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书报告摘要：胡适先生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主要针对当时人们空谈各种主义，却从未试图解决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
他希望能唤醒大众，鼓励人们实干而不是空谈。
关键词：空谈“主义”，多提问题，纸上学说，主张与主义一五四背景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先生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理应多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整日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这一想法。
的确，在那时存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没有致力于解决社会弊端却还一直打着宣扬“主义”与真理的幌子。
胡适先生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帮人太懒。
文中这样写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当初的那个年代，救国思潮响彻四海，有大批的热血青年都渴望投身于救国之路中，但有些人往往用错了方法，他们选择了盲目地宣扬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却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
对于胡适先生说的“懒”这个原因，我认为只是一方面，有一部分人不“懒”，他们选择高谈阔论也许不是因为畏难求易，也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们渴望解决社会弊端，渴望建立新中国，但却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们只能通过高谈主义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李大钊先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三次论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三次论争
许鹏飞
【期刊名称】《四川统一战线》
【年(卷),期】2012(000)007
【摘要】第一次论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等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但胡适持不同观点。
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此后两人多次交锋，直到1919年《每周评论》被查封为止。
【总页数】1页(P23-23)
【作者】许鹏飞
【作者单位】浙江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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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
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关于胡适的论文第三篇：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摘要：20世纪50年代, 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 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着重指出两点:第一,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 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 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 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 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 其实也是支持胡适的, 不仅如此, 就是当时以、、曾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在这一问题上, 也是支持胡适的。
因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 并未损害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 问题; 主义; 胡适; 形象;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Lin JiangangAbstract：Hu Shi was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for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 and doctrinein the 1950s.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important facts by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scene at that time: first, the argument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resulted from normal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friends, which did no harm to their friendship; second, the ideological leader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ke Chen Duxiu, Qian Xuantong and Lu Xun actually supported Hu Shi in the disputes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at that time, and furthermore, young students like Zhou Eenlai, Mao Zedong and Zeng Qi also supported Hu Shi on this issue. Therefore, the debate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did not damage Hu Shis positive image as the ideological leader of the New CultureMovement.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奶奶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奶奶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作者：董国强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点击数：1672 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0日李良玉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的长篇论文，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国内学界的对相关问题的解释体系和「几乎铁证如山」的结论1提出质疑。
李文紧密联系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通过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后续的〈三论〉、〈四论〉等文章写作背景的深入考察，和对文章文本的细致剖析，指出：（一）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二）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指责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具体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
胡适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一点，是鉴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胡适不愿给人以趁火打劫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三）胡适在这次争论中并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
2笔者完全赞同李良玉教授的分析和论断。
3 这里，笔者想着重就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位当事人──李大钊──当时的活动和思想作一些分析与说明，以进一步论证和阐述李良玉教授的上述观点。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后的李、胡关系；（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立论主旨和争论的焦点；（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
一要想确切地判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要了解争论发生前后的李、胡关系。
维系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1915年创刊以后，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群体。
李大钊和胡适很早就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迁往北京，成为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作者：
来源：《高中生学习·阅读与写作》2023年第03期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在众多学说和方案中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度契合之外，先驱者有意的推动、宣介和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动初期处于调和状态的各种派别的立场和主张更加清晰化了，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讦，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1919年7月，五四爱国运动刚刚落幕，胡适就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作“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攻击阶级斗争学说会“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
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
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
（摘自《先驱者遗产重温李大钊的光辉篇章》北京日报客户端2021-04-07）。
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双方主要人物
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双方主要人物
“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双方主要人物是：李大钊与胡适。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上个世纪初，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的习题。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争论。
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理之争，将之视为一次政治论争更为妥当。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2017年整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摘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年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年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摘要：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开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与主义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实立李大钊是1919年8月参与“问题与主义”论争，9月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前后相隔一个月，那么究竟是这场争论推进了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还是李大钊已有马克思主义观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因此，弄清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先决性意义。
〔一〕确立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一方面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深重，另一方面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竭力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
自林那么徐开眼看世界，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自始至终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与富强、人民自由与民主，而是陷入帝国主义长期操纵的新旧军阀混战。
各系军阀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与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实施残酷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祸。
直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前途，从此纷纷去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促使新文化运动开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掀起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浪潮。
李大钊在先进的中国人这一历史演进中，从《晨钟之使命》到《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祈盼“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3]，深入研究并认知俄国革命及其主义的杰出代表，代表着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目光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问题与主义”之争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被“问题”与“主义”的两难选择所困扰，最初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和胡适。
在这战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逐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次对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问题；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全中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一些先进人士纷纷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上，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继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是继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探索之士，而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不得不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
在此期间，西方的各种思想也纷纷传入中国，“主义”这词语开始出现各个报刊，梁启超在1901年10月作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曾多次使用“主义”这一舶来词，在1902年5月的《论自山》中，梁启超又多次使用这个词语。
毋庸置疑，西方的各种近现代“主义”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是功不可没的。
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接受新思想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新旧思潮激烈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曙光。
俄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经济文化较其他国家比较落后，革命前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和当时的中国国情有些类似。
1917年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先进分子看清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因此，俄国革命就成为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
中国近代史简答题
中国近代史简答题《三次论战》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解题过程]①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而论战。
②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③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展开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
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认识：①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与地主阶级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论战的内容直接触及了封建制度，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②与之相比，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分歧，不触及封建制度。
③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内部在民主革命手段和目标上的分歧，在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并无重大冲突。
因此，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其影响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另外两次论战。
第一次：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
第二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
论战围绕“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
第三次：革命派与保皇派（保皇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论战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体之争。
相同点：都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第一次论战：19世纪60、7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三次思想论争
第四课三次思想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也有多种西方思想学派传入中国，不同的思想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必然出现不同的意见，由此引起了三次大争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第一次思想论争。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从1919到1921年在中国风行一时，这种思想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滴的进化和改良。
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主张应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要高谈主义。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主义必须结合，改造社会必须“根本解决”，才能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此后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字主张，认为改造“文明”应“一点一滴的”完成。
李大钊则发表文章论证“新思想”的发生，是由“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决定的，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
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论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李大钊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辩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高谈主义还是研究问题，而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是社会改良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争论。
这一争论意义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求得根本解决。
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这是第二次思想论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的辨别能力，已大大提高。
当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以“社会主义”名义宣扬改良主义时，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
梁启超文集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后名《改造》），宣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1920年3月，梁启超创办讲学社，聘请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批评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不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
课文注释：“问题”和“主义”的论战
课文注释：“问题”和“主义”的论战1917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认为当时的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认为那种空谈主义并夸口说是根本解决的做法，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针对胡适过分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同时，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
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
”但是，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同时，他也主张“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就是说，在采取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之前，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部分权利等，来组织和发动群众。
对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谈的人给他的。
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
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
”“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
经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
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
如果“不去用这个学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作者： 朱松节
作者机构：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学部,安徽安庆246003
出版物刊名： 宿州学院学报
页码： 15-18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3期
主题词： 问题与主义 学理探讨 实践选择 影响
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
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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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这是"主义"的原起。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因为世间没有- 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
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
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适之先生：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
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
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
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
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
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减。
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
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
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
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
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
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
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
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
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
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
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图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
”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
”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
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
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
社会主义，亦复如是。
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
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觉罗家的皇统。
在今日，我们也可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
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