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三)

2014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三）简述题1、简述贾湖骨笛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答：我国见诸文献记载的原始乐器种类很多，有箫、苇龠、笙、骨笛、土鼓、埙、陶钟、铃、磬等乐器。

它们是古人智慧之结晶，是华夏音乐文化之灿烂的充分证明。

众多乐器在考古上也得到了证明。

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一百余件骨哨，大约据今有7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年代最久的埙，呈橄榄形，无音孔，只有一吹孔，据今约7000年。

青海、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公元前2600年左右用陶土制作的鼓。

山西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夏代的一件鼍鼓，其鼓腔用树干挖成，鼓面原蒙以鳄鱼皮。

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陶钟，约为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000年之遗物。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迄今所见最早的石磬，据今约4400余年。

在我国目前出土乐器中，最令世人瞩目的是贾湖骨笛的发现。

它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

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

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

这批由鹤骨制成的骨笛一般长二十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形式固定，制作规范，骨笛一侧有规整的圆形音孔，大多为七孔，每孔间隔距离基本相等；二是其中有些笛孔旁另外钻有用于调音的小孔，说明骨笛的制作者已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三是有些骨笛留有刻划的标记，显然是先刻好等分，然后再钻孔，说明制作者对各音孔之间的距离曾有精确的计算。

专家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结果显示，它能发出较为完整的七声音阶，并可以吹奏出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

贾湖骨笛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对贾湖骨笛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将对古老贾湖文明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简述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价值答：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期的大批乐器，包括了编钟、编磬、十弦琴、五弦琴、瑟、笙、笛（或篪）、排箫、建鼓、小鼓等，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

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

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四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

它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

全套编钟重量约2500公斤以上，其中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

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中下层的立柱为六个英武的青铜佩剑武士。

除纽钟和甬钟外，还有一件铜鎛，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

铜鎛的铭文显示该鎛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

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

经专家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这意味着它可演奏任何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

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即隧部音和鼓部音，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先秦无“变宫”的说法，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具有辉煌的成就，显示了我国古代灿烂的音乐文化。

3、试述乐府的产生及其在我国音乐史中的影响答：乐府是秦代创立的宫廷音乐机构，至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

乐府的重要职责就是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并进行表演。

《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时乐府广采歌谣，“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

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138首西汉乐府民歌看，其采集的范围已超出《诗经》，不止是《汉书》所说的赵（山西）、代（河北）、秦（陕西）、楚（湖北），而是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这些采集到的民歌大多是百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所以从此中可“观风俗，知厚薄”，察探民情。

《上邪》、《有所思》反映了人们的爱情追求，《战城南》是对统治者的控诉，《妇病行》、《孤儿行》哀叹了人民的痛苦生活。

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描写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至今仍在广为流传。

乐府的极盛时期是汉武帝执政期间，扩大后的乐府机构共有近千人之多，除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演唱齐、蔡、巴、楚等地民歌的“讴员”；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乐器演奏的“鼓员”、“竽员”、“琴员”、“瑟员”等；有专管乐器修理的“柱工员”、“绳弦工员”等。

但到了汉哀帝时，国力的衰退，经济的窘迫，使朝廷已无力维持乐府庞大的机构，而采集的民歌中反映出的强烈反抗情绪也使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汉哀帝下诏罢免乐府，对乐府实施大量裁员，乐府由800余人被裁减至300余人，留下的乐工主要掌管郊庙祭祀等场合所用的雅乐，而其余从事民间音乐的乐工则全被裁掉。

此后，乐府逐渐趋于衰微。

从汉武帝的竭力扶持，到汉哀帝的坚决罢免，乐府仅有百余年的兴盛，但它对民间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对以后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乐府的概念也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被广泛用于音乐、文学领域。

乐府的初义指音乐机构，但魏晋以后其含义逐渐扩大，也指乐府诗歌和后人拟作的民间诗歌，后来则进一步扩大为凡和音乐有关的音乐、文学作品，不管是否入乐都称乐府。

秦、汉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歌，许多文人曾参与搜集整理这些作品，其中以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成书最早、价值最高，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言乐府者，以是集为祖本，犹渔猎之资山海也”。

《乐府诗集》共一百卷，郭茂倩在这部浩繁巨帙的着作中以音乐曲调为准，别具匠心地将所录乐府歌曲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书中收录了先秦至唐末的大量民歌及文人作品，是我们了解乐府歌曲的必读之作。

4、试述《乐记》的美学意义答：《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着，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

《乐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始终存有争议，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一说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人。

《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余篇仅存篇目。

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

已散佚的十余篇，内容基本无从考证，从篇目看，大约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作、音律理论等领域。

在音乐本原问题上，《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很多学者据此得出《乐记》在音乐本原上是持唯物主义观点。

但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认为《乐记》音乐本原论的基础是“动静说”、“理欲说”，《乐记》的实质看法是：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是天赋本性的一种外现，音乐的本原也不是外界生活，而是“天之性”。

所以，《乐记》实际上所持的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音乐本原论。

对于音乐的特征，《乐记》提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者，乐之象也”、“唯乐不可以为伪”等命题。

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不同的感情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所以快乐的感情被激发起来，就会产生宽舒和缓的音乐，愤怒的感情激发起来，就会产生激烈而严厉的音乐。

音乐和诗歌、舞蹈其它艺术不同，它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的，更能直接深刻地表现人的感情变化，所以音乐不能有丝毫的虚伪。

在此，《乐记》说明音乐是感情的产物，充分肯定了音乐对情感的表现职能，认识到音乐在表现手段上和其它艺术的不同及音乐创作表演必须真实、有情等，把对音乐特征的认识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实属精辟之见。

《乐记》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所以可“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详而快乐，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

此外，《乐记》还进一步将音乐的五音附会于君、臣、民、事、物，认为五音如果相凌，就会使国家灭亡。

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要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

《乐记》的这些思想对其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典型的儒家思想。

关于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乐记》的观点非常明确：内容高于形式，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尽管它提出“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认为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但音乐的形式必须符合内容的要求。

政治内容是主要的，是音乐表现的目的，艺术形式是次要的，只是音乐的手段，所以“大乐必易”，祭祀之乐“一倡而三叹”足矣。

音乐并不是满足人们美的需求，而是要“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这种观点是孔子关于音乐的“美”、“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对以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音乐的自由发展，压抑了人们对音乐美的需求。

《乐记》是对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一次全面批判和总结，它既继承了孔子等人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了其它流派的音乐思想，又对道、墨、阴阳家的思想进行总结，吸收有利的观点加以运用，不断完善儒家音乐思想，从而成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乐记》出现后，整个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很少有着作能在思想上突破、超出它的范围，它是古代音乐美学专着中最系统的着作，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5、简述唐代多部乐的内容答：多部乐体制由隋创立，初为七部，后增至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