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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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属于“文化保守主 义”和“制度自由主义”两者兼具。 也 正 因 如 此 ，有 人 将 余 英 时 和 胡 适 放在一起作对比，谓之“胡适之后第 一人”。自尊自信又开明开放——这 样的文化关怀、文化态度，才是智慧 的，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知识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 界文化之林。
颁奖词这样褒扬他：“深入探究中国 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 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 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 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 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 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 代诠释。”
余英时非常尊崇钱穆先生，1973 年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书院院长、香 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返哈佛 任教。我女儿徐鼎鼎如今正在香港 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先秦两 汉文献，和余英时先生属于校友—— 算起来是孙子辈的。她告知，因为疫 情，学校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刚 有 发 表 悼 念 余 英 时 先 生 的 文 字 ，讲 到他在担任副校长期内，“曾拟定多 个研究中国文化计划，并亲自推进各 学 科 的 沟 通 合 作 ；余 教 授 凭 藉 其 杰 出学术成就和对大学发展的宝贵贡 献，于1977年获颁中大荣誉法学博士 学位”。为表扬余教授为史学作出之 贡献，港中大新亚书院联同崇基学院 于2007年创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 座”，每年邀请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 就之学者发表演讲。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阅读书目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阅读书目（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类图书1、刘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3、俞理明：《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4、张和生：《汉语可以这样教——语言要素篇》，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5、齐沪扬、陈昌来主编：《应用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8、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9、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0、崔永华主编：《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1、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2、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3、李如龙、苏新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版（二）中华文化及文化教学类图书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李晓琪主编：《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5、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周思源主编：《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陈申：《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8、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9、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0、(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1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三）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类图书1、王佐良：《欧洲文化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版2、胡文仲：《跨越文化的屏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3、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4、刘曙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7、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8、(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9、陈锐：《中西文化的振荡与循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美）Hinkel ：《第二语言教与学的文化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四）教育学与心理学类图书1、袁振国：《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叶澜等著：《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3、郑金洲：《教育文化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5、王耀廷,王月瑞编著：《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6、（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张新平：《教育管理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8、（美）布鲁纳：《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9、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0、皮连生主编：《教育心理学（第三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1、任长松：《探究式学习——学生知识的自主建构》，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五）综合素质类图书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薛涌：《谁的大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6、（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桂敬一编：《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余英时（1900年-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余英时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熟读经史。
在父亲的影响下，余英时从小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早年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指导来研读古代经典。
1919年，余英时考入湖南师范学校，并开始正式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和哲学。
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192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并继续深造。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余英时的学术道路并不顺利，由于他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学术立场，多次遭受打击和迫害。
在1932年至1945年的时期里，他曾多次被迫离开教职和学术界，受尽苦难。
期间他曾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新疆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或任职，但都不得善终。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努力学习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他积极发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尤其是他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外塙论”、“时间论”、“六十年周期论”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幸的是，余英时在1964年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4岁。
他的离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今天，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位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__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莩阝英彳文学是人类借助于语言文字以艺术地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借以丰富知识、提升智慧、陶冶情感、塑造灵魂的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文学正是这样一份极其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仔细地品读、深人地体验和充分地阐释，从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为世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独具一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汲取传统而面向现实，立足本土而心怀天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文化担当。
在人类心理层面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
正如钱锺书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强调“心理攸同"、“道术未裂"原本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贯主张。
《孟子·告子下》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剥离孟子所谓“理"、“义"特指的“仁义礼智"之类涵义，将“理'、“义"抽象为人类文化积累、文明发展所共有的行为准则、观念准则、精神准则，这不就是东西南北“心之所同然者"吗？《易·系辞下》从反面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能否超越“殊途"而求得“同归"，融会“百虑"而达臻“一致"，这应该是我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当今置身世界文化格局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终极追求。
首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的研究成果中，撷取价值丰厚、意义深远的概念和命题，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借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为历史学辩护
《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 第3期 (2005)：读书评论为历史学辩护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韩健平①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以时间中的人类为中心。
他将历史学家比喻为童话中的一种妖怪，只要闻到哪里有人肉香，就在哪里出现。
任何人阅读到这样的内容，恐怕都会哑然失笑，并且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或许还会对布洛赫这个人感兴趣。
布洛赫是上个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 1939-40)②和《法国农村史》（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 1931）③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上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此外，他还对古代奴隶制度、卡佩王朝诸王创造奇迹的能力等诸多问题进行过引人瞩目的探讨。
在《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小册子中，布洛赫更将自己的研究投向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
他对历史学更广泛的兴趣和开创新历史学的雄心，体现在了他与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 1878-1956）共同创办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中。
这本学术刊物倡导跨学科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将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的结构、情势、周期、增长等概念引入历史学，提出了一种极为丰富的关于人类时间的概念，形成了后来对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布洛赫的一些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位早已在西方学界闻名遐尔的史学巨匠，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已经在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显现出强劲的影响力。
正如T. S. 布朗在1989年版《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崇高地位都取决于他的著述和行动：他是受人敬重的同事和师友，同是他又满怀激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法国和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所进行的各种斗争。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董卫国【摘要】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
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
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
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
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Two typical Confucianism dilemma views of the 20th century a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In 1960s, American scholar Levinso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useumiz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ad been unable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explain for the modern reality, and had lost their impact in the realistic society. Levinson pointed out that confucianism＇s museum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fate of the conflict of Confucianism＇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1980s, another scholar YuYing-Shi put forward ＂Lofty Spirit＂ the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earch＇s divorce from the reality. This leads to that, Confucianism exists only a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knowledg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eliminary reflects on the source of Confucianism dilemma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argues that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nflict with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suitable to provide culture resources for solving the alienation problem brought by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depends on both the academic research＇s breakthrough in Confucianism research as well a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construction.【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3)001【总页数】6页(P64-69)【关键词】儒学;现代困境;“博物馆化”说;“游魂”说;复兴【作者】董卫国【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碰撞以来，作为传统文化骨干的儒学逐渐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
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
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
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
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
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
《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
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
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
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
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
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
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学生：王瑶作者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熟知世界历史。
以中国古代的士阶级为入手点，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士与当今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士阶级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使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阐述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级在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品味这个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独特的个性魅力。
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观点，而是以当时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当时的历史情境还原给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作者抓住了士的两个特点。
一、与西方对比，士把“道”当做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超越个人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的意义。
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阶级士的不同发展历程。
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自己通过史料品味和感受，以史为鉴，更启迪当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治世风骨和入世情怀。
《士与中国文化》以朝代为叙事线索。
首先，追溯士的起源，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游士，但是当时的士与庶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明显。
之后，在战国时期，经过激烈的战事，游士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到秦统一前后，士逐渐被统治阶级转换吸收，成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
到汉代，士又被统治者任命为循吏，旨在教化人民。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夺政，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但是王莽改革触动了士阶级的利益，导致其失败。
从中可以看出经过两个王朝的发展，士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到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黑暗，报国无望，许多知识分子都归隐山林，佯狂而抨世，传承着初秋时期的俳优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
到宋代士大夫更多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明清王朝灭亡，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面我主要以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士的表现以及社会礼教的变化，表达我对士的看法。
在东汉末期王莽夺政靠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士已经从春秋的游士，转变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群体。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20(Y8年第5期学术探索2008年10月No．5，2008Ar口demic E x p l o r a t i o n oct．．2008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侯宏堂(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
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
考察余荚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关键词：社会重建；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fr值系统；人文学术；社会重心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c15—0121—07曾获素有“人文诺贝尔”之美誉的“克曾格人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
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余项时先生由于其近代中西方文化的辩论虽仅局限在某些知识分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及对中国史研究无疑是当子的小圈子之内，但经辗转传播之后也往往会影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
余响到知识界以外的一般人士，逐渐对中国的价值英时先生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从史学的立场观念发生误解或曲解。
由此，余先生指出，中国去认识与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内文化的基本价值虽然存在，却始终处于“日用而在变迁与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不知”的模糊混乱的状态之中；中国现代化的困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与思想的基础。
一言以蔽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而把传统文化和之，余英时学术的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重建。
现代生活笼统地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尤其余英时先生曾明确有言：“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问是乱源之所在。
[2J(附锱’ 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余先生还曾用“死而不亡”来概括传统的价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的重建心得体会
中国文化的重建心得体会中国文化的重建实际上是在回归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这个过程中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且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和意义。
首先，中国文化的重建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许多中国人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追逐西方的潮流。
然而通过参与重建中国文化的活动，我意识到中国文化是如此丰富而深厚，可以为我们提供无穷的智慧和价值观。
我开始重新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等，深入了解其中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规范。
这让我感到自豪和自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独特性和责任感。
其次，中国文化的重建让我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没有传承，文化就会逐渐湮灭。
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我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技艺和手工艺品正逐渐消失。
比如，传统的木雕、剪纸、蜡染等工艺品越来越少见，年轻一代对这些手艺也缺乏了解和兴趣。
因此，我开始主动参与传统手工艺品的学习和推广，希望能够为传承中国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次，中国文化的重建让我意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城市化、商业化等。
许多传统的建筑和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被破坏和消失的风险。
因此，我开始参与各种文化保护项目，希望能够通过保护传统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重视中国的独特文化。
最后，中国文化的重建让我意识到文化创新的重要性。
重建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通过参与一些文化创意活动，我发现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形式和价值观。
比如，现代舞蹈可以融入传统的舞蹈形式和动作，音乐可以融合传统的乐器和音调。
这样既能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又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总之，中国文化的重建过程让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强调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创新的意义。
我将继续努力参与其中，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文化的重建贡献力量。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佘英时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著作简介：《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
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
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
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
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
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
”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余英时“论天人”：不要过分现代化孔子
本文来源于《时代周报》对余英时的采访，采访：李怀宇、俞玥。
余英时：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今年，余英时先生在84岁之时，出版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即将出简体字版)。
此书从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
“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说法源于雅斯培(KarlJaspers，1883-1969)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主要理念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等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层次。
余英时发现，雅斯培“轴心时代”恰恰与《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有关世界宗教的“先知时代”，闻一多(1899-1946)《文学的历史动向》有关四大文明“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等说法“不约而同”。
《论天人之际》以“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曾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斟酌与考虑，并非偶然兴起或震于“显学”地位而然。
早在高中最后一年，余英时读到胡适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字，就产生很大兴趣。
接着余英时又找到梁的原书来对着读，以他当时的程度，对梁的抽象议论不甚了了。
但是余英时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却是这样被激发起来，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
进入大学以后，他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但当时史学界已笼罩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氛围之中。
在1960年代以前，余英时在原则上承认历史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可能性，虽然他并未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
但1960年代以后，他已不得不放弃“历史规律”的概念。
从“历史演进一元论”的幻境中解脱出来以后，余英时便无法再将当前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为“落后”与“先进”之别。
他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既不在‘中古’时代，更与所谓‘封建’扯不上任何关系”。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
余英时的文化情怀
作者： 孙勇才
作者机构： 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12
出版物刊名： 求索
页码： 120-122页
主题词： 文化情怀;海外华人;余英时
摘要：余英时既反对极力维持传统文化，也反对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在余英时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和表现。
余英时认定中国文化是“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止”、“定”、“静”、“安”。
通过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价值系统对人类最为关注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问题的态度的比较，余英时既指出了中
国“内向超越”文化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合理成分及其现代意义。
余英时提出文化重建必须以文化“自性”为前提、以文化传统为根本、以融合中西为起点、以严守学术为保证并且做“退而织网”的功夫。
余英时在海外所做的工作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研究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精神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余英时的文化情怀正是他的中国情怀。
中国文化史通释阅读及参考答案
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突破发生在唐、宋之际，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全面变动的大时代。
“士〞在宋代取得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
“士〞的政治地位的文化使得宋代儒学复兴的重点放在“治道〞上。
第一，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势力割据地方，武人横行中国。
所以五代最后一位皇帝周世宗已感到必须制裁武将的跋扈，因此开始“延儒学文章之士〞讲求文治。
宋太祖继周而起，更是有方案地“偃武修文〞。
“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愈来愈高。
第二，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
宋代的“士〞绝大多数都从“四民〞中产生，1069年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这条铁证足以说明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
第三，“民〞变成“士〞的关键在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那么是重新创立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
五代科举那么在武人手中，考试由兵部执行。
周世宗才开始重视进士，考试严格，中进士后如才学不称，还会斥退。
宋代重建科举，考卷是“糊名〞的，极难作弊，进士人数那么大增，唐代每科不到二、三十人，五代甚至只有五、六名，宋代那么每科增至数百名。
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
“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开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
宋代儒学一开始便提出“回向三代〞，即重建政治秩序。
这不但与朝廷的意图相合，而且也是一般人民的愿望。
唐末五代的县令多出身武人，不关心老百姓生活，地方吏治坏得不能再坏了。
所以老百姓希望由读书知理的士人来治理地方。
他们第一次看到宋代重开科举，参加考试的士人纷纷出现在道路上，都非常兴奋，父老指着他们说：“此曹出，天下太平矣〞。
必须认识这一背景，然后才懂得为什么宋代儒学复兴的重点放在“治道〞上面，这也是孔子的.原意，即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导读材料一、著者与内容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部分学界人士认为是第3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
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二、特色与简评自现代以来，困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不失去西方世界的本色;如何维持西方世界内在的精神张力。
前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诸神之争，后者先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的问题，后来演变成西方内部精神事务古今之争的问题。
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角度看来，两者构成西方在古代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时代后最严重的一场多元性的危机。
这些危机和问题，慢慢劫持了整个非西方世界，变成了人类的精神债务。
关于古今之间的关系，西方有西方的政治哲学-神学理路，现代西方诸大哲皆有回应。
在此不予探究，唯以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之于现代西方秩序(也即韦伯理解的“神人关系”与现代性政治)，杜维明和余英时立论之所主要依傍者，可稍作清理。
于西学上，杜维明和余英时皆以韦伯学说为其立论基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立论有相对立者，甚至有过争辩和你我批判，但在我看来，大体取向却相同。
韦伯声称资本主义现代化虽源于西方，却具有普世意义，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其他文明要发展现代化，必须从西方引进。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他对几个教派如加尔文派、虔信派等考察的结果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宗教伦理，均不具备同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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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
虽然，我对书中内容和书名的“不符”很不爽。
这本2011年5月出版的书，收录的内容是作者1988到1991年讨论文化和思想的文字。
我的不爽就是看书名以为是一本“系统”的书，打开一开，才知道是“片断”。
还有一点不爽来自书的封面。
上面写着：断裂的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
碎片化的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
我猜，这句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而非余英时所言。
这本书不难读。
两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可以读完。
在《论文化超越》一文中，余说文化这个名词现在西方人用得很滥。
黑社会或吸毒也可以被称为某种“文化”。
余说西方如此，我倒觉得中国当下不也是如此吗？文化一词因其广泛的意义而被借用、滥用说明其价值存在。
我在某地见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化艺术一条街。
这条街里除了有一家裱字画的和书法艺术沾边外，还有一家摄影机构，拍婚纱和写真。
除这两家外，其它都是诸如衣服、餐饮、便利店等。
我以为，或者叫商业一条街比较妥当。
但，为什么叫文化艺术一条街呢？发展经济搞商业，再正常不过了，但为什么会借用、滥用文化一词呢？当然，又或者某一天，文化这个词消失了，没人谈论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吧？
余说，例如经济生活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这种规律又达不到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准确性。
这是因为经济生活免不得受其它领域的干扰。
——这真是句不错的话。
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之前浏览过一本叫《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书，还有汪丁丁的一本叫《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汪丁丁在书中谈论过为什么要讲经济学思想史。
我以为这或许是要求得到一种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思考吧。
文化同样不具备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我记得和一些朋友聊天，我总是被他们耻笑。
他们觉得文化很扯淡，说了半天，他们觉得你什么也没说。
没有一样是确定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想，他们可能是学物理的。
本文中，余还谈到，在各个思想学术的领域内，我们都可以找到“决定论”，但是现代的各种“决定论”又不是任意的，它们背后有几十个共同的“基本假定”。
大致来说，有些“假定”包括：物质决定精神，有形决定无形，具体的决定抽象的，粗糙的决定精致的，下层的决定上层的，卑微的决定高贵的，深层的决定表面的，等等。
我对这段话不理解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下层的决定上层的，二是卑微的决定高贵的。
或者我还可以瞎加上几条：老板决定员工、有钱的决定没钱的、政府决定人民、地产商决定拆迁户、野蛮的决定文明的、狠毒的决定善良的。
加完一看，似乎并不在同一个范围内。
既然加了，就留着吧。
我的这些想法，或许都来自平时所说得，类似发展才是硬道理、有钱才是硬道理吧。
在《民主与文化重建》一篇中，余说，民主一词，希腊原始的含义，“民主”不过是许多政治形式之一，而且当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民主”还不是品质较高的一种政体。
……所以伯力克里在以后的雅典“民主”竟然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了。
苏格拉底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被群众判处死刑的。
柏拉图终身反对这种暴民式的“民主”，不是没有理由的。
余还说，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民主人格和修养，美国的民主建国会进行得那样顺利。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想过华文的发展。
那个时候有些苦恼。
和钝刀的一些想法也相左。
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
当时的华文玩过几次举手的民主游戏。
看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才略有所悟。
民主在美国是有困境的，为民主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这在林达和刘瑜的一些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除余英时所谈的内容外，我想美国的民主还不能忽略历史的契机和美国的地理位置，当然还应该包括一批具有民主人格和修养的英国贵族。
余说，反观中国，民主的唯一精神凭借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
但不幸“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
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地从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了。
——人们忙着救亡去了。
文中还谈到——布鲁姆断定，思想界的不健康已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的运作：自由变成了放纵，容忍变成了不讲是非，民主的多数原则变成了徇众随俗。
……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这些看法，也使我惊觉。
如此说来，我们面对的“民主”不过是个早产儿。
它远远没有孕育成熟呢。
从“五四”到现在，民主不过是口号。
像文化被滥用一样，或许民主也不过是及时的充当了一回替死鬼吧。
在《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一文中，我突然想到了胡兰成。
我记得胡好像是赞成殖民统治的。
他在《山河岁月》一书中，好像提到过，对于侵华的日本，自然会不战自胜。
其原因可能是胡相信中国文化。
相信文明必定同化野蛮吧？
我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深表怀疑。
从近几年收到的一些邮件，QQ群的消息等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
在本文中，余说到陆象山、朱熹、曾国藩、阮元、张之洞等人很重视教育。
中国人宁愿以老师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现。
常听到有人说，“好为人师”，这句话，或多为贬义。
现在想来，这种说法或许是由对西方文化的浅显理解和厌弃中国传统文化有联系吧。
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一文中，余说，因为我国现代是整个天地崩塌了，西方则是上帝死亡了。
这样的危机不可谓不大。
我在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了解了一点“礼坏乐崩”的知识。
余用天地崩塌似乎和礼坏乐崩意义不同。
礼坏乐崩我以为会有复古的嫌疑。
即便，整个意义的延伸已经和当时的事实相去甚远。
余还说，今天，集体的危机过去了，个体的危机比“五四”浅析还为严重，自我的失落是大陆青年一代的普遍现象。
……在过去一百年里，最广为人用的集体性的意义符号，如革命、爱国、人民，但现在已不起作用。
这些话的启发，让我联想到“娱乐至死”。
在一个群体中，不娱乐，会很难融入。
一句话，你这个人不好玩，没意思。
就能把你拒之门外。
我不反对娱乐，但反对娱乐至死。
“反者道之动”按照冯友兰的意思，通俗解释就是物极必反。
娱乐至死走向极端了，也就会出现另外一面。
全民娱乐本身就不是一种多元的，健康的，丰富的人生信条。
若疯狂娱乐之后，或有一丝空虚，在这一丝空虚之下，寻找补充是必须的。
若还以娱乐来填补娱乐带来的空虚，怕是会形成恶性循环。
书中无疑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读这本书，只是想解决我生活在当下的一些苦恼。
虽然未必有用，但启发还是很多的。
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汪峰有首歌曲，我很喜欢。
从百度中复制如下并结束这篇读后感：
语言类别:国语
歌手名称:汪峰
歌手类别:大陆男歌手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
孤独得象路边的一块儿石头
没有伙伴没有情爱
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
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
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
我狂饮暴醉至天明
因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帮帮我
妈妈昨天凯茜从我这儿走了
我知道我还爱她
她说我就象粒空中的尘土
她不能再和我一起漂亮荡荡
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
一个美丽的结局
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
而内心在深深的哭泣
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帮帮我
妈妈我想到过死
别担心其实死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孤独一个的感觉
无人问津强颜欢笑
象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
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
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
我真想是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
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
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是我忘记这个世界
还是它忘记了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
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