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度的发源地。

但英国的陪审制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法兰克移植而来。

诺曼征服后，这种制度被带到英国。

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灵顿诏令》，将陪审制正式确立下来。

诏令规定，发生刑事案件后，必须由熟悉情况的12名陪审员向法庭控告并证明犯罪事实，这就是所谓的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

但这种由同一批人既控告犯罪又证实犯罪的制度，极容易使被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1352年，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起诉陪审团参与审判，要求另设一个12人的陪审团进行实体审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陪审团。

目录不了解法律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律的现在。

——-- 霍姆斯两个陪审团至此，英国出现了两个陪审团：大陪审团负责起诉，决定是否对嫌疑犯提出控诉；小陪审团负责审理，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大小两个陪审团在英国共存了几百年，并由此构成英国陪审制的重要特点之一。

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19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 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

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

终于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 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

并于1948 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

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曼输入。

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 (Ethelred) 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 (wapentake) 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 (reeve) 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

” [4] 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 Dunstan 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

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 ,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 8 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 Inquest 或Inquisitio ），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

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采用的。

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

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地方封建主断不能使用。

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

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比如行政官吏向其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

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

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就是1086 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

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 , 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

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

当然，如前文所交代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 justices in Eyre ）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

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

另外，由于召集的十二人往往代表了其所在的村社共同体的意志，而村社共同体的意志在当时对诉讼当事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威权，故而陪审团提供的有关意见也更容易为当事人所尊重王室司法的威望。

陪审团在王室司法中所具有的所有这些优点，都有利于王室的司法权向地方和封建的司法权渗透。

后来随及客观形势的需要，王室新的令状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22] ，这同时意味着陪审团在司法中的适用不断地“蔓延”，更直接地不断地得以扩张，由王室法官主持的审判一步一步地排挤掉了地方封建司法权。

由于从 13 世纪中后期始，王室司法机关逐业化，因而整个王室司法开始专业化。

而地方封建法庭的运作一直是非专业化的，多少带有民众团体司法的性质。

[23] 这挤或取代非专业化的地方封建法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专业化的法律体系——普通法逐渐形成。

普通法的形成大大地改观元、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法制局面，为国王统一管理国家，实现集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王室了干涉地方司法权，扩张王室司法权；也正因此陪审团在英格兰得以迅速发展。

编辑本段陪审团制度的意义英国法律史研究专家 HOLDSWORTH 更英王室向地方渗权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

[24] 需加说明的是，亨利二世起初只是将陪审团适用于民事诉讼，但是没过多久（两年后），他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强王室对陪审团引入了刑事诉讼。

正如历史一贯表明的那样，由于早期国家观念的淡薄，对犯罪的控诉权基本上操于私人之手。

这惯在当时的英国就是表现为“重罪上诉”（ appeal of felony ）。

重罪上诉（非今日意义上的上诉）制度赋予受害人的男性臣有对重罪（轻微的“犯罪”可能根本不被视为犯罪，不过是一般侵权而已）提起控诉的权利，并且对重罪上诉的管辖权由于到了亨利二世时期，王室对全国实行控制的愿望和实际能力都在加强，重罪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国王安宁和国家安全的上诉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力度又是如此地有限（私人之间往往私了或出于害怕败诉而不敢起诉），自然而然，亨利二世急切地希望找到治罪的其他良方妙药。

最后，亨利二世所想到的还是他所熟悉的陪审团，这种陪审团要向王室巡回法官宣誓检举重罪。

这就是起诉产生。

这种起诉陪审团由王室巡回法官从百户区中召集产生，巡回官员向被召集的陪审团询问是否有犯罪发生，嫌疑人是向巡回官员检举，否则要受到重罚，而那些被检举的嫌疑犯就会作为被告在王室法庭上或者说巡回法官面前受到“水审”法使得少数几个法官就能在几天内处理数以百计的案件。

用英国法律史研究专家道森（ DAWSON ）的话说，采用陪审团的办伟大的创举”，“它几乎使得地方特权不能得到保障”， [25] 王权由此深入地方内部。

1215 年封建贵族愤愤不平地逼迫约（ Magna Charta ）就是这种王权过度侵夺封建地方权力的体现。

[26] 要说明的是，起初亨利二世只是使用大陪审团来“起陪审团扩展到刑事审判，被检举的被告仍接受神明裁判——水审。

但是，后来由于 13 世纪时人类理性逐渐抬头，教会法学原则，教皇英诺森三世审时度势，于 1215 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会上废止了通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明裁判。

由此迫使世俗刑事案件时采用新的审判程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王室便将审判陪审团引入刑事审判。

[27] 这就是刑事小陪审团然而，国王为了尽可能地打击国内犯罪行为、维持王国秩序，他要控制整个刑事审判。

于是，国王挖空心思要控制小陪审团小陪审团尽量循着国王的意志运作。

起初，他的办法就是让起诉陪审团的一部分成员进入小陪审团，并构成小陪审团成员些就是，国王从起诉陪审团中挑出他所信赖的一部分成员（这些成员构成小陪审团的大部分），然后再点缀性地从外面加入几成了小陪审团。

显然，这样的小陪审团一般都会说被告人有罪，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陪审员原先就是检举被告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起员若在法庭审判中（作为小陪审团成员）“裁定”被告无罪，就会受到重罚，因为国王规定一个陪审员不能作互相矛盾“王的这种做法一直心怀不满，因为这会明显地导致审判不公。

后来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盛，国王不得已于 1351—1352 年下令允成员提出反对或回避，自然那些曾参与起诉陪审团的成员一般就会遭到反对，从而被“淘汰出局”。

由此，渐渐地，大小陪并终于在后来完全分离。

但是，国王仍绞尽脑汁力图控制小陪审团，比如陪审员要由王室官吏挑选；在很长时间里（约至在陪审团面前提出其它证据或证人；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不准被告获得法律顾问的帮助；陪审团若作出了错误的有罪裁定被追究责任，被告对错误的有罪判决也没有正规的可救济的途径（对刑事陪审团的错误裁定提供新一轮的审判直到 17 世纪中 14 世纪已被许可），但是若陪审团作出了无罪裁定，开释被告，即使是正确的裁定，陪审团定要受到国王的严厉处罚，国王正是这样通过种种办法来控制刑事陪审团（这种严厉的控制当然也同样见诸于民事陪审团），使其服务于国王打击犯罪的。

无庸多言，刑事陪审团也同样不过是王室实现、维持其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刑事被告人拒绝接受陪审团审中难有公正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国王通过种种酷刑来逼迫被告接受陪审团审（直到 18 世纪，被告人不申请陪审团审[30] 对此， MAITLAND 直言道，陪审团（刑事与民事）之所以能在英国得以迅速地蔓延与扩张且得以稳固，根本上是出于英王室的政治需要。

[31] 至此，纵观陪审团在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我们所能清晰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陪审团一直是作为奉诏履行义务，向王室提供其所需要的相证言的民众团体证人，它们是王室向地方攫取权力、力图实现其中央集权、控制全国秩序的有效工具；并且也正是因为如此格兰非常迅速地扩展蔓延并立稳脚跟。

换言之，作为证人的陪审团，其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绝非出于民众的需要，恰恰是出于在某种程度上民众所反感的王权上非出于司法公正之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