实学实行。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故有颜李学派之称。

第一节颜元的家世和生平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

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

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

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

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

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

明崇祯十一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

这一年，颜元才四岁。

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

崇祯十二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

当时，国事日非。

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

出则抢掠，战则奔逃。

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

”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

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

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

伍兵土著不可逃。

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

”①后来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

顺治四年（1647），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

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

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

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

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

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

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

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

讼案完结，家产日落。

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

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

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②。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

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

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

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

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

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③。

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

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

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

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

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

“耕田灌园，劳苦淬砺。

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

”①
①《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②《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③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为谋生计，开始学医。

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

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

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

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

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

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
学家思想之大成。

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

“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

”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②，他都毫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

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

少顷，和敬依然”。

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

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

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①。

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

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

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

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

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

”②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

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③。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井田。

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颜元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

有人认为，实行井田是夺富民之产。

颜元反驳说：“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

..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不过，如何实行均田的理想，要“因时而措，触类而通”，能实行规划整齐、公私田分明的井田当然最好，否则可按各地情况实行均田。

他认为，只有实行了井田、均田，解决了百姓的土地问题，才会“游顽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

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颜元还认为，实行了井田，能“寓兵于农”，使兵农合一，提高军队战斗力。

他说：“自兵农分而中国弱..顶名应双，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买数粮。

支点食银，人人皆兵。

临阵遇敌，万人皆散。

呜呼！可谓无兵矣，岂止分之云乎！”而“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备。

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

一井田也，治农即以治兵”。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卷4《初寄王法乾书》。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李塨：《存治篇序》。

③《存治篇》。

兵农合一的好处极多；一是“素练”，陇亩皆阵法，民恒习之，不待教而知。

二是“亲卒”，同乡之人，童友相处，情义相结，可共生死。

三是“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则教农、教礼、教艺，为之父母。

有事则执旗、执鼓、执剑，为之将帅，其孰不亲上死长！四是“无兵耗”，有事则兵，无事则民，不费月粮。

五是“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即兵，无徵救求援之待。

六是“安业”，无逃亡反散之虞。

七是“齐勇”，无老弱顶替之弊。

八是“靖奸”，无招募异域无凭之疑。

九是“辑侯”，无专拥重兵要上之患。

其次，恢复封建。

鉴于明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训，颜元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应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

”有人认为，实行封建会导致朝政不稳，颜元说：“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

汉、唐受分封藩镇之害，亦获分封藩镇之利。

使非封建，三代亦乌能享国至二千岁耶！”“如此者，有事则一伯所掌二十万之师，足以藩维，无事而所畜士马不足并犯。

封建亦何患之有？”不过，他也强调，具体如何实行封建，要“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

再次，改革学校。

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王道为相生。

”不过，
“迨於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

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

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

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

”故曰：“学校之废久矣！”如今，应“痛洗数代之陋”，“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问，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所以，他竭力反对八股取士，“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

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

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顾甘以此诬天下也！”取代八股取士最好的办法，是重征举：“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

”颜元的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空想的成分，但在当时，应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后来，颜元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些政治主张，并无变化，某些方面还得到深化和发展。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有一妾，生子名晃，故对颜元颇有闲言。

颜元并不知自己父亲非朱翁之子，只以为晃是受到溺爱而已。

出于忍让，他尊朱翁之命与养祖母刘氏别居另舍，并尽让田产与晃。

康熙七年（1668），养祖母刘氏病卒。

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

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

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

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

”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

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

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

“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

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

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

”“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

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①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

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②。

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

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

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

康熙十二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

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

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

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

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

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

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

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

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

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

”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

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①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

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

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

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

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

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

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

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

”②康熙二十三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

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
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

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

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

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

兄妹相见，面对痛哭。

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

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

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

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

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

”因此，来问学者日众。

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

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

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

”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

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

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①。

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

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

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

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

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

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②。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

程朱之害，遍迷贤知。

”“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

”③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

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

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

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

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

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

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

”
①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

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

”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②《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第二节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颜元平生注重习行，不尚空谈，故著述不多，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

他的门人锺锌将其言行辑录成《习斋先生言行录》及《习斋先生辟异录》。

生平事迹则详载于李恕谷、王源所辑《颜习斋先生年谱》中。

颜元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化大势，自孔孟以后，气运日降，儒业日毁，“孟子后之道之
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

”具体认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

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

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

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①颜元学说与程朱理学有根本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质之性的善恶问题。

宋儒在观察宇宙和人生时，提出了“理”、“气”两个基本概念。

虽然也说，理、气是不可分的，但又认为，理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东西。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②在人性论问题上，朱熹同样地把“理”与“气”作为性的根源。

认为人禀赋天理产生“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道心），禀赋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又称人欲、人心）。

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只说人性是善的。

而说人有“气质之性”，则是宋代二程的发明。

朱熹继承此说，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是“浑然至善”的，专指理而言。

而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言之，人禀受气时有深浅、厚薄、清浊的不同，故性有善和恶的区别。

气质之性（人欲）是万恶的根源。

对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及理先气后的唯心主义见解，颜元持不同看法。

认为不能把理与气割裂。

“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

”③表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特别是在人性论上，颜元坚持孟子的性善说，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

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他以眼睛作比喻：“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

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

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

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以恶言。

”①那么，恶是哪里来的呢？颜元的回答是：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

他说：“岂不思气质即二气四德所结聚者，乌得谓之恶？其恶者，引蔽习染也。

”②譬如人的衣服若著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之，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

仅需清洗以去其染著之尘污，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②《朱子语类》。

③《存性编》卷1。

①《存性编》卷1。

②《存性编》卷1。

颜元进一步指出，宋儒认为气质之性为恶的说法，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

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

”③他著《存性编》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

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

”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为学的内容与途径问题。

颜元极为看重儒家经典学术思想及儒学人才的社会作用，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他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

人才者，政事之本也。

政事者，民命之本也。

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

”⑤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作用和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必须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事实功。

他响亮地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也”的命题，对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说教进行了修正。

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

..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

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①由此，在为学的内容方面，颜元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学习实事实物。

他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才是真学、实学。

“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

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

”②所谓
“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而言；所谓“三事”，是指正德、利用、厚生而言；所谓“三物”，是指六德、六行、六艺而言。

具体地说，就是封建社会中修己治人、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

如他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称：“齐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聪目明肢体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积精、寡言积气、寡营积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

闲男女之邪心，饬彝伦之等杀，正一家之德也；宫室固、器皿备、职事明，利一家之用也；仓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

建学校、同风俗，正一国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国之用也；仓府实、乐利远，厚一国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

”③在上述各项内容中，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

还常将礼、乐、兵、农并举。

如说：“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

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

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之也！”①他强调礼，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圣人之道，莫大于礼。

..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

”②
③《存学编》卷1《上征君孙锺元先生书》。

④《存学编》卷1《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⑤《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①《四书正误》卷1。

②《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习斋记余》卷1。

他反对重文轻武，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直接批判：“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③在为学的方法上，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

”④读书过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

”⑤因此，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

”“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

”⑥关于习行的思想，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

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自然，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有一回，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

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

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

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

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

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

此二堂同否？”①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

颜元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曾议定书院规模，更是全面、具体地显示了他的学术与教育主张：书院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

东第一斋，匾额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斋，匾额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阵营、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东第二斋，匾额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