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
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问题与主义论战一词来源于哲学领域，是指一种对于问题与主义两个概念之间的辩论与思考。
本文将对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关键概念进行解释，包括问题、主义、论战等。
问题问题是指不同领域或学科所面临的难题或争议。
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情况，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问题是人们对于某一现象或情况的疑问或需要解决的困扰。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问题往往作为引发思考与辩论的切入点，引发人们对事物本质及其含义的思考。
主义主义是指一种对于事物或现象的理解、解释或处理方式。
主义可以是一种思想体系、哲学观念，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法或行动准则。
主义与问题相互作用，问题的存在可以引发主义的生成，而主义则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与方法。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人们通过对主义不同观点的辩论来探索问题的本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论战论战是指对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辩论。
论战活动往往是通过对问题与主义的提出、阐述与观点辨析进行的。
论战可以在学术界、政治圈、社会议题等多个领域中展开，其中包含着对于问题与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在论战过程中，参与者通过展开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旨在通过辩证的方式推动问题的解决或达致共识。
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意义问题与主义论战在人们探索思考问题本质与寻找解决途径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通过论战，人们可以开展对问题的多元化思考与全面的分析，不断推动问题的发展与改进。
同时，论战也促使不同的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与对抗，使思想得到碰撞与升华。
这种辩论与争鸣也是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
总结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一种对于问题与主义之间关系的辩论与思考。
问题作为引发思考与辩论的切入点，主义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与方法。
通过论战，人们可以不断探索问题的本质，并推动问题的解决或达致共识。
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意义在于促进思想的碰撞与升华，推动学术进步与社会发展。
通过深入研究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
![[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https://img.taocdn.com/s3/m/25134ec5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e2.png)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
暴露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 足之处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后续影响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等"问题"派主 张通过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来推动中国社会 进步，但忽视了主义的力量和作用。而李大钊 等"主义"派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主义来改造 中国社会，但对中国国情把握不准确。这暴露 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 不足之处，也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社 会的问题和出路
问题与主义之争
-
目录
CONTENTS
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2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焦点
3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经过
4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果和影响
5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后续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 国出路的思想探索和争
论
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
主义的定义
01 02
主义的定义
主义是指一种特定的信仰、观点或行为准则，通常代表某种特定的思想 或意识形态。主义可以是个人或团体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是社会运动或 政治纲领。
主义的来源
主义通常源于哲学、宗教、文化传统或社会运动，代表一种特定的价值 观念和行动方向。
03
主义的影响
主义可以影响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也可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变革。
3
反思历史和未来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对历史和未来的反思，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 借鉴和启示。
PART 03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观 点
问题的核心观点
强调实践
问题派主张以实际问题为中心，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应 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
实用主义
问题派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实 际效用，只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
https://
2023 WORK SUMMARY
问题与主义之争
REPORTING
https://
目录
• 问题与主义的定义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观点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解决方案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案例分析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
PART 01
问题与主义的定义
问题的定义
问题的定义
问题是指需要解决或处理的疑问或矛盾，通常表现为某种困难或挑 战。问题可以是具体的、明确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模糊的。
问题的来源
问题可以来源于实践、理论或现实生活，也可以是个人或集体所面 临的困境或疑问。
问题的解决方式
解决问题需要运用知识、经验和创造力，通过分析、推理和实验等方 式寻找解决方案。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奶奶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奶奶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思考
170“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思考■邓 灿 姜秀玉/延边大学人文学院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员在思想上分裂的标志。
自论战爆发以来，便引起了史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这次论战被定性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这一性质论断未免显得有失偏颇。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公正客观的论断，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 时代价值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看做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肇端。
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先后发文与之展开论战。
自论战爆发伊始，对论战性质的讨论就没有停息过。
改革开放以前对胡适的评价大多是消极的、否定的。
这一情况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新思潮的涌入有所好转，但这一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将“问题与主义”之争看成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对敌人的胜利，这一论断未免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多元史观的涌入，学者们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较为客观的看待了这次论战，充分肯定了论战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不过，当今史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仍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拟从对性质标准问题的探讨入手，略陈管见，诚望方家指教。
要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性质判断，首先必须弄清楚性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判断事件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事件的起因。
在探究事件的性质时，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事件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以及发动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事件的经过。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摘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
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问题与主义论战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界一场重要的哲学讨论。
该论战集中讨论了有关问题论与主义论两种不同哲学观点的争议。
问题论强调对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解决，而主义论则主张对于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解决方案。
下面是对相关名词的解释：1. 问题论：问题论是一种哲学观点，强调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问题的独立存在。
问题论的支持者认为问题是驱动社会历史进步和个人成长的动力，而解决问题可以为人类提供智慧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手段。
问题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等。
2. 主义论：主义论是一种思想体系，主张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来解决问题。
主义论的支持者认为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基于特定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指引人们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
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尼采和邓拓等。
3. 辩证法：辩证法是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一个关键的概念。
辩证法主张对于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思考，包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来审视问题，并在辩证思维中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辩证法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发展，并对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4. 范畴：范畴是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常用的概念，指的是理论或观点的基本框架和范围。
范畴可以是对人类生活的一般或抽象的描述，也可以是某个特定领域的概念。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不同的范畴被用来解释或引导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5. 观念：观念是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用于描述思想和理论的基本单位。
观念是对问题或现象的思维表示，可以涵盖一定的理论或意识形态。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不同的观念往往表达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
问题与主义论战名词解释以上述五个名词为主线，尝试梳理了这场论战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这场论战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了理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
“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作者：
来源：《高中生学习·阅读与写作》2023年第03期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在众多学说和方案中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度契合之外，先驱者有意的推动、宣介和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动初期处于调和状态的各种派别的立场和主张更加清晰化了，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讦，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1919年7月，五四爱国运动刚刚落幕，胡适就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作“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攻击阶级斗争学说会“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
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
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
（摘自《先驱者遗产重温李大钊的光辉篇章》北京日报客户端2021-04-07）。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初知思考题目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实有些费解之意，通过网络以及书籍的查阅，我对九十多年前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人物的那场争论有了浅显的了解，现结合自己的一些认知谈谈得到的启示。
“1919年”这个字眼在中国人民心中打上了重符号。
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在哪里？这个问题引得无数人士在“思考”。
这些人中，不乏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王揖唐、陈炯明等都在奢谈，通过宣扬各种主义来美化政府统治，兜售过激主义。
以致当时无政府主义最为走俏，国家主义也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更是形形色色，连孙中山都在疑惑“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
”“五四”是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种外来主义炫目的时期，旧的传统思想遭冷遇，青年受时髦主义的影响，情绪浮躁，很容易受各种学说的影响。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适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立论，以唤醒人们对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认识，而不是空喊口号。
而李大钊却认为“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
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我看来，这次争论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胜谁负，它是一群真正心忧民族命运的人士在探索，在辩论。
胡适想让民众切实一些，去摒弃那些狭隘自私的浮夸，而李大钊等人愿在心中“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他们想拥有一面大旗，将众生招致麾下，而历史证明他们选择的那面红色的大旗是正确的。
我想说，这场争论所寻求的救国救民之道可以用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来解答。
胡适所要倡导的不就是“切实”二字吗？而李大钊等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刚刚泊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成熟度马克思主义，不应妄加论断，我之所以认证毛泽东的立论，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的洗礼中得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三次论争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三次论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在争鸣中迅速传播，为中共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介早期传播）：1899—1912 梁启超在《万国公报》介绍“麦喀士”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短短几年内，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史学界争论不休。
救亡是当时中国的主题，“仿洋救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介绍社义的思潮，马克思主义为先进分子接受。
迅速传播的原因：内、外1、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资级民主共和国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寻求新的救国救民方式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亡道路的必然结果。
2、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改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念，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通过比较、论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出现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热潮李大钊的贡献：第一，开辟专栏，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9、5，李在《新》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
第二，发表文章介、宣马克思主义。
1919、9，李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阶级斗争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第三，在北大、北女师开设课程：唯物史观、社义与社会运动。
第四，1920、3，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
还有，留日学生：杨匏安：1919、11，《马克思主义》李达：《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3、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影响：第一：救国方式的启示：国情相似根本解决第二：对待中国的态度：外交政策1920年春，中国民众（《东方杂志》登出）第一次看到了苏俄政府早在半年多前（1919 、7）发布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
主要内容：废约（日、中、协约国）；中国独立自由的唯一同盟者、兄弟是苏联人民。
4、一战的影响，使国人重新认识了资本主义；第一，一战的残酷及战后的凋蔽，使国人怀疑西方文明的价值；李大钊：“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3.问题与主义(课堂讨论)
问题,少谈些“主义”》。”
第22页，共58页。
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 ：又称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美国哲学家杜威所提倡的 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 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
第12页，共58页。
➢“为政者与将帅宜凛然痛自革易”； “今日之将帅及为政者，坐拥数十万数百万或数千 万之金者，指不胜屈也；民生则益困穷，士卒则多 冻馁。祸机一发，左右麾下之人，尽敌矣”。故既 得利益者“痛自改革，即所以撤敌人目标之一道 也”。
➢“逐次推行社会政策”，即贯彻他所认知的“社会 主义”。 “社会主义之本旨，在裒多益寡，以厚人之生；使 天下之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上无侵夺人之事， 则下自无侵夺人之心；危险思想，无从而生，此社 会主义之成也”。
第1页，共58页。
问题与主义
第2页，共58页。
一、论战的背景 1.各色“主义”的泛滥；
2.朝野观念对社会主义的趋同；
3.“根本改造”思想的流行。
第3页，共58页。
1.各色“主义”的泛滥 周德之：“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 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 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 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 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 民。” 马君武：“主义癖”。 陈炯明：“主义毒”。
主义研究之组织”。
第16页，共58页。
注：安福部，又称安福系，为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
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
1918年，徐树铮、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 贿买选票，包办选举，组织国会。该国会被称为安福
主义与问题之争
主义与问题之争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最近的困惑，之前公众号就有涉及，不断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会不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想起了胡适与李大钊的“主义”与“问题”的论战。
简单介绍一下，或许有所启发：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仇视，也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这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J.杜威来中国讲学，大肆宣扬实用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
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革命者的批判。
同年8月中旬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以后胡适接连发表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年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年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1919-1922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
1919-1922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并且在五四运动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1）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一个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激起了五四运动中的右翼——资产阶级代表胡适的反对，他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李大钊于同年八月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再论问题和主义》的致胡适的公开信，对于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挑战，予以有力的回击，由此开始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论战。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首先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跟胡适进行了正面的辩论，积极参加了论战。
通过这次论战，在中国要不要革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问题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驳倒了胡适的谬论，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次论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新青年》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胡适对此更为不安，公然污蔑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联的汉译本””，要求《新青年》发表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甚至要求《新青年》停刊。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胡适的反动面目。
（2）五四运动后，由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进一步传播，并开始与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又加强了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当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活动，并酝酿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研究系的政客张东苏、梁启超等人，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挑起了一次新的论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二次论战。
这次论战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次论战中，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特点也缺乏研究，因而还不能正确阐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问题与主义”之争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被“问题”与“主义”的两难选择所困扰，最初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和胡适。
在这战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逐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次对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问题；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全中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一些先进人士纷纷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上，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继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是继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探索之士，而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不得不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
在此期间，西方的各种思想也纷纷传入中国，“主义”这词语开始出现各个报刊，梁启超在1901年10月作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曾多次使用“主义”这一舶来词，在1902年5月的《论自山》中，梁启超又多次使用这个词语。
毋庸置疑，西方的各种近现代“主义”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是功不可没的。
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接受新思想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新旧思潮激烈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曙光。
俄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经济文化较其他国家比较落后，革命前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和当时的中国国情有些类似。
1917年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先进分子看清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因此，俄国革命就成为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
课文注释：“问题”和“主义”的论战
课文注释：“问题”和“主义”的论战1917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认为当时的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认为那种空谈主义并夸口说是根本解决的做法，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针对胡适过分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同时，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
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
”但是，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同时，他也主张“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就是说，在采取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之前，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部分权利等，来组织和发动群众。
对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谈的人给他的。
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
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
”“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
经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
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
如果“不去用这个学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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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书报告摘要：胡适先生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主要针对当时人们空谈各种主义，却从未试图解决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
他希望能唤醒大众，鼓励人们实干而不是空谈。
关键词：空谈“主义”，多提问题，纸上学说，主张与主义
一五四背景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先生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理应多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整日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这一想法。
的确，在那时存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没有致力于解决社会弊端却还一直打着宣扬“主义”与真理的幌子。
胡适先生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帮人太懒。
文中这样写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当初的那个年代，救国思潮响彻四海，有大批的热血青年都渴望投身于救国之路中，但有些人往往用错了方法，他们选择了盲目地宣扬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却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
对于胡适先生说的“懒”这个原因，我认为只是一方面，有一部分人不“懒”，他们选择高谈阔论也许不是因为畏难求易，也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们渴望解决社会弊端，渴望建立新中国，但却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们只能通过高谈主义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李大钊先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
”解决
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光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众人拾柴火焰高，要想社会大众明白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性，就必须让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信仰，这样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对于胡适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我觉得两个人都有一定的道理，胡适先生认为应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因为当时确实有大批的人无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李大钊先生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解决问题必然需要某种主义做基础。
李大钊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胡适先生信仰改良主义，他们看问题的方向本就是不同的。
二当今社会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任何时候，谈“主义”都是比较容易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总是比较困难的。
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懒”出来的！这样的“懒”病，我们现在仍然严重存在；我们今天仍然在花大力气不断的予以告诫、纠正。
党的十五大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要把发展的成绩不仅仅是看GDP的单纯增长。
然而现实情况呢，确实有一些实干家贯彻落实了党中央的政策，改善民生，而其他的呢？贪赃舞弊的仍大有人在。
他们高举科学发展的旗帜，高喊为人民服务，满嘴的仁义道德，然而结果呢？他们依旧在用公费吃喝玩乐，他们已经不单单是胡适先生所说的“懒”的问题了。
问题与主义放在当下也就是实干与空谈的问题，赋予其现代化解释也就是形象工程的存在问题。
据《南方日报》报道，“继4月初湖南常德石门县被曝有超配领导之嫌(县委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后，四川省巴中市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四区县在新浪微博上被曝‘超配县长’，网友曝料称，四县区均系国家级农业贫困县，经济总量数额不大，但是却共有44位正副县长”，类似的还有一些并不富裕的县城却造出豪华政府大楼的丑闻。
生活中，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我不否认政府的门面很重要，但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整天弄这些有的没的，只搞形象工程的政府又怎么能让老百姓信服呢！
胡适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实现有价值的主张的三个步骤：
1、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
2、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
3、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
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是我的主张。
政府人员理应学习这一方法用于实践，放弃形象工程脚踏实地，搞出属于自己地域独特的新政策、新主张。
同样，当问题与主义的矛盾放在我们身上是也就是口号与现实。
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对于未来的畅想，今天决定要好好学习并为未来制定好了相应的计划，但可能今天还没过呢就已经将它抛诸脑后。
正如误差不可避免，却可以最小化一样，矛盾也是如此。
口号与现实只不过一步之差，迈过去即是成功。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