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学与思:情趣求雅 莫甘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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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学与思》
情趣求雅莫甘于俗
史世海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培养情趣上,讲究“寓心于有益之物”。“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被贬滁州,其间寄情山水,“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不仅自己热爱郊游,还在一眼甘泉旁修建丰乐亭,让手下人在亭前种花,以便吸引更多的人郊游。有人请示怎样种花为好,他随即在一张公文纸上写道:“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欧阳修还在郊游中与民众射箭、下棋、品茶、饮酒、题吟,其《醉翁亭记》中洋溢着浓浓的雅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人生犹如一部交响乐,工作与学习是其主弦,情趣则是其和弦。如果一部交响乐只有主弦而没有和弦,那将显得单调而又枯燥;只有主弦与和弦协调发挥作用,才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奏响恢宏激越的旋律。人生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情趣越丰富,他的生活越艺术化;一个人的情趣越高雅,他的生命越有光彩。
情趣,是人的一种生活格调与特殊爱好,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折射,人应学会享受生活。《幽梦影》中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此处的“癖”,人之爱好也。人生在世,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些情趣。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趣,反映出不同的自然智慧,蕴含着不同的人生内涵。对于情趣,我们既要“勿执于雅”,又应“莫甘于俗”。
古人有言:“琴书诗画,达理人士用它们培养性情心灵,而平庸的人徒然欣赏它们的形迹现象;山川云物,高雅的人用它们助长学问见识,而粗俗的人徒然把玩它们的光彩华美。可见事物没有一定的品味,它随着人们的识别见解用来作为高下区分。所以读书穷理,要以识见志趣为先。”情趣是求雅,还是媚俗,往往能看出一个人品行的高低与学养的深浅。“思想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守旧,品味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潮流”。高尚雅致的情趣,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让人感到生活的瑰丽多姿,是构成和谐人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矫情媚俗的情趣,往往是荒嬉日月,有时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风雅”,但终归让人感到不过是空虚与粗卑的写照。因此,一个人是用雅趣优化人生,还是被俗习蹉跎岁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俄国作家赫尔岑年轻时,在一次酒宴上被轻佻的音乐弄得十分厌烦,便用手捂住耳朵。主人解释说:“演奏的是流行乐曲,难道你不愿意听吗?”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高尚吗?”主人疑惑地问:“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够流行呢?”赫尔岑微微一笑地反问:“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高雅的情趣,是构筑一个人高尚人格的基石。一个热爱生活,洋溢着生命朝气的人,善于从人类智慧中获取自然之情趣,把自然智慧之美,通过情趣再现出来,抚琴而高山流水,对弈则仙风道骨,泼墨便鸟语花香,高雅的情趣,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有益的。北宋学者张载说:“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不成。”他认为“本心乐为”,才能有“自修之志”,从而达到“自得”的境界。
我国古代的“谢灵运之着履,嵇叔夜之爱琴,王右军之喜鹅,陶渊明之赏菊,周敦颐之爱莲”,都是古人高洁品行所寄托而成的情趣。美国科学家爱因
斯坦爱好爬山,散步,拉小提琴,高雅的情趣,经常激发其科研的灵感。有一次,他在布拉格大学作相对论的讲演后向与会者说:“现在,我给大家演奏一段小提琴名曲,这样也许比较好懂一些,更有趣一些。”科学家的高雅情趣与娴熟演技,顿时获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人生的幸福,与其说是物质享受的满足,不如说是精神感受的愉悦。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个人由趣味的愉快中所得到的幸福,要比由欲望的满足中所得到的幸福更大;他从一首诗、一段推理中获得的快乐,要比昂贵的奢侈生活所能提供的快乐更大。”一个人的雅趣,能增强从淡泊的生活中,吸取和享受美的能力,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诗意。
高雅的情趣与美丽的心灵是不可分的,一个人的情趣是雅还是俗,有的时候与心中有无名利之念颇有关系。有些俗习,玩物乏度,快乐仅停留在感官的刺激上;有些俗习,迷恋外物的占有,生活目的只重结果,忽略过程。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鄙视追求粗俗情趣的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曾批评乐正子说:“你随从子敖来到齐国,专门是为了吃喝吧,我意想不到你研习古代圣人的学说竟是为了吃喝。”不过,对俗习也勿一概排斥,有些俗习,只要不伤大雅,也可因人而异;有些俗习,如能与雅趣共赏,也不妨平和共处。总之,人的情趣应努力由物质层面提高到精神领域,进而在精神文明的水准上,去创造幸福的人生。
人分各种人,趣有多种趣。“秋月春花凭客赏,高山流水契知音。”会心者,可随时随地地体味到生活的真趣。而人的情趣的多样性,则是由人的性格、经历、职业、学养和客观环境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人的心性虽然与先天遗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后天的教化。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有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
使人善辩。”一个人高雅的情趣,其实都是学习求知,接受教育的结果。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曾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贴着这样一张条幅:“不下决心培养思考能力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的最大情趣。”
西班牙哲学家格拉·西安说过:“人生在世,品位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落入俗套,就会降低一个人的品位。不以取悦多数人为能事者,可以说是明智之至。”我国历史上,由于后天修炼与教化的不同,而形成“雅趣”与“俗习”的不同的事例也有不少。“王子猷呼竹为友,米元章拜石为丈,林和靖梅妻鹤子,朱彝尊嗜书如命”等佳话,雅趣中折射出饱学高风。而明朝的“木匠皇帝”朱由校,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却有一个不理朝政,整天同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的“俗习”。他的小木人、小玩具、小宫殿做得有板有眼,而国家大事,民间疾苦统统置于脑后。如此俗习,向我们警示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使我们完善自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而先贤的雅趣,让我们领悟了生活的真谛,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和创造人生的美丽。
(摘自《历史那些人人生那些事》作者史世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