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著_张居正_重塑_帝王师_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孙正国[摘要]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

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

[关键词]熊召政;《张居正》;“帝王师形象”;人类学限度;经验理解;生命阐发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8)12—0235—06　作者简介:孙正国(1972-),湖北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神话学研究。

湖北荆州　434020 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熊著《张居正》之“帝王师”形象“帝王师”乃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

“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成为中国古代儒家治国思想及其相应职官制度的箴言。

儒家“帝王师”的治国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以产生。

儒家和历代中原王朝奉为经国治民之典的《尚书》明确提出“帝王要有师”的观念。

《尚书・商书》:“能自得师者王”。

[1]又,《孟子・滕文公上》:“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

”“帝王师”观念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表达了孟子“既入世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又维持自己的人格与道术的尊严”的人生理想。

[2]封建帝国的现实中,帝王师因位属人臣,其师者之尊必难践行,宋明以后更有“伴君如伴虎”的危难处境,“帝王师”多遭帝王清算。

然而,作为儒家文人理想,“帝王师”形象在古代诗词、历史演义与传记文学中却不乏表现,最终定格为中国“文人梦”的理想范型。

[2]就张居正形象而论,各类记述不下十余种,以明代王士贞和当代朱东润所述为著。

前者因与张居正同年进士,政见有异而结怨,故主观评述甚偏,所言张居正的“帝王师”形象多奸相之色。

后者以《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为主要依据,重信,虽为文学,却主史家笔法,故而张居正的“帝王师”形象近史而文疏,褒贬共存,凸显了张居正的矛盾际遇。

而二者之论,皆囿于史述框架,文学形象尚难以建立。

朱东润曾在《张居正大传》序中对前人所述的张居正形象有一个总的评价:“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

‘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

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

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

”[3]就此而论,张居正形象已经超越于历史人物,成为人们以理解与想象所评断的文学人物,只不过并非单从帝王师的角度理解罢了。

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四卷章回体小说重塑张居正的“帝王师”形象,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高拱、张居正斗法始,至是年隆庆"驾崩",张居正临危受命,荣居首辅,辅佐小皇帝,取得李太后与皇帝的支持,并曲线平衡"内相"冯保之关系,大开政令,整饬吏治,条理驿递,清丈田亩,税子粒田,施"一条鞭"法,抑贵戚豪强,终使日见衰败的大明王朝出现中兴局面。

[4]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张居正形象呈现出多重性,其核心是“帝王师”形象,正是这一独特的身份,“力挽狂澜”的“铁血宰相”才可有功于国,数度弹劾方有转危之机,身后遭祸亦落有自明之由。

熊著之文学个性依持于“帝王师”形象的成功塑造。

其颇费思量的着墨与对话,既近史又主情,想象附于场境,从而在人类学限度的可能性中丰富了“帝王师”形象,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重要的个性化形象。

一、言师:帝王师形象的基石与核心熊著《张居正》区别于其他,关键在于对张居正“言师”形象的发掘,而这既是小说之于历史的分野,也是“帝王师”荣辱变幻的微妙玄奥之处,既是政令上疏,也是慎言巧引。

把握帝王师,小说是以矛盾笔法与渐进理解来塑造形象的。

而最为矛盾之处是人臣如何师帝王的问题。

小说写张居正被召为太傅,在太子未曾登基时传经师道,严格说来还具有一般师生的关系,故,张居正之为师严谨正统,师者之尊也名符其实。

而当小皇帝继位以后,"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

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

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5]尽管这一教法一直延续到太子登基以后的讲学之中,然而前后之别也是显然的。

因为神宗十岁君临天下,于政事、纲纪、君臣关系等繁复事宜自是难懂,然他年龄虽小,已经开始明了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没有支配实际政治的时候,他还得受人支配,甚至对于他底支配者,还得博取应有的好感。

”再如从前,已不可能。

无论深晓君臣之礼的张居正,还是小皇帝本人,对君臣之等的看重自是比师生之位要尊崇得多,师者同时必须守臣礼,必须顾君意,这既是张居正之难,也是所有帝王师之难,惟其如此,把握好张居正的“言师”细节,也就呈现了帝王师形象,而这正是小说最为精彩的点睛之笔。

小说虚拟了近十个帝王师与帝王的典型对话,张驰有度的彰显张居正的言师身份及其过人才华,由浅入深,由简而繁,因小而大,层层掩映,将张居正的“言才”与“言功”串连起来,妙语叠出,机锋骄健,我们仅以三个对话为例:(一)“邸报事件”《张居正・水龙吟》第一回《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以“山走路、石头长、男变女”等三件刊于《邸报》的怪诞条陈交与小皇帝审鉴。

这也是张居正任首辅以来第一次面呈皇上。

看起来为请旨与皇帝商讨国是,本质上则为张居正的帝王师职能的第一次正式显耀。

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帝有着依赖与敬畏的双重心理。

当“内相”冯保念完三个荒诞不经的陈条后,“小皇帝也不知如何会是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足勇气问道:’通政司邸报应该刊载些什么东西呢?’”(小说原文,以下引文未注者皆同)由此引出小皇帝的追问,合情合理,而又令人急切想知道同样的问题。

张居正没有立即回答小皇帝的提问,而是将问题交给了冯保来代答,这一细节化的代答,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对“进言”与“转言”的深刻理解,将张居正深有城府、巧设言路的急智轻灵一笔写就。

待冯保述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总汇、由此可知天下吏治的大致情况之后,张居正顺势接言,大声讨伐那些竟堂而皇之登上国是要刊的无稽之谈,而置国库空虚、匪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漕失修等关系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于不顾。

在传授通政司邸报常识的同时,也交给了小皇帝如何判断事理的方法。

一惑一问,一答一斥,小说把张居正帝王师之“言师”形象摹写得紧张有序,生动逼人。

而小说至此不过开了一个端绪,又转写李太后急从帷帘后现身,将张居正之言谈放于李太后的评判之下:“我们对张先生寄于厚望,指望你不负先帝所托,当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把先帝传下来的基业治理好,让天下百姓觉得万历皇帝是个好皇帝。

”看似期盼之语,实则已对张居正的言谈作了一个初步的褒扬,进一步确立了言师的地位与有效方式。

而邸报所载男变女之陈条则又因影射李太后之干政,由此以激将法引出李太后之愤怒,为张居正顺利的评述先皇得失奠下合法基石。

张居正对神宗前三朝以来的纲常世风作出权威性的小结:严嵩邀庞达二十余年,好玄风,欺上枉下,纲常不举,政令不畅,以至“洪武永乐开创的大明气象,清廉为本奉公惟谨的士林风气,在嘉靖一朝几乎丧失殆尽。

”正因如此,邸报才出现如此之风。

而此风之盛,并非一个伍可所为,而是当代朝纲的风气使然。

因而必得来一次京察方能扭转官风世气。

如此条分缕析,大气磅礴之论,深深地震撼了皇帝和李太后,也慑服了冯保。

而京察才是“邸报事件”对话与言授的目的所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前面的惑、问、答、斥,也不过是表层的含义,张居正身为言师的引、转、激、立,层层相接,沉稳引导,一气呵成,寓旨于言,寓师于请,已非一般臣子所能为了。

张居正的言师形象在此已树立起来。

这一组对话在小说中具有关键作用,熊召政费尽心思设置了这幕小皇帝继位后第一次接见首辅的重头戏。

如果说张居正此前的帝王师形象重在事功的处理,那么这次瑾见,则是张居正展示帝王师“言才”的定调之举。

所以,既不能写得过于成熟、宏大,又不能有丝毫破绽,既有臣者首拜帝王的忠义,也得延续帝王师已经获得认可的言说方式。

因此,小说写张居正顾念如何才能进呈小皇帝竟有很长时间,直到看了几则怪诞邸报之后方得灵感,以极易明白又不易明了深意的邸报条陈为由请旨,不仅可信,也富有明代风息,言谈生机从中也可得到很好的展开。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一面写了张居正为进言作了充分准备,一面又写了为其所不曾逆料的李太后的出场,将张居正放到成竹在胸、灵机应变的双重应对中来表现,其个性与才华方得初步展示,同时为小说再写君臣之对留下余脉,也释放出了很大的意外空间。

这正是小说之高明,文学之于历史的细分之处。

(二)“奏章问答”《张居正・水龙吟》第十回《冯公公读折耍手腕　李太后吃茶识股肱》直接写小皇帝就奏章知识见教于张居正:“请问张先生,通政司每日送来大量条陈,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如何区分呢?”张居正答道:“皇上在各种奏章上的批复或御制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制不同,大略可分为十类:诏、诰、制、勅、册文、谕、书、符、会、檄…各衙门所上奏本亦分十类。

”张居正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将各十种文件作了详细说明,每种文体的法式、对象及作用都引经据典由浅及深剖析明白。

这一问答,初看起来,近于呆板,细读起来,却是意蕴非常。

可以说,关于圣旨与上奏当为登基之前的必识之课,那么如何要拿到这里才说呢?从隆庆皇帝的意外早逝来看,小说以此暗指太子继位过早而未及了解一些平常治国的常识与礼仪,自在情理之中。

而从帝王师之职能看,则以小皇帝对细微知识的问对可明白帝王师之繁难,可见帝王师之才情与忠义。

虽只及一点,就奏章体制、法式、功用、名类作一周详列举、剖析,而由小而大,我们不难想见张居正在此应对如流的国事要务上的精诚与才识,也不难推之小皇帝由此而安心天下、庞任师臣的微妙心态。

由此,这一对话在本质上比第一次君臣之对更为明晰。

如果说第一次进言寓有张居正之巧设言路的言说之法,那么这里的“奏章问答”则由虚而实,直指言师之学识与忠诚。

如果说第一次进言附有左右逢迎、慎言要言的端绪,那么这里的“奏章问答”则重洋洋洒脱,精确、深究,承着前次言师的端绪来了一个实例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