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义看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翻译策略的演进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点及其对现今翻译的启示
河南大学题目：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姓名杨翠翠学号 104753110619学院外语学院年级专业 2011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名称翻译概论任课教师姜玲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杨翠翠（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并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思想﹑语言、词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分析佛经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及采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入手，从而揭示中国佛经翻译传统的特性，即并非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认为的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而是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些翻译传统以及这些传统译论对我们现今翻译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佛经翻译；翻译策略；翻译传统；启示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ScriptureYang Cuicui(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s the main strea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reasons of using them.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r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integration, not Lefevere’s ide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always tend to acculturat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are going to elaborat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deas of China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 words: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raditions; enlightenment一、引言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释“格义”：佛经翻译策略之辨
２１ 年 １ 月 ００ １
Ｎｏ ． ０１ ｖ２ Ｏ
释 “ 义＂ 格 ：佛经 翻译 策 略 之辨
刘 桂 杰
（ 北水利 水 电学 院外 国语学 院 ，河南 郑 州 华
［ 摘
４０ １ ） ５０ １
要］佛教传 人中国渐有本土化之趋 ，“ 格义”则加速 了本土化 的进程 。在其 渊源Fra bibliotek观照下 ，“ 格
（ ）“ 义”探 源 及认知 二 格
据 流传甚 广 的资料 显 示 ，道 安是把 “ 义”作 为佛经 翻译策 略 的第 一人 。但 是 作 为概 念 ， “ 义 ”最早 格 格 见 于梁 代 《 高僧 传》 时依 雅 门徒 ，并 世典 有功 ，未善佛 理 。雅乃 与康 法 郎等 ，以经 中事数 ，拟配外 书 ，为 ：“ 生解 之 例 ，谓之 格 义”３。 由此看 来 ，“ 义”就是 用人们 所熟 知的儒 、道 家经典 中的义理 、名 词概念 等去 比 ＿ Ｊ 格 拟 或配 附佛 教经 典 中的 “ 事数 ” ，使佛 经 中深奥 的义理得 以理解 。“ 以经 中事 数 ，拟￣，－ ，为 生解之 例 ”即 ｅ＇书 Ｊ ｌ 是用一 种 文化 中 的概 念去 比附另一种 文化 中的概念 以达 到视 阈融合 。“ 义”不 是 “ ”某 物 的 “ ，而是 格 格 义”
使得佛经翻译开始附会中国传统 的道 、儒 、法等各家思想 ，以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 、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 适 应 中 国文化 。 同时 ，本 土译者 在 “ 异 ”而 “ 我” 的译经 实践 ＇Ｊ 速 了这 一 进程 。 “ 义 ”就 是 “ 损 善 ｔＪ －Ｈ ＇ 格 以经 中事 数 ，拟配 外书 ，为生 解之例 ”ｌ。佛教 经典通 过 “ 义 ”翻译 策 略成 为 中 国本 土文 化 价 值 的附 会者 和 迎 ｌ Ｊ 格 合者 ，得以在中国传扬 ，虽然其呈现的样态 “ 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但是其与中国文化思想 的杂合并融合 促 进 了佛经 翻译 中国化 的进程 ，在哲学 、语 言 、文化和 翻译策 略等方 面丰 富 了中国传 统文化 思想 的 内容 ，在
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一、译文与宣讲方式中国化中国的佛教学者在研究和讲说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时,为了便于理解,就用儒家和道家, 其中主要是老庄和玄学的名辞和术语,来比附佛教的名相概念。
这种简单而机械的对照、比附之法,对印度佛教经典发生歧解和误读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歧解和误读之中,那些翻译过来的经典开始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了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以此为接生术或嫁接术而真正地得以植根于中国。
尽管在东晋时期有道安这样的高僧大德对格义之学颇为不满,但还是阻止不了这种研读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推行;即便是在道安本人、其高足庐山东林寺的慧远以及罗什门下僧肇等人的著作中,都随处可见佛教思想与老庄玄理的相互融合、相互解释。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
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
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
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
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
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
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
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
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
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自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佛教经典是佛教教义的重要载体，包含了佛陀所教的重要道理与思想。
佛经最初是以梵文写成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更好地传承佛教教义，中国的佛教徒们开始将佛经翻译成中文。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译场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将佛经进行汉译。
真正规模化的佛经翻译工作发生在隋唐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盛行，佛经的翻译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当时的翻译家们通晓佛教教义与梵文，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还编纂了许多佛教经典注解与释义。
佛经翻译的译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到佛教及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译者参与他们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僧人，也有一些文人士人。
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同梵文经典进行对照，同时要尽可能地将佛教教义传达给汉地民众。
佛经翻译的结果是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思想。
从佛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的教义与思想，对于世间的人生、世界观与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
佛经的翻译也为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化素材，不少的古代文人都曾经有过涉猎佛经的经历，从佛经中得到了启发与滋养。
除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外，佛经翻译也推动了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通过佛经的翻译，中国古代与印度、中亚等地的文化交流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佛经的翻译使得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更好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佛教文化的深入融合，同时也为中国与印度、中亚等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桥梁。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译场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对于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经翻译的结果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思想，推动了中国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佛经翻译的成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佛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它的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代，但佛教在中国确立并影响深远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经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国古代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翻译传统，这其中既有许多值得钦佩的翻译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译场现象。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那时翻译典籍的主要手段是词翻字，很多原文并没有译名，只是给出了“音译”，例如梵文中的阿弥陀佛在汉译为阿美特余佛。
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足以传达原典的内涵，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奘以及隋唐时期的玄奘、玄奘等人采用了更为深入的翻译方法，即意译。
意译方法开启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
玄奘出生在汉代末年，他具有丰富的佛教修养和深厚的学识，对梵文有相当的了解。
玄奘进行了长达17年的传梵法会和翻译工作，翻译了大量佛经，并且注解详细、通俗易懂，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感受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对佛教的理解。
玄奘的翻译方法不仅在翻译层面上进行了创新，译场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玄奘之前，佛经的翻译大多是由民间的声教或地方豪族进行，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机构。
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还创办了翻译官，确立了一套严谨的翻译制度，使得佛经翻译进入了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
这也为日后的佛经翻译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玄奘的翻译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他对梵文的理解和翻译方法的限制，一些佛经的翻译内容成为了后人争议的焦点。
因为佛教经典本身的涵义不同，翻译又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所以佛经的翻译历程充满了争议和讨论。
除了玄奘之外，唐宋以后有一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即贞观之治时开元年间僧人玄奘，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玄奘的翻译风格注重文理结合，力求准确传达梵文原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玄奘相比，玄奘的翻译更加严密详尽，对原文的理解更为深刻，因此玄奘的翻译也备受佛教学术界的推崇。
在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些有意思的译场现象。
其一是宋元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比较兴盛。
从附会与格义看佛典汉译的本土化
从附会与格义看佛典汉译的本土化导入本土化历程：佛经翻译源于东汉（148），发展于六朝, 大盛于隋唐，衰落始南宋。
本土化策略：东汉末年：附会法三国两晋：格义法南北朝隋唐：义解法，悟解法等一、何为附会法本身概念：把本来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硬说成有某种意义，也指把不相关联的事物勉强牵拉在一起。
如：牵强附会。
作为译法：附会法就是指套用中国文化观念尤其是汉代流行的观念术语去译解印度佛典，是佛教初传时的一种常用解经方法（李霞，中国哲学史）。
1. 附会法译事举例《四十二章经》——附会方士道术。
称佛教为“佛道”、“释道”或“道法”，称“学佛”为“为道”、“学道”、“行道”、称对佛教有所领会者为“道人”。
该经译者还以当时流行的灵魂不死、肉身成仙观念来理解“阿罗汉”，说“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
”安世高的译作《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
在前者中将“诸法无我”解译为“非身”。
在后者中将“安般守意”解译为道教的“呼吸吐纳术及医学之气功”“安盘”说被附会为中土“元气”说“因果说”被附会为中土“宿命论”，如其中的“业报”被直接了当地译为“宿命对”。
释者明确地把经中的“禅定”视为“成仙的手段”支谶译作《道行般若》将大乘佛教中的概念“真如”或“实相”附会为道家的“本无”。
而诸法“本无”的说法并不能准确表达大乘佛教这一旨趣。
（李霞，中国哲学史）2. 对附会法的评价附会法产生的必然性：方士道术的大流行，佛教需寻求一席之地。
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需要，附会于方士道术的术语，更易于其本土化进程。
方士道术与佛典都旨在解决人生之生老病死问题，在义理方面有相似性。
附会法的局限性：汉译佛典中参合中土术语，且又并非融为一体，而是极其牵强附会的。
语言表达与义理领会不一致。
赞宁“梵客体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盌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
”（《宋高僧传》郑三）二、何为格义法所谓“格义”，“格”乃量度之义，“义”即佛经之义，“格义”即是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玄学概念）去量度（翻译、注释、诠解）佛教的概念和义理。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佛教源远流长，不仅对东方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也在其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翻译与译场活动。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亦是其中之一，这个活动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所涉及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是怎样的呢？佛教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其经典语言为梵语，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正是将印度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文献的活动。
这一活动始于东汉初年，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后期。
佛经翻译涉及经师、译师、官员等多个群体，经师们通过亲自前往印度求法，译师们则通过翻译、编辑、校勘完成佛经的翻译工作。
官员们也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政治、财力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佛经翻译的译场。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佛教经典的传入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经典的传入不仅为中国佛教注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为中国佛教的诞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基础。
通过佛经翻译，中国佛教早期形成了一系列的教派、宗法、教规和教义，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事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佛经翻译中无论是关于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都有较为精湛的成就，这既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为中国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译师们在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传统的评价和反思。
佛经翻译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内容，也为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在翻译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是佛教文化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对翻译活动的规模、质量、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佛经翻译以译经来成就自身，以自身成就佛教，以佛教成就国家，可谓无愧于中国古代文献翻译的光辉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佛经翻译的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大量印度佛经被翻译成汉语，这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分析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方法和意义，以及对当代翻译工作的启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1.多样性和繁荣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许多翻译家纷纷翻译印度佛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时期，有关佛经的翻译成千上万卷，形成了庞大的佛经翻译体系。
2.翻译策略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翻译家采用了多种汉译策略，如音译、意译、结合音译和意译等。
这些策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典中得到了灵活运用，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3.注重文化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强调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印度佛经进行本土化处理，使其更符合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思维方式。
1.音译策略魏晋时期，音译策略是佛经翻译的主要方式之一。
音译通过借用汉字的发音来翻译印度佛经中的名词，使汉语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印度佛教的概念和术语，提高了佛经的传播效果。
3.结合音译和意译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中，结合音译和意译策略的案例也比较常见。
翻译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保留印度佛经原有名词的音译基础上，加以意译，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需求。
1.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
通过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中国古代学者接触了印度的佛教思想和文化，开拓了中国文化的视野，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
3.对当代翻译工作的启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为当代翻译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翻译家可以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音译、意译或结合音译和意译等多种方式，以实现翻译的最佳效果和传播效果。
中国佛教解经方法的演变
中国佛教解经方法的演变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经典崇奉意识较之其他文化更强，在它那里， 对一部佛典的阐释足以开启一个学派或宗派。
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后，一直在走着解经之路。
这里所谓解经是广义上的，它包含下列涵义一是将印度梵文经典转化 为中国文化，即译经；二是将佛经中的深奥义理转化为符合中国人思维习 惯和文化心理的语言概念， 即释经； 三是译释者自身对经义的理解与阐发， 这几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佛教的解经方法表现出某种时代共性，即每一特定时代普遍盛行 某一特定方法，这种方法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东汉佛教初传 时期的附会法一般认为，佛教于东汉初期传入中国，当时传入的是原始佛 教与小乘佛教。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中土后面临的第一问题是必须中国化， 而这中国化的第一步便是译经。
译经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字符号的转变，而是首先要从本土文化定势出 发去理解异国经典，进而将反映异国文化传统、观念与心理的语言文字转 换成适合本土文化传统、观念与心理的语言文字，这样方能为本土文化所 接纳。
东汉译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套用中国文化观念尤其是汉代流行的观念术语去译解印度佛典，本文谓之附会法。
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使用是有特定原因的。
其时佛教初入中土，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准确地理解经文， 而是怎样用汉语言表达梵语所言之佛经文句，当时人们唯一可行的似乎只 有借助中国文化中的固有言词去译解佛经，这样才能使这种外来文化为熟 悉中国文化却不熟悉印度文化的中国人所理解。
因此，附会解经法在东汉时流行似是必然的。
最早的汉译佛典是《四十二章经》，此经翻译的最大特点是附会方士 道术。
东汉方士道术是汉初黄老思想与先秦方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幻想长生 不老，神化人生境界，追求成神成仙。
当时佛教初入中土，因其与方士道术同在解决人生之生老病死问题而 很快合流；确切地说，是佛教这一外来新枝很快依附上了中土方士道术这 根树干，攀缘而上，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佛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情状与身份建构
第31卷第1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8年1月V ol 31, No 1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 2018佛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情状与身份建构刘珍珍1,2(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10023)摘要：域外宗教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时，为了构建自身的宗教身份并实现本土化历程，藉由翻译积极地与本土“儒、道”两家思想进行会话。
其中，佛教翻译活动经历了从“质朴”到“格义”再到“废译”的过程。
这种翻译策略的转变与其传播历程以及传播时所处的中国文化语境的历时情状密切相关。
从“质朴”到“格义”的翻译策略转变源于宗教扩散性以及本土化的需求，而从“格义”到“废译”的翻译策略转变则源于宗教身份独立之需。
关键词：翻译情状；宗教身份；域外宗教；宗教认同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8)01-0106-05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8.01.01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宗教作为思想的凝聚物本质上具有扩散性与排他性。
扩散性的本质使得宗教自发地进行传播以获取更多的信众，而排他性的本质使得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对“他者”宗教进行抵制，形成宗教间的不可通约，保证宗教身份的成功建构。
在传播过程中，扩散性和排他性合力作用使得域外宗教实现本土化历程。
翻译作为宗教对外传播的媒介，反映了宗教对外传播的策略与方法。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发轫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马祖毅认为：“它始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到唐朝臻于极盛，北宋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1]。
这一阶段佛教典籍的翻译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法句经序》引发的“文质之争”到竺法雅的“格义”再到道安的“五失本”等翻译理论的衍变勾勒出佛教在中国本地化的进程及其传播策略演变的历程。
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中)
翻译 传播 中华 文化的必要 一环 （中）
文 ／潘 文 国
所谓 “从 闩己的语 言文化 发去看别 人 的语 言文化 ”，有 一个专 门的说 法 ，ＨＬｆ‘‘格 义”。在跨文化 传 播和翻译之 初 ，“格 义”是难 以避免 的。但是我 们又不能永远停 留存 “格 义”的阶段 。要准确进行文化传播 ， “格 义”之后 需要做 的是 “正名 ”，即真正弄 清某些词语在 其 自身文 化语境下 的真实 含义 ，并用 另一 种语 言尽可能正确 地表达 来 。当前 中华文化 的传播正搭 上发展快车道 ，越来 越多 的中国泽者也走 上了 中译 外 的道路 。 这种情况 下 ，更需要认真对待 “正名 ”问题 。
代 以来 中 国大 陆 学 者开 始 从 事 古 籍 英 Ｄａｗｓｏｎ说 ：
Ｔｒａｎ Ｓｌａｔｏｒｓ．ｈＯＷ ｅｖｅ ｒ． ｃａｎｎｏｔ
译 的 人 多起 ｒ来 丫，但 他 们 在 翻 译 时 师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Ａｌ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ｒ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ｅｖａ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 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年 来 始终 以 阳方 人 为 主 体 。 由 『１华 的 先进 与优 越 。 这 样 的背 景 卜， 说 堆 先 入 为 。ｌ的 概 念。 ， 在 翻
文化 对 于 【Ｊ 办 督 教 文化 来 说 是 格格 其 基 本 处 宵 意 无意 的 “格 义 ”阶段 ， 译 与这 概 念没 仃 关 系 的 文化 以 及 ‘
造 的 。典 型的例 子如 把孔 子 的 “仁 ”译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ｏｒｅ 成 基 督 教 色 彩 浓 厚 的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等 。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ｏｓｅ ｖｅ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ｙ ｔｏ ｔｈａｎ ｖｅｒｙ ｎａｉ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Ｗ ｅｓｔｅｒ ｎ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佛经翻译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佛经翻译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汉译策略，对后来的佛教思想和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文献，总结了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
一、音译和意译相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家们在翻译佛经时，通常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汉译策略，即将源语中的部分音节音译成汉语，同时将源语中的意思意译成汉语。
例如，《法华经》将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音译为摩诃法莲华经，摩诃表示大、伟大，法莲华表示佛教重要思想之一——般若，即因缘而生的真实性。
二、通行汉语中的典故充当翻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中，有时候将通行的汉语中的成语、典故、俗语等充当翻译，有时甚至直接将梵文缩写和汉字组合，例如将“如来藏”缩写成“如来藏经”。
这种汉译策略不仅便于普通读者理解佛教思想，同时也有助于佛教与汉文化的交流。
三、准确翻译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翻译家们尝试将佛教概念准确地翻译进入汉语，这对于后来的佛教思想和漢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将“缘起”翻译为“因缘”，“涅槃”翻译为“灭定”，“菩提”翻译为“正觉”等，这些准确的翻译不仅让汉语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佛教思想，同时也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学术界的重要基础。
四、篇章组织的安排在翻译佛经时，翻译家们需要将每句话、每一个段落按照原文的意思组织成汉文篇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汉译策略。
因为各种佛经都是以诵经的方式传递下来的，如果翻译的篇章组织不当，则很难在中国文化中产生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翻译家们非常注重篇章组织的安排，力求达到原文的语言感觉，同时也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是完全适应中国文化和语言环境的产物，翻译家们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了适合汉文化的佛教翻译模式。
这些汉译策略对之后的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的佛教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翻译使得原始佛经文字被翻译成汉文，这一过程被称作佛教经典的汉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大量佛典被译入汉文，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习俗之中。
探究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汉译策略，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转化。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汉译策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和文化氛围，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特点与特色。
对这一时期佛经翻译汉译策略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意义佛经翻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并融合本土文化的关键时期，佛经翻译活动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策略，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提供宝贵资料。
对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策略与其他时期的翻译方法，可以更好地探讨汉地文化对佛教的接纳与传播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策略，可以为今人理解古代文化、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2. 正文2.1 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代开始翻译佛经。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达到了高峰。
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文化融合，佛教在中国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促进了大量佛经的翻译工作。
佛经是佛教的经典文献，由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从“格义”看佛教中国化
Watching Buddhism Chinese -Characterizing
Process Based on＂ Ge -Yi＂
作者： 张申娜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出版物刊名： 河池学院学报
页码： 16-19页
主题词： 格义 儒家 道家 佛教
摘要：格义原本是以儒家、道家经典中的名词、概念去比拟或比配佛教经典中的名词、术语的教学方法或译经方式,后来进一步引申为以儒家、道家观念、思维方式阐释佛教思想的方法。
“格义”是佛教传入之初为在中土立足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对佛教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格义本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三个阶段。
论“格义”对佛学中国化的影响
论“格义”对佛学中国化的影响汇报人：2023-12-05目录CONTENTS •“格义”简介•“格义”与佛学中国化•“格义”在佛学中的具体运用•“格义”对后世佛学的影响•结论与展望01“格义”简介“格义”的起源与背景“格义”起源于魏晋时期，是当时佛教僧侣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和比较佛教教义的一种方法。
魏晋时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问题，因此“格义”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格义”是一种将佛教教义与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比较和对应的方法。
通过“格义”，将佛教的概念、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思想进行比较和对应，从而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格义”的定义和主要内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格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佛教教义解释方法。
到了唐代，“格义”逐渐被“因明”等其他佛教教义解释方法所取代，但在此期间，“格义”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
宋代以后，“格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早期的跨文化交流手段，它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格义”的发展历程02“格义”与佛学中国化佛学中国化的提出与历程佛学中国化的提出佛学中国化是指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
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提出，并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佛学中国化的历程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经历了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教义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
“格义”在佛学中国化中的作用格义是一种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分类、归纳等方式，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
“格义”在佛学中国化中的作用在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格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格义”，佛教教义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
同时，“格义”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格义”对佛学中国化的正面影响“格义”对佛学中国化的负面影响“格义”对佛学中国化的影响$item1_c通过“格义”，佛教教义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
视界潘文国：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
视界潘文国：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
必要一环
Term Translation
“格义”是两种异质文化初接触的常态，具有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意义。
“格义”之后的必要途径是“正名”，从各自文化本身来认识其名称术语的真正含义，并努力在翻译中体现出来。
中华文化对外传译正处在“第二次出发”的大好时机，走好这条路要从“正名”开始。
——潘文国
从“格义” 到“正名”
——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
文 | 潘文国
来源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2017年10月
关于本文
•
作者：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资深翻译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荣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原副会长，国家语委《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期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典籍的英译等问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05) 。翻译策略格义在上述三个时期佛教中国
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同作用, 既有积极的贡献( 这
是主要的一面, 它扫除了异质文化传入中国时在
语言、概念、思想等方面的障碍, 为外来宗教本土
化铺平了道路) ,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是次要
的一面, 具体表现在儒释道/ 三教合流0, 创立禅宗
从格义看佛教中国化过程中
翻译策略的演进X
浙江大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裘禾敏
提 要: 中国翻译事业发轫于东汉至隋唐的佛经翻译。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历程中, 格义这种浸润
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翻译策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论文从历时的视角着力探讨格义在佛经翻译不同时期
所发挥的作用及表现出的局限性, 介绍东汉至西晋的翻译早期、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与唐初至唐中叶的翻
已不仅仅是两种体系之间名词与概念的对应比
附, 而是带有对佛学理解后的诠释与补充, 它在融
合佛学与玄学的进程中依然坚持佛学的立场, 因
而赋予格义方法新的发展与新的意义。以道安为
代表的译经大师无论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操作,
还是在抽象的翻译理论层面, 已经逐渐认识到格
义法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局限性, 如语义
部佛经, 主要译经大师有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
护等; 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 这是
/ 中外人共译期0, 一共翻译了3155 部经书, 杰出
的翻译家包括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等; 第三
阶段是唐初至唐中叶的翻译后期, 系佛经翻译的
鼎盛时期, 这是/ 本国人主译期0, 涌现的翻译大师
以后, 格义在诠释佛教理念时呈现牵强附会的倾
向) 。
一、何谓格义
汉魏时期, 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采取了一
种有效的策略, 就是千方百计地与当时社会盛行
的主流思想) ) ) 玄说融合。玄说是一种以5周
易6、5老子6和5庄子6三玄之说取代汉朝的儒学,
以研究玄远幽深的学问为基本特征。印度佛学要
梵语是日尔曼语系里一种古老的语言, 艰涩
难懂, 跟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有太大的差异。佛
经的内容结构、思想方式、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的
学术迥异, 佛经翻译本身就是/ 从盘古开天以来0
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照, 作
为拓荒者的翻译先辈凭着/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0
的精神, 开创中国翻译之先河。于是, 格义这种翻
菩提, 此云为道; 西云泥洹, 此言无为; 西称般若,
此翻智慧0, 此乃/ 借此方之称, 翻彼域之宗, 寄名
谈实0( 转引自何锡蓉, 2004: 126) 。
借助玄学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的优势, 般若思想很快在东晋之初成为士大夫阶
层中间流行的普遍思潮, 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翻译策略格义。高僧朱士行因不满足于已
/ 人无我0、/ 法无我0, 它与魏晋时期流行的0有
异曲同工之妙。例如, 佛经里的/ 智0、/ 寂0、/ 方
便0等概念自然地跟玄学里/ 圣0、/ 虚0、/ 无0、
/ 静0、/ 无为0 等理念很接近。对此, 北周道要在
5二教论6中明确指出: / 西域名佛, 此方云觉; 西言
译末期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由格义演绎而成的杰出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以期梳理/ 儒释道三教0 碰撞、交流、吸
纳、相融进程中翻译策略的演绎与推进, 辨证地评价格义的历史作用。
小引
根据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 佛经翻译一般分
为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从东汉至西晋的翻
译早期, 这是/ 外国人主译期0, 总共翻译出近570
义。
四、格义在探究佛学真谛的进程中继续完善
自唐朝初起, 佛经翻译进入了鼎盛时期, 通晓
梵汉的中国高僧挑起了佛经翻译的大梁, 并且, 以
玄奘为杰出代表的高僧不畏艰险, 历经磨难, 从西
域取回大量的佛典真经, 为梵典汉译提供了真实
可靠的译本。/ 后则猛、显亲往, 奘、空两通, 器请
的模棱两可, 佛教名词与黄老学说概念虽有相同
之处, 但相异点也日益凸显出来等, 于是他们转而
借助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去诠释佛教理论。
道安主持佛经译场, 审定已译佛典, 经过长期
的摸索、研究, 在格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 五
失本, 三不易0 1 的翻译理论, 这是他对我国传统
翻译思想的一大贡献。道安的理论富于辨证的哲
词, 只求本意, 不得求助于胡音。支谦博览佛典,
通六国语言, 用格义方法译出了5大明度无极经6、
5大阿弥陀经6、5本业经济6等36 部佛经, 他是我
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论代表; 支谦在5法句经
序6阐述了上述翻译原则, 是我国迄今所见的第一
篇翻译学论文, 梁启超( 2005: 155) 称赞他的译本
译策略在中国佛经翻译早期就应运而生, 并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译介作用。
根据梁启超( 2005: 138) 考证, / 初期所译, 率
无原本, 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
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0。该时期的译经大师以
外国高僧为主, 因/ 无本可写0而只能/ 师师口传0,
由中国僧人执笔记录, 这就是所谓的/ 笔受0。中
/ 其文最为流便晓畅, 然喜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
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0, / 其抽象语多袭旧名, 吾命
之曰-支谦流. 之用字法0。
三、格义法在翻译中期会通佛学与玄学
/ 般若0 系梵语Prajna 词语的音译, 意为/ 妙
智妙慧0。般若学因研究佛经5般若经6而得名, 其
思想主张/ 我法两空0, 导致/ 诸法本无自性0, 即
/ 大明0译/ 般若0 ( 意为/ 妙智妙慧0) , 用/ 度无极0
译/ 波罗蜜0等。译师不但用黄老学说翻译佛经,
而且还采用儒教术语诠释佛教教理。如康僧会拿
孟子的/ 正心论0比附佛教的/ 心性论0; 翻译理论
家支谦( 约公元3 世纪) 主张用中国固有的语汇去
翻译佛经里的名词, / 弃文存质0, 即所谓的不重文
该学说来比照佛经。例如, 袁宏所撰5后汉记6云:
/ 浮屠者, 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 汉言
觉, 其教以修慈心为主, 不杀生, 专务清净。其精
者号沙门, 沙门者, 汉言息心, 盖息意去欲, 而欲归
于无为也,,所贵行善修道, 以炼精神而不已, 以
至无为而得为佛也,,有经数十万, 以虚无为宗,
外经师精诚合作翻译佛经, 宋赞宁在5高僧传6里
这样描述: / 初则梵客华僧, 听言揣意。方圆共凿,
金石难和。碗配世间, 摆名三昧。咫尺千里, 觌面
难通0( 转引自何锡蓉, 2004: 122) 。这是早期佛经
翻译的形象描绘。当时的情况是, 既缺乏梵语佛
经原本, 又没有同时通晓梵语汉语的双语译才, 其
起步之艰难可见一斑。中外高僧在翻译时斟酌词
义、语义的表达, 往往采用格义的翻译策略, 即借
助中国传统哲学里固有的词语比附佛经名词、概
念, 根据口授内容来解释、翻译佛经。根据古籍记
载, 译事的一般程序是先由/ 梵客0背诵口授, 然后
由/ 华僧0揣摩意义再做笔录。
汉朝正是黄老学说盛行之时, 译师大多借用
理, / 五失本0指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应意识到梵语
与汉语在语言、思维方式的很大差异而拟作的译
文变通; / 三不易0 指译家在深究梵语与佛典玄奥
理义之后, 努力把汉译佛经化难为易, 做到/ 洞入
幽微, 能究深隐0, 挖掘梵典教义与教律深层次的
含义。道安/ 五失本, 三不易0的主张, 不仅为促进
佛教中国化提供了理论示范, 而且在方法论上指
明了求真务实的实践方向。
这时期, 一方面, 以道安为代表的译经大师虽
仍然借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名词与概念翻译佛
经, 另一方面, 他们也已开始意识到从全局、整体、
系统的高度把握佛教本义的重要性, 努力使汉译
的佛经既深蕴佛教之本旨, 又包含中华文化之要
有的梵文经典, / 以魏甘露五年, 西渡流沙0 ( 转引
自何锡蓉, 2004: 107) , 从西域携回梵本九十章, 他
采用老庄学说的术语翻译了这些佛经; 特别值得
一提的, 他用格义的方法翻译出的5放光般若经6
一时间成为士大夫们争相传阅的宝书。这股印度
般若学思潮虽然在不少方面与其原意存在一定的
代。这时期的译经大师道安( 314 ) 385) 特别推崇
般若学, 同时, 他深谙中国哲学, 所以在翻译佛经
时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老庄玄学的术语及思想方
法, 其格义法的突出成就在于会通般若学与玄学
的领域里, 他本人也因此成为/ 本无宗0的代表, 他
的本无论比较接近大乘佛教有关/ 性空0的原旨。
距离, 但是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佛学与玄学的
融合。
翻译中期是外国高僧与中国高僧共同合作的
时期, / 次则彼晓汉谈, 我知梵说。十得八九, 时有
差违0 ( 梁启超, 2005: 137) , 这是当时佛经翻译的
# 72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FL LTP) 2009 年第 4 期
真实写照, 遥想当年, 已是佛经翻译人才辈出的时
所谓格义, 就是指/ 比较对应观念或名词意义的一
种方法或手段, 意指用一种系统的概念来类比另
一种概念体系, 或延伸其意义0( 转引自何锡蓉,
2004: 121) 。采用格义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