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法学

中国文化与中国法学——贺卫方教授北京农学院讲座记录贺卫方/newlaw2002/SLC/slc.asp?gid=335574350&db=art本纪录稿由北京农学院政法系崔阳先生提供，供大家参考。

感谢崔阳先生对本站的大力支持！政法系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农学院作这次讲座。

你们的金瑞锋老师去年就邀我来参加你们系举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月系列讲座活动，给大家讲讲，但是一直比较忙，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望大家谅解。

另外，我先对今天能来听我讲座的同学表示感谢，欧洲杯激战正酣，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在这上面了，我想没有来的同学可能正在补觉准备观看今晚的英葡大战，其实我也是个球迷，如果今天我讲的不能令大家满意，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因为我也是天天在秉烛夜战，作球迷真辛苦呀！尤其是作中国的球迷！（笑声）好了，我们现在言归正转。

说到中国法律的教育，我们首先应该从大学说起。

我认为一个人进入大学受的教育应该是多方面的。

应该接受多方面知识的熏陶。

单一类的大学不容易将人培养成为一个“博雅之士”。

中国的大学呈现出来的历史是“分分合合”。

原来的那个单科性的学校开始合并，比方说北京医科大学，本来就是从北京大学分出去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在又回归了，回到了北大，成为北京大学的医学院，这样的话，学医的同学也可以在一个综合性大学，比如说他愿意去听一听西方哲学史，听一听电影艺术鉴赏，听一听行为艺术，比如说朱青生教授的现代艺术方面的课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课题，这样一个人就又进入了一个多学科的知识素养不断提升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趋势比较受欢迎，另外一个和合并相类似的一个趋势，原来的一些单科性的学校越来越走向综合性，越来越愿意去办自己以前没有的一些学科，纯粹办文科的现在开始办理科，纯粹办理科的工科（比如清华大学），现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力量。

像我们农学院，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哪会想象农学院竟然有政法系，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政法系，我们招收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我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研究法律，那么，这样的一个学校逐渐走向综合化，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所承担的使命，有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就是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具有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修养的，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工匠意义上的文化，而且是一种具有宽广的一种视野的这样一种人才，这是我们今天院系调整的，或说新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最让我们欣慰的一点。

当然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合并的太大，过去我们说吉林大学座落在美丽的长春市，我们今天可以说长春市座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到了长春，你满城市看到的是吉林大学的牌子，一个学校由于各个分校区离的太远，所以不同知识的交流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这种困难也许应该可能是暂时的，我们长久的来看，上一界主持教育方面的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许做了一件好事，也许并不是他有意识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考虑也许没有我这么深刻，能够考虑到教育体制，这是一个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或者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动，我们的教育又一次恢复回归到高等教育的一个政府组织，但我们今天走到许多学校，我1978年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个时候全国法律方面的高等院校只有5家，那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以及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招生，一晃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一年全国招生的规模，法律专业的招生规模大概是700人左右，我们西南政法一下就占了半壁江山，我们招了三百六十几个人，跟一年的天数差不多，大概是365个人，上大学学习法律，今天我们弹指一挥间26年过去，我们全国的法律专业的招生数量已经没办法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法律院系已经上升到了500所左右，是二十多年前的100倍，从5所到500所，这个说给外国人听是瞠目结舌的，二十多年增长了100倍，这是怎样的一种增长规模，到处都有学法律的，没有比学习法律更时髦的了，我回忆起来过去的时代，比如说再来看老舍的茶馆，他的茶馆里有一个二流子，几天不见，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二流子说：“我上法政学堂去了。

”开始学习法律去了，法律变成一个大家都愿意学，学了以后，将来要做一个法律人，要成为律师法官检查官，要用法律的知识改造这个社会，我想这么多的法律院系，每年都在培养着无数的人，这些个人进入到社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一定有着深远的意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将来走向社会，对社会要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这都是我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间可能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我们法学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要培养合格的法律人，这样的法律职业又给法律教育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挑战呢？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在坐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有一个机会交流，我想我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讨论，虽然今天人比较少，但是人少的讨论可以多一些人来发言，能够深入的聊一聊。

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这个社会从前有没有法律情节，我们的古典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用怎样的方式调整社会，我们是一个新的职业吗？我们这样的一种职业或者法律教育在100多年前，是否存在，著名翻译家林纾（shu），福建人，（和严复是老乡），是少有的翻译家，他不懂外语，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成为翻译家，他就是请了两三个外国的助手，给他讲这几本书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用笔写出来，而且用他自己的文字来斟酌，来翻译成中文，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考察，证明他的翻译有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翻译的那些错误往往是那些助手造成的，他翻译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自己的文章写的漂亮，他有很好的一种想象力，钱先生还说他的翻译起到了一种很难起到的功效，他激发了一个人的好奇心，你读他的一本，有些他的描述非常的奇特，不可思议，钱中书说他小时候学外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看了林纾小说以后，就想着小说人物到底是怎么写的，真想看一看外国人原来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他特别好奇，钱先生说的外语特别好，是中国人当中是少有的说的特别好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全部都是非常精湛的，文革后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那一口伦敦腔把别人震慑的简直是一愣一愣的，他从回国以后就再没有出过国，但是那一口典雅的英语简直是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一个人问他关于德语文学问题的时候，他用德语回答这个问题，用法语问的话，他用法语来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太吓人了，还有一方面可以说是天才的地方是，大家知道他在围城了说的非常确切的描述。

那么林纾先生当年翻译很多的小说，其中有一部小说叫《理获大梦》，欧文.华盛顿的小说，讲的是有一个人上山上学，走在山里面遇到一个人，跟那个人在一起聊，聊着聊着他好象睡着了，睡着以后下山，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发现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有许多他当年认识的人都死掉了，许多年轻人他都不认识了，因为他这一觉醒来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

我们说在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一下都死了，后来一觉醒来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了，他会发现中国社会真的是沧海桑田，沧海桑田这个词真的是失去了夸大意义，因为这个社会太不一样了，人们说的话全都听不懂，比方说他到一个地方，叫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是什么东西，他知道有个地方叫衙门，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叫法院，他一看，里面的情况全部和他熟悉的以前的衙门的情况不一样，衙门里办案子不是打板子吗？当事人不是跪在法官的面前，前面这个法官穿的法袍又不是包拯穿的他习惯的那套服饰，比如那时候的律师，律师不是讼棍或者叫讼师，那个时代讼师是不可以在法庭上出现的，他只是地下工作者，帮着做一些地下工作，不能在法庭上出现，而今天在法庭上有一批人，好象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代理他所谓的当事人，一系列的法律概念法律术语听不懂，什么叫无罪推定，刑法，民法，诉讼法，这是什么根本就搞不懂，他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们知道中国近代法律术语基本是来自西方，而且基本上是转口贸易，从西方到日本，日本再转到中国来，我们要把日本的那些概念翻译成程序，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破产法，有一些概念到现在我们和日本上的理解是不大一样的，中国人理解不了为什么用经济这个词来翻译economic,中国古典时代的经济（你们知道）经国济事，是政治词，但是日本人硬是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经济学，搞的中国人当时非常的困惑，后来我们再说经济学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是政治学的意思，我们经济学讲财政，讲税收这些东西，法律方面有一些概念，也令人困惑，比如说破产，什么叫破产，破破烂烂的产业叫破产，也搞不懂。

假释，假释是什么意思，假装释放？这个概念和我们的中文习惯词汇不太一样，原来日本词汇里假这个词有暂时的意思，所以这个暂时释放翻译的挺精准，在中国人的语境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表达，大家知道取缔在日语里是管理的意思，比如说经理，在日语中叫取缔意，是管理者，到了我们这里是取缔法轮功，取缔--在这里不是管理法轮功了，而是把它灭了，但大量的这种词汇引进到中国来，我们法律的词汇（大家可以看）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里面列出来许多词汇是中国人从日本引进来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多少法律词汇，我们今天法律界所使用到的，见惯不怪，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于我们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么这样一个从100多年前的变化可以说是两千年来的未有之穷竭巨变，两千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西方列强到中国来所提出的挑战，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从没有遭受过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中国社会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危机，一些挑战，比如说第一次大的变革，是从井田制向郡县制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形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具体条件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曾经受过外来文化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影响着我们的国家，佛教传到中国来，对中国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时候我们讲理智，但这种东西也是很有力量的，佛教传到中国开始时，包括皇帝都喜欢佛家的学说，因为古典思想非常偏向于纯粹世俗的思想，比如孔子的论语，这本书基本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隔壁的一个老头，礼之用和为贵，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叫孝道。

孝道最重要的不是你给你的父母钱，给他们饭吃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必须有一种非常好的表情，非常好的心态对待父母，这是最重要的孝，而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一种支持。

孔子天天讲的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没有考虑一种更加韬略的东西，你看不到我们是如何理解人是怎么来的，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他对于佛与怪，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基督教告诉我们是上帝造出来的，我们要忏悔，我们要审判，上帝降临人世间来拯救，然后我们需要一种救赎，描述未来的天国，未来的地狱，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神学的体系，都是在中国古典思想里特别缺乏，我们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最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东西，只有文字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