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中的异托邦_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_孙杰娜

社会科学研究2016.1.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孙杰娜〔摘要〕当代美国医生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

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

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异托邦；空间叙事；美国医生书写〔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83－07①另一个说法是Medical Narratives ，但该说法包含意义甚广，既包括医生作家和医学生的文艺作品，也包括医疗相关的书写，如病历等。

此外，因为国外有学者（如Suzanne Poirier ，2009）曾专门研究医学生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 ）作品，为区别起见，本人使用Physician Writing 来特指取得行医资格的医生作家的文艺作品。

此处的physician 取其广义，泛指医者，包括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等。

关于Physician Writing 这一说法的解释，详见孙杰娜《阈限·叙事———当代美国医生作家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的前言部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医生界别研究”（14CWW009）〔作者简介〕孙杰娜，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美国文学博士，湖北武汉430072。

随着叙事理论在医学界的渗透发展，当代美国文学与医学的结合在过去四十几年里得到长足发展。

美国当代文坛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医生作家，如外科医生理查得·谢尔泽（Richard Selzer ）和内科医生亚伯拉罕·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 ）等。

他们既是医生又是作家，他们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中间地带诉说在生死苦难面前的点滴感想，反思多重身份碰撞下的生存状况。

文学与医学在美国当代语境下的结合既是文学积极参与时代中心话题的表现，也是医学界抵制理性崇拜和科技至上的狭隘理念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

可以说，文学与医学的结合既是文学的自觉，更是医学的自觉。

医生书写（Physician Writ-ing ）①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把医学目视（the medi-cal gaze ）从患者身上内转到自身的产物，也是他们以局内人的角度从内部解构医疗话语霸权规训作用的尝试。

医生书写有别于其他文类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医院场景。

无论是虚构叙事，还是非虚构叙事，医院始终在医生书写中扮演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

医院不仅是医生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促成故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医院在控制人类疾病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但它同时也是现代医学话语霸权实践·381·其权力的平台，是社会按照既有规范（norms）规训越界个体的场所。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体系中，医院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一直是他考察的重要对象之一。

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更为理解医院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以及发生在这个密闭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1967年福柯在一次建筑研讨会上对空间问题进行专门阐述。

在其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中，福柯追溯了空间理念发展的历史。

〔1〕中世纪的等级定位空间是一个由森严等级制度划分的场所的集合，如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划分等。

而伽利略的发现使人类意识到一个“无限的，并且是无限宽广的空间，”也即广延性空间。

福柯的空间观有别于古典哲学和经典物理学的空间概念。

他认为现代空间概念的关键词是“位置。

”“位置由点和元素间邻近的关系确定……而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

〔2〕空间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单一同一的。

空间是各种关系以及各种异质元素互相作用的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的复合体，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基础。

而如何在这些权力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常是现代焦虑感的根源。

福柯进一步指出，在这一个个权力网络中，某些特定关系的集合所定义的特别的位置便构成了异托邦（hetero-topia）。

福柯认为，“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

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

”〔3〕异托邦存在于每个文明和每种文化中。

其存在撕开了现代社会理性有序的外装，展示的是被抑制的和被边缘化的疯癫和非理性的世界，是更真实但同时又可能令人更加不安和焦虑的另类空间。

监狱、公墓和殖民地这些被边缘化的、与现实社会异质的空间结构便是很好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福柯设想的异托邦具有现实和虚拟想象多重性质：有些异托邦有明确的位置，可以指认；有些异托邦在现实中并不以实体存在。

按照福柯的设想，当今的网络空间以及诗学空间等都可以算是异托邦的一种存在形式。

无论有无实体存在，异托邦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们能把理性世界所抑制的真实世界的另一面，如暴力、死亡、疯癫乃至狂欢等充分展现出来。

这些空间结构是各种权力关系相互作用，尤其是边缘地带与权力中心抗衡的基础，更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否认，不可忽略的存在。

从这个层面上讲，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

通过叙事，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交叉空间（也是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

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一、偏离异托邦：医院空间福柯在其《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梳理了西方医学发展的轨迹，重点讲述西方医学如何从古典分类医学发展到症状医学再到临床医学。

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西方医学的三次空间化，也是治疗场景的空间变化。

第一次空间化中，分类医学赋予疾病“一种组织，并被划进科、属、种的等级系列”。

〔4〕分类医学认为，“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

〔5〕基于此，分类医学的诊断和治疗依托于描绘疾病种属关系的表格和图像，“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6〕，而忽略了作为疾病发生的场所———人体。

社会空间更加不在分类医学者考虑的范围内。

因此分类医学所产生的是“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没有发展的空间”。

〔7〕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序的同质的族谱式平面。

正是由于对疾病朴素和本真的认识，“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也没有医院环境施加的强制———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场所自发地分化，而这种场所应该反过来又成为疾病自我消除的自然场合”。

〔8〕这个自然场合便是家庭。

这是一个最自然，也是最自由的社会空间。

在医学的第二次空间化中，疾病跟身体的关系得到重视，疾病不再是超然于身体实体的存在。

对患者身体的关注使医学逐步摆脱了简单的种属归类。

医生通过医学目视的作用和对身体变化等的精细感知，重新审视人与疾病的关系，并致力于复原疾病在人体这个动态空间所体现出来的厚度，或者是复杂度，如关注具体患者的动作、姿态和其他种种表现。

〔9〕第二次空间化实际上把疾病置于人体这个神秘的空间中，并确定了医生、病人和疾病所构成的复杂权力网络。

但此时医生对人体内部空间的了解仍有限。

这两次空间化产生的较为朴素的和自然的医疗实践也是当代美国医生作家关注的对象之一。

从1970年代起便活跃于文学与医学领域的外科医生谢尔泽在其叙事中便多次表达对居家治疗的怀念之情。

如其故事《骗子》（“Im-poster”）讲的便是一个患病的逃兵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并利用最自然、最原始的方法以及当地的草药等为当地人治病的故事。

〔10〕这里没有侵入性的治疗（aggressive treatments），也没有特效药，更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那个伪装为医生的逃兵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对患者加以适当的干预，仅此而已。

这种怀旧既展现了谢尔泽一直以来对人体奥妙的欣赏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过度机械化和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现代生物医学的抵制，也即对医学第三次空间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481·的控诉。

第三次空间化是“在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分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

〔11〕随着医学的发展，尤其是解剖学的发展，医学目视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至的人体内部空间。

第三次空间化颠覆了前两次空间化所产生的医疗实践和医疗机构，促使了现代医院的出现。

福柯认为医院的产生，也即医学的第三次空间化，“揭示了一个群体为了保护自身而如何实行排斥措施、建立救助方式以及对贫困和死亡的恐惧做出反应等等的方式。

”〔12〕医院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面对种类越来越多和杀伤力越来越大的疾病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疾病本来是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疾病所处的社会空间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

在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下，新疾病出现，既有的疾病也可能产生变异或者并发症等，疾病不可避免地变得多样化了，而且更加复杂，更加不自然。

因为各种现代化技术的介入，以及现代医学对数据、影像等的过分依赖，居家治疗似乎已经不太现实。

疾病也逐步从最原始和最自然的家庭环境转移到医院这个复杂无比的现代人造场所中去。

福柯认为，疾病在社会空间里的转移，也即从一个大众共享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也不是单一的）中被转移到一个专门为患病个体所设的异质空间里，促使患病个体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产生变化。

在生理层面，福柯把医院看成是把患病个体从一个自然的、原生的家庭环境转移到一个“各种疾病混杂的邋遢花园。

”〔13〕疾病在这个复杂又危险的环境中不断改变其本质，变得扑朔迷离。

福柯关于医院的评述看似过于偏激。

不可否认，医院的存在以及基于医院资源的各种现代化治疗技术控制了很多过去的致死性疾病，从而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因为各种疾病在此场所交叉汇集，互相作用，加上人为的因素等，有些疾病朴素和本真的特性已经发生变化，从而出现了各种交叉感染或者并发症等问题。

而这些新问题可能比原来迫使人们到医院就医的问题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