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作者：任增强来源：《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01期中图分类号：I207.419; ; 文献标识码：A在《聊斋志异》西传史上，2014年可以称之为一个标志性的年度。

积数年之功，美国圣劳伦斯大学“Frank P. Piskor”英文教授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皇皇六卷本的《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全英译本最终全部由耆那出版公司（Jai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发行。

这是迄今为止，在英语世界出现的第一部《聊斋志异》全译本。

译者宋贤德教授早年曾先后于威奇托州立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供职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著有《磨笔：早期现代女性英语作家的修辞暴力策略》（Sharpen？蛳ing Her Pen：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Violence by Early Modern English Women Writers，2002）;英文译著方面，除《聊斋志异》外，另译有张金星《野人魅惑》，目前正致力于翻译中国学者周晓光教授的《新安理学》。

《聊斋志异》非但是齐鲁文学，乃至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典范之作，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拥有外语语种最多的一部。

自十九世纪以降，《聊斋志异》便以单篇译文或节译本的形式在英语世界广为流布，但出于种种原由，却未曾出现过全英译本。

而今，这一憾事终得补足。

获益于宋贤德教授的全英译本，英语世界读者终得以对《聊斋志异》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有了全面的了解与认知。

宋贤德译本堪称雅俗共赏，既兼顾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为多数聊斋故事配以颇具欧风美韵的手绘插图;又注重译作的学术性，采用译研并行的方式，在每卷译本前撰写长篇导语，对蒲松龄的艺术创作以及聊斋故事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做了多向度的解读。

笔者从事英美聊斋学研究多年，今得宋贤德教授委托，正陆续将其各卷译本导语迻译为中文发表，以飨读者。

本篇即第一卷中的首篇导语，着重探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作者身份问题，及其对聊斋叙事的影响。

艺术家隐身之谜：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声音与面目位于河南西南部的新野县，在长篇史诗巨制《三国演义》中曾上演过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

出于怀古之幽思，我与随行来中国的两名学生于2004年造访了这座古城。

访问期间，当地的文化部门邀请我们前往一叙。

交谈中，有人询问我本人在美国教授或者研究何种中国文学作品，我顺带提及了迻译蒲松龄整部《聊斋志异》的翻译计划。

闻听此事，一位女同志将我拉至一边，但见她一脸的神气，悄悄地告诉我说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其家人曾冒着风险私藏了一本《聊斋志异》。

而后，我也听到过类似的传闻。

中国人对《聊斋志异》这样一部记叙超自然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怪诞异闻的故事集有着强烈的喜好，而这种偏好一定程度上是认为蒲松龄（1640-1715）藉小说以行道德教化之目的。

作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中国的伊索，蒲松龄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娱乐与教化，或许最吸引读者的是其对清代早期官僚体制痛心疾首的批判。

尽管科举制依然留有些许理想主义的神话，借助于科考而向上层流动的体制维持着学术精英统治与儒家的社会哲学，但在蒲松龄创作那些志怪故事时，由于数百年来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所造成的积弊，现实社会早已是千疮百孔。

在《聊斋志异》494则短篇故事的核心处有一个谜团，恰如道士或者善于变化的狐狸精所施展的法术那般有趣：作者仅仅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编辑者（editor），而非故事的创作者（creator），甚至于连一个将文学形式赋予本事的匠人都不是。

在诸多故事末尾颇具个性色彩的附言或者附录中，蒲松龄自称为“异史氏”，承袭太史公司马迁的做法，将自己定位为奇异故事的档案员或者史学家。

笔者倾向于将“氏”多译为英文中的“collector”（收集者），以向整部小說稿本形成的过程致敬。

蒲松龄曾非常率直地在《聊斋自志》中表明，“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其颇为谦逊地声称自己是“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这种说法，在其长孙蒲立德（1683-1751）处得到了确认，后世学者如邹涛则在《三借庐笔谈》中提到：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时，常设烟茶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

位于山东省淄博城外的蒲松龄主题公园（临近于蒲松龄故里淄川）内，有一口“柳泉”，据说蒲松龄便是以柳泉之水招待那些来自四面八方、为他提供故事素材的旅者。

蒲松龄故作谦卑之态，弱化其作者身份，这一点也可从“聊斋”一词中得以看出。

“聊斋”既是其书斋名，又融入其书名之中。

顾名思义，“聊斋”即“闲聊的书斋”（studio of chit-chat）抑或“休闲的书斋”（studio of leisure）（我还曾见过类似“懒散的书房”（studio of idleness）的译法）。

于此，蒲松龄创作出各种奇幻的故事：狐仙鬼女造访书生、变化多端的精灵鬼怪以及灵魂的附体，这些也正是大部分聊斋故事的特征。

高扬其书斋在故事创作中的地位（蒲松龄世称为“聊斋先生”），这是蒲松龄拒绝将这些故事的创作归功于自己的另一自谦方式。

蒲松龄对其作者身份含糊处理，在这一谜团的核心处存在着两种张力：一方面，蒲松龄力求规避藉《聊斋志异》以为其赢得文名或彰显其文才;但与此同时，又表明《聊斋志异》是一部文学巨著而非仅是简单的访谈辑览或田野调查报告，①由此试图展现蒲松龄本人关于文学传统的渊博学识与叙事散文的创作天赋。

在本卷所译篇目中，读者将会看到，诸多故事开门见山便提及作为主人公的书生声名远播，或者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才能卓异。

第二种张力，即一方面蒲松龄在故事末尾的“异史氏曰”中以道德教化者的面目出现，这常令人想起其他山东籍的思想家如孔子和孟子等的哲学论点。

在此卷所译的八十三篇故事中，有二十六篇附有蒲松龄的评论。

蒲松龄常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突然介入，如在故事《偷桃》中，他怀疑此变戏法者乃宋时秘密组织白莲教之苗裔;在《四十千》中，他又表现出对生死之淡然。

蒲松龄借助于故事，或苦口婆心或潜移默化地教化读者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对非理性的魔幻世界之包容。

蒲松龄对受难的鬼怪精灵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而对那些为谋求私利而违背社会正义的人，他主张要严惩不贷;此外，他认为冥冥中的遭遇似乎可以指引人生之途，助人重新步入正道。

由《聊斋自志》也能清晰地看出蒲松龄对自身作者角色的矛盾性心理。

其自称“雅爱搜神”（自视为宋代作家苏轼的衣钵传人，满腔热忱地宣称“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另一方面，又自觉无人赏识，心忧“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特有的自我擦抹（typical self-effacement），使其将创作过程“笔墨之耕耘”比作“萧条似钵”，由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然而，在简短的自志中，蒲松龄有意识地大量用典，历数中国文学史上八位不同的名家，由此非但透露出蒲松龄意欲展现其关于文学传统的广博学识，试图以《聊斋志异》延续这一传统，而且暗示出蒲松龄内心渴望读者能够将《聊斋志异》视为一部文学作品，而不仅是对他人所述故事的收集与整理。

或许在此有一种不同的情感注入方式，完全替代了蒲松龄所曾维持的作者缺席状态，故事中郁郁不得志的书生似乎闪现着他本人的影子，在故事《成仙》中，周生被仇家构陷，革除了功名;在《某公》①中，陕右某公，辛丑进士，死后见冥王，起初因罪恶多端而被罚转世为羊，但因其生前救人活命，而得以赦免。

虽然蒲松龄以如此姿态否认了自身的文才，但其借故事人物之口吟诵诗篇，以此向作者身份的完整性与崇高地位（authorial integrity and veneration）致敬;其次，向可以让人不朽的文学功能致敬（如林四娘在转世投胎前，曾为其情人陈公吟诗一首）;最后，甚至向诗歌可以作为工具，衡量才能之不足而使人谦逊的现实用途致敬（在故事《狐联》中，一对狐女意欲魅惑焦生，便抛出上联，若焦生不能对答，便要与之行床笫之事。

焦生自知毫无胜算，断然拒绝作答）。

当然，故事中的诗句皆出自蒲松龄之手，也体现了蒲松龄作为作者的才华;此外，早于1660年，二十岁的蒲松龄便与同窗好友结成“郢中诗社”，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其对诗歌的特殊喜好。

《聊斋志异》诸多故事末尾的“异史氏曰”又使得蒲松龄俨然是社会批判者，他似乎借之以自我证明（self-justification）、自我授权（self-authorization），甚至是自我警示（self-admonition）。

蒲松龄公开称颂故事中人物的善行义举，为衔冤负屈者打抱不平。

在某种程度上，蒲松龄所大力赞扬的角色较为卑微，是并不起眼的小角色，例如家境贫寒，却智勇双全的于江。

同样，蒲松龄在一些故事中警告世间以貌取人的不良后果，比如《婴宁》中女主人公貌似青春痴呆型的（quasi-hebephrenic）笑声，几乎遮蔽了其爱心与孝心;或者如《画皮》①，王生贪图美色，不仅被骗，反而几近丧命。

加之，在聊斋故事中那些不受赏识的书生往往备受礼遇，上述蒲松龄的种种做法就不难令我们想起蒲松龄的科场际遇与屡试不第。

蒲松龄十九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魁首，考中秀才，而后应乡试，竟屡困屋场。

1687年，蒲松龄因乡试“越幅”而被黜，1690年再次因犯规被黜;其1660、1663、1666、1672和1678年乡试落榜之原因早已无从知晓。

蒲松龄屡踬屋场，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为何其在诸多故事中力倡绕开整个科举制：以首篇《考城隍》为例，“予姊丈之祖”宋焘，因有真才实学而直接被召赴试，诸神越过民间的主考官而直接对其进行“高级别”（higher）的测试。

由其他故事，也可看出其中有着蒲松龄自身经历的共鸣，例如，一位十九世纪的评点者曾明确指出，《叶生》这则故事是蒲松龄隐晦的自传。

这一点似乎不足为奇，蒲松龄在故事末尾曾哀叹道：“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应试的考生乡试及第便是举人，之后即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即使在会试中名落孙山，依然可以为官。

但蒲松龄在乡试中落榜，虽少负文名，但仍无缘仕途，这无疑令其愤恨不已。

特别是对于像蒲松龄那样的寒士而言，不屑以重金贿赂考官或攀附权贵，除自身刚正不阿之外，尚受制于贫寒的家境（蒲松龄幼时曾因家境困窘而失学），但许多碌碌无为之辈却借此勾当而高官得做。

因此在《聊斋志异》中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以及不劳而獲的宵小之辈，最终都难以落得好下场。

②例如，《画壁》中的朱孝廉，因觊觎壁中天女的美貌而被吸入壁中;《劳山道士》中愚蠢的王生，自认为学得道士穿墙之术，下山后急于炫耀，结果法术失灵而碰壁。

而《僧孽》则讲述了张某暴卒至地府，见其兄长在冥狱中受罚。

原来其兄长虽身为僧人却不遵法戒，敛财淫赌，将要遭冥王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