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与租赁第十讲

第九讲：中国信托业的产生和发展最近新看了一本书，是罗尔纲30年代写的关于回忆胡适的文章。

不知你们看过没有。

这本书重印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是现在才看。

我看书有一个毛病，所有流行的，刚出来人人轰动的东西我是不看的，一定要等凉一凉以后再看。

这本书也是一样。

结果一看就受到非常大的启发。

胡适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里，胡适称赞罗尔纲是一个不苟且的人，就是说他做学问做人认真，一丝不苟，一点一划不肯苟且草率放过，说这不是别人给他的，是他自己最大的本钱。

胡适又说，作为老师，只不过是随时提醒他罢了。

因为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稍一不留意，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

我读了这些话以后非常受震动。

因为这些东西，恰好是北大人所缺乏的。

北大从来都不乏新思想，新观点，但往往流于散漫，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最缺乏的就是一丝不苟的精神。

所以一个北大人要想真的做出一点成绩，一定要在有创造力的同时，具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千万不能认为，反正我有创造力，散漫一点没有关系，甚至把这个当成优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反过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走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后来我就进一步想，要把一丝不苟形成习惯，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可能能做到一丝不苟，但长时间就很难说；在大多数时间都可以一丝不苟，但到了最后关头，到体力、精力接近极限的时候就很难说；在单位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丝不苟，回到家里就很难说；在众人面前可以一丝不苟，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很难说；平时都可以一丝不苟，遇到紧急的情况就很难说；身体好的时候可以一丝不苟，生病的时候就很难说。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产生出这样的想法，算了，就这样吧，用不着那么精益求精。

很多好东西就是这么悄悄滑过去了。

这么看来，能够始终坚持做到一丝不苟并形成习惯的人，可真是了不起。

我妈给我讲了一句话，我总是记得，她说，细节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是非常对的一句话。

一个人只有把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看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肯懈怠的过去，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圣人了。

所以孔子才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到了七十岁才做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都合乎规矩。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庸的含义。

中庸就是合乎规矩，但不是被动的遵守规矩，而是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习惯。

而凡是符合规矩的一定不会错。

所以人到了那个时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状态。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到中国信托业的研究。

在后面的讲授中，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始终保持对前面课程的敏感。

中国信托业的所有问题，都和我们前面的讲授有关系。

当然，我们不再会专门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谈。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信托业信托自英国诞生以来，在英美法系国家有了飞速的发展。

但信托概念和实务引入亚洲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是同时引入信托业务的。

日本比中国大概早了不到20年。

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作为重要金融创新工具的信托也被引入中国。

但最早的信托业务开始于何时，迄今尚未有统一的结论。

一个见得比较多的说法是，“信托”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可能是1919年，当时，聚兴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最早的信托业是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以从事信托业务开始的。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我查了民国时期的很多资料，找不到。

更有意思的是，你们在资料里会看到，19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标明为“信托公司”的企业“中国商业信托公司”在上海成立。

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成立信托公司的肇始。

开始我对这句话也深信不疑，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

最近有一本书，是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的著作《上海信托业研究》，刚刚出版。

这本书对旧中国的上海信托业进行了详细考察。

因为这是一部金融史的著作，很多资料都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

我觉得它比较可信。

她把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12家信托公司的开办时间都列了出来。

中国商业信托公司是1921年6月创办，11月14日开业的。

而在5月份，中易信托公司就已经创办了，而且是9月1日开业。

无论从哪一个时间算，中国商业信托公司都不是最早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人，可能是台湾的学者，提出了这个看法，后来的人也就这么说了。

至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讹传讹，就谁也不知道了。

所以也可以看到，对中国信托业的研究真的是非常薄弱，连最基本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什么时候最早产生也弄不清楚，更不要说基础的数据和资料了。

我现在真是忧心如焚，这里面的金银财宝太多，我的时间又不够，拼了命也干不完。

我们再看一看这些最早的信托机构从事什么业务。

现有的资料一般都会说明，在当时的银行信托部中都开设了保管箱业务。

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设置了140多只木制保管箱和200多只钢制保管箱。

另外，浙江兴业银行也开始经办了出租保管箱业务。

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中国信托业的肇始。

你们觉得这个说法对吗？（讨论）我觉得还是《上海信托业研究》一书中的有关提法比较可信。

她在第一章《上海信托业的兴起》中的开篇就指出，在中国，近代信托活动的出现早于信托学说的输入。

最早出现的专业信托机构是1913年设立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

这个说法比较可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信托业比中国要早。

而东北一向被日本视作殖民地，而且日本当时对东北是真经营。

因为日本国土太小，所以它夺得台湾，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取得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后，是很下了一番功夫。

我们建国后的重工业基础，主要是从日本人手中拿来的。

有些东西到现在还在用。

所以日本人在殖民过程中把信托业务直接引入到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保管箱业务，是不能算作信托业务的。

当时尽管人们也把它称为信托业务，是对信托业不了解的缘故。

当时的这种业务，更类似于一种租赁业务。

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没有财产权的转移。

我们知道，信托关系的最重要的点就是涉及到财产权的转移。

当委托人把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的时候，这个财产就和委托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它的所有权属于受托人，由受托人进行管理和处分。

我们看到，在保管箱业务中，信托部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以用来保护财产的工具，既涉及不到财产权的转移，也不存在受托人对财产的管理。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中国信托业的开端以上海1921年5月——7月间迅速成立的十二家信托公司为标志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信托业为什么一下子突然间兴旺起来？根据何旭艳的研究，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1920年下半年开始至1921年初，上海市面的银根变得极为宽松，银洋库存极其充裕，充斥于市面上的过量游资急于寻找有效的投资途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工商业停滞不前，银行钱庄变得极为谨慎，不敢贸然放款。

大量资金必须寻找有效的流动渠道。

另一个原因是投机。

在1920年到1921年间，上海交易所纷纷成立，大笔资金投入到交易所中，开展投机生意。

这种投机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风险，当时银行界也对交易所趋于谨慎，使交易所资金来源成为问题。

但这时候的高额利润已经令投机者欲罢不能，为了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他们开始创办信托公司，募集社会游资，然后以交易所股票向信托公司抵借资金。

所以这些信托公司完全不懂何为信托业务，成立信托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投机。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虞洽卿就是华盛信托公司的发起人。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信托公司，当然一遇到金融风险就立即倒闭了。

当时只剩了中央和通易两家信托公司保存下来。

从1928年到1936年，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国内经济实现了初步的繁荣，信托业也随之又发展起来，成立了数量众多的信托公司。

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央银行而成立了“中央信托局”，专门办理各政府机关交办的信托业务。

但这种繁荣的状况很快就被日本人打破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1949年，由于连年战争，信托业基本上没有得到恢复，只能是勉强维持而已。

这些情况，同学们可以进一步参考《上海信托业研究》这本书中关于相关史料的介绍。

我们总结一下旧中国信托业的特点，一个是当时的信托主要以商事信托为主，几乎没有民事信托，也极少见到公益信托。

另外一个特点是，信托往往和银行业相互兼营对方业务，这一点和美国相类似。

应当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与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托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这一进程被中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于大陆地区的中央信托局和各家银行的信托部，并对其中的大多数予以清理，结束了业务。

仅将原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信托部保留了下来，并进行了改组。

但很快这些信托公司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与赎买，都相继销声匿迹了。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是财政主导型的，财政居于国民经济的中枢地位，金融则成为财政的附属，银行也只是作为中央财政的出纳机构而存在，从而，作为金融体系组成部分之一的信托因为不再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和客观条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1979年10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经过近30年的沉寂，信托业正式在中国恢复合法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成立了信托咨询部，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成功地发行了100亿日元“武士债”。

在此前后，第一批信托投资公司相继成立，由此掀开中国信托业发展史上“治乱循环”的序幕。

当时为什么会成立中信？这就又回到了我反复给大家讲过的，中国政策的渐进性。

其实最初成立中信的时候，经过半个世纪的折腾，已经没有人再懂得信托究竟是何物了。

即使老一辈的人有所了解，也是对建国前的信托印象。

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旧中国的信托业从事的也不是信托业务。

所以当时成立中信，绝对不是因为国家要去发展信托业。

当时有另外的考虑。

成立中信是邓小平的主意。

他当时找来了荣毅仁，希望他组建中信。

让我们假设一下邓小平当时的考虑。

邓小平考虑的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

对于金融来说，是改革的问题，但也有开放的问题。

但改革要先于开放。

大家要注意，我们将改革，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重建的问题。

比如教育。

十年文革把教育砸了个稀巴烂，老师都变成了臭老九，哪有什么教育。

所以1978年以后，对于教育的问题，是恢复，是重建，比如我们现在说恢复高考30年，就是这样。

这里面没有改革的问题。

金融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银行什么事的。

银行就是财政的出纳。

所以银行和金融业也是恢复和重建。

因为当时整个体制是铁板一块，改革的任务是为了把这块铁板打碎，硬打是不行的，所以就要想办法从这个旧体制外弄出一个特殊来，等到这个特殊壮大起来了，这个旧体制就自然而然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