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诸宫调

第三節《西廂記諸宮調》
金文學的另一個重大成就，是《西廂記諸宮調》的出現。

《西廂記諸宮調》作者董解元，主要活動於金章宗（1190—1208在位）時期（見《錄鬼簿》和《輟耕錄》），“解元”是當時對士人的泛稱。

名字不詳。

湯顯祖評本《董西廂》說他名朗，但不知何據；所謂“湯顯祖評”，似也出於偽託。

唯董解元在作品開頭部分曾作過一些自我介紹，尚可略見其為人：
“秦樓謝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

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

”“攜一壺兒酒，戴一支兒花；醉時歌，狂時舞，醒時罷。

每日介疏散，不曾著家。

放二四，不拘束，盡人團剝。

”“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難拘束。

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

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卻著數。

一個個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餘。

”
諸宮調是一種兼具說、唱而以唱為主的曲藝。

因其用多種宮調的曲子聯套演唱而得名。

據《碧雞漫志》等書記載，北宋已有諸宮調；但有完整的作品流傳下來的，則以《西廂記諸宮調》為最早。

《西廂記諸宮調》的故事源於唐傳奇《鶯鶯傳》。

至宋代有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將《西廂》故事改變成說唱，但在情節上並無改動。

只是《鶯鶯傳》結尾肯定張生拋棄鶯鶯的行為，在《商調蝶戀花》中則把二人的乖離作為悲劇處理，故其結尾雲：“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

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准。

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
這比起《鶯鶯傳》來，是一種進步。

至於在具體描寫上，雖也略有發展，但未能脫離原來的框架。

如寫張生與鶯鶯初見，《鶯鶯傳》是：鶯鶯起初不肯相見，“久之，乃至。

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

顏色豔異，光輝動人。

……
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

”《商調蝶戀花》則是：“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

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

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

媚臉未勻新淚汙，梅英猶帶春朝露。

”
與此相較，《西廂記諸宮調》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不但變張生的拋棄鶯鶯為二人終於結合，而且將張生改成了一個忠於愛情、得不到鶯鶯寧可自殺的青年，鶯鶯也改變了原作中的純粹被動的性格，被賦予了一個由被動演變為主動的過程，最終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於愛情。

紅娘在原作中是個次要的角色，在《西廂記諸宮調》裏卻成為很活躍的人物。

鶯鶯的母親在原作中只起了介紹鶯鶯與張生相見的作用，對他們的愛情從未加以干涉，在《西廂記諸宮調》中卻成為阻礙崔、張結合的禮教的代表，從而使整個作品貫穿了禮教與私情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作的面貌。

從藝術形式和技巧來看，《鶯鶯傳》原作只有三千餘字，《諸宮調》卻成了五萬餘字，大大地豐富了原作的情節。

其中的張生鬧道場，崔、張月下聯吟，鶯鶯探病，長亭送別，夢中相會等場面都是新加的；並隨著這些情節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為複雜、細膩，性格也更為豐滿。

對喜歡情節曲折的讀者來說，這也就更增加了興趣。

在文字的運用上，
作者既善於寫景，也善於寫情，並善於以口語入曲，使作品更為生動和富於生活氣息。

具體說來，《西廂記諸宮調》在以下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作品對愛情和禮教的矛盾衝突作了著力鋪敘，並以愛情的戰勝而告終。

這主要是通過鶯鶯的性格發展而體現出來的。

在作品裏，張生固然苦戀鶯鶯，鶯鶯也很快對他產生了好感。

在兩人初次邂逅相逢後，“是夜月色如晝，生至鶯庭側近，口占二十字小詩一絕。

其詩曰：‘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就依韻和了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應憐長歎人。

”可見她已經被打動了。

接著，孫飛虎作亂，崔夫人為求張生救援，把鶯鶯許給了張生。

但亂定之後，崔夫人又以鶯鶯在這以前已許給其內侄鄭恒為理由，只讓張生與鶯鶯以兄妹相處。

對此，鶯鶯是不滿的，但迫於母親治家嚴切，只好隱忍。

作者寫她在當時聽張生自述其情後的心理活動說：“張生果有孤高節，許多心事向誰說？眼底送情來，爭奈母親嚴切。

空沒亂，愁把眉峰暗結。

多情彼此難割捨，都緣只是自家孽。

……”（《雙調·月上海棠》）後來，她在窗外聽張生彈琴，深受感動，“不覺泣下”，不料張生開出門來想要抱她。

這使得深受禮教薰陶的鶯鶯感到害怕甚至屈辱。

她想找個人向張生說明這一切，讓他知道兩人不能成為眷屬。

但她又為此而痛苦難眠。

她當時的這一段內心獨白很能表現禮教對其愛情火焰的抑制：
奈老夫人情性 ，非草草。

雖為個婦女，有丈夫節操。

俺父親居廊廟，宰天下，存忠孝。

妾守閨門，些兒恁地，便不辱累先考。

所重者，奈俺哥哥由未表，適來恁地把人奚落。

司馬才，潘郎貌；不由我，難偕老。

怎得個人來，一星星說與，教他知道。

（《中呂調·鶻打兔》）她還沒有找到個可以向張生“一星星說與，教他知道”的人，張生卻又通過紅娘送來了一首詩，其中有“樂事又逢春，花心應已動。

幽情不可違，虛譽何須奉”等語。

原本所受的禮教薰陶使她認為這是淫詩，對之又怒又怕。

“拆開讀罷，寫著淫詩一首。

自來心腸 ，更讀著恁般言語，你尋思怎禁受？低頭了一餉，把龐兒變了眉兒皺，道‘張兄淫濫如豬狗，若夫人知道，多大小出醜。

’……”（《仙呂調·繡帶兒》）於是，她寫了一首詩，把張生騙進來，狠狠訓斥了一頓。

張生受此打擊，生了重病，眼看就要死去。

鶯鶯見了這種情景，被她自己用禮教壓制下去的愛情之火又熊熊燃燒起來。

她“愁入蘭房，獨語獨言，眼中雨淚千行。

良久多時，喟然長歎，低聲切切喚紅娘，都說衷腸。

道‘張兄病體匡羸，已成消瘦，不久將亡。

都因我一個，而今也怎奈何？我尋思：顧甚清白？救才郎！’”（《中呂調·古輪臺》）至此，她終於決定為了愛情而背叛禮教。

其後崔夫人因鶯鶯與張生已私下成就姻緣，怕家醜外揚，不得不同意他們結合，乃是愛情的進一步勝利。

但如沒有鶯鶯跨出勇敢的第一步，崔夫人當然不會向他們妥協。

在中國文學史上，以男女私情作為禮教（及其體現者封建家長）對立面而著力加以鋪敘的，實以《西廂記諸宮調》為最早。

在這以前，例如《孔雀東南飛》裏的焦仲卿、劉蘭芝雖也受禮教及封建家長的迫
害而離異、死亡，但他們是夫婦而非私情；又如《霍小玉傳》中的李益，雖以不敢違背母親之命而與別的女子訂婚並拋棄霍小玉，但他對霍小玉如此絕情卻是自己負心，作品著力鋪敘的主要是這種負心行為帶給霍小玉的痛苦而非私情與禮教的衝突。

至於《鶯鶯傳》所寫的崔、張私情，儘管在性質上是違反禮教的，但在作品中禮教始終並未對他們的行為加以干涉。

而且，張生本可通過媒聘而正式娶鶯鶯為妻，當紅娘提出此點時，張生回答說：“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足見他也並未否定正式婚娶的可能性，只不過等不得“三數月”時間罷了。

但在偷情後，他就不再提起與鶯鶯正式結合的事了，儘管鶯鶯向他提出：“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他也不予理睬。

所以，唐傳奇《鶯鶯傳》實在也並未鋪敘私情與禮教的矛盾衝突。

同時，《西廂記諸宮調》在鋪敘這一點時，還顯示出了禮教在這方面的不合理性：在崔夫人根據禮教而不准崔、張結合（因鶯鶯在此之前已許配鄭恒）時，他們兩人都感到痛苦；在鶯鶯屈從禮教而拒絕張生時，帶給兩人的也是痛苦；但當兩人終於衝破禮教束縛結成私情時，兩人都感到了莫大的快樂。

所以，作品的基本傾向乃是讚美私情而背離禮教。

這以後，中國的戲曲、小說中出現了許多同類型的作品，如元雜劇《牆頭馬上》、《拜月亭》、王實甫《西廂記》，小說《嬌紅記》等；而考其源流，實以《西廂記諸宮調》為最早。

其次，作品努力於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刻畫。

中國在這以前的敘事文學，無論為寫實的或虛構的，都重在事實的描繪；人物的思想感情只是在描繪事實的過程中作為次要的部分來加以交代。

抒情文學如詩詞等雖重視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畫，但因重視凝煉，又與生活中的本來形態有較大距離。

而在《西廂記諸宮調》中，不僅處處以大量篇幅寫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有不少場合是相當接近生活的本來面貌的。

如寫張生赴京求取功名，與鶯鶯別後在旅舍投宿：蕭索江天暮，投宿在數間茅舍。

夜永愁無寐，漫咨嗟，床兒上怎寧貼！倚定個枕頭兒越越的哭，哭得俏似癡呆。

畫櫓聲搖曳，水聲嗚咽，蟬聲助淒切。

（《越調·廳前柳纏令》）
活得正美滿，被功名使人離缺。

知他是我命薄，你緣業？比似他時再相逢也，這的般愁，兀的般悶，終做話兒說。

（《蠻牌兒》）在這裏，不僅對當時張生思想感情的刻畫相當細膩、生動，而且其文字也與抒情詩詞的凝煉有較大差異，具有較濃厚的生活氣息。

其後元雜劇的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畫，走的就是這種路子。

在這裏值得特別提及的是：《西廂記諸宮調》兩次寫了張生的夢境：一次是張生遭到鶯鶯嚴詞拒絕後，夢見她來與自己私會；另一次是張生赴京途中，夢見鶯鶯與紅娘趕來與他相會，卻又遭到五千餘強徒的包圍。

這兩個夢對情節的發展毫無作用，只不過有助於進一步顯示張生的內心世界。

這也正說明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畫在作品中已具有了某種相對獨立的意義，而不只是在敘述事件過程中處於附屬地位。

第三，注重人物性格發展過程的較完整的揭示。

如上所述，作品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畫十分重視。

但是，把這些刻畫加在一起，並不就能較完整地顯出人物性格的發展過程；還必須注意其前後的聯貫，使之具有嚴格的邏輯聯繫。

作品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

以上述鶯鶯在禮教與愛情的衝突中的種種表現來說，其發展的脈絡就很清楚，並無自相矛盾之處。

例如，在傳奇《鶯鶯傳》中，張生要紅娘傳詩給鶯鶯，鶯鶯很快回了他一首，約他進去，見面後卻把他數說了一頓，“張自失者久之”，“於是絕望”，但過了幾夜，鶯鶯卻自動到他的房中與他歡會了。

對鶯鶯的這種前後相異的行動的原因，《鶯鶯傳》毫無交代。

因此，雖不能據此就說鶯鶯的性格前後矛盾，但至少可說作者並未注意到鶯鶯性格的完整性。

而在《西廂記諸宮調》中，不僅對此處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這作為鶯鶯在克服禮教對自己束縛的過程中的幾個密切聯繫的階段，進一步顯示出其性格發展的可信性。

在這裏還應說明的是：在《西廂記諸宮調》中，鶯鶯在與張生私會後，其性格仍在繼續發展。

她與張生歡會之初，十分羞怯；但過了些時候，就顯得很主動，終至成為難捨難分；於是，在張生赴京時，她變得痛苦不堪；其後崔夫人又讓她與鄭恒成親，她就覺得再也無法忍受這痛苦的生活了，決定自殺。

像這樣細膩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個發展過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西廂記諸宮調》在中國文學史上實具有重要地位。

至於其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離不開遼金文學任情率真的傳統，只要看其與元好問都讚美男女私情，就足以說明其間的關聯；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從漢族長期的文學積累中吸取營養，這是只要看看作品中對
唐宋詩詞的大量運用就可以明白的。

在這方面，既有文句的採用，也有境界的吸收。

前者如表達鶯鶯在張生赴試後的愁緒的“非關病酒，不是傷春”（《道宮·尾》），就源於李清照的“非幹病酒，不是悲秋”（《鳳凰臺上憶吹簫》）；後者如寫張生鶯鶯分別情景的《大石調·玉翼蟬》：“……不忍輕離別。

早是恁淒淒涼涼受煩惱，那堪值暮秋時節。

雨兒怎歇，向晚風如凜洌，那聞得衰柳蟬鳴淒切。

未知今日別後，何時重見也，……縱有半載恩情、千種風情何處說！”跟柳永《雨霖鈴》的“寒蟬淒切。

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都說到秋日的離別更為難受，都寫到蟬鳴、楊柳、雨、風，而且都以別後“縱有千種風情”無處述說作結，這許多類似之處，顯然不能以“英雄所見略同”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