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居正的三不朽

论张居正的三不朽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

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真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在此，我想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取代皇帝执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

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

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

1536年（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

这一年，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

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

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十六岁中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

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上《陈六事疏》，声明自己关于改革时政的意见。

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最终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和高拱一起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与鞑靼和解互市，结束了双方多年的战事，是为俺答封贡。

神宗万历初年，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关于与冯保合谋逐高拱之事，近代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代为首辅。

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在过世前十天，万历加封为"太师"，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职之人。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他在为人处世，国家建设，思想主张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下面我们就将以“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来叙述张居正的一生以及其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做出的贡献。

立功即为国民建立功绩。

神宗万历初年，由于神宗皇帝年幼，已是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完全获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

加上明朝在中期以后,江南诸多市镇的勃兴,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市井文化的繁荣,王洋明心学思潮以及其他进步思想的汹涌,都催动着社会个性的解放,无不凸显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步调。

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张居正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在前期实施阶段取得了成效。

在政治上，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

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

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

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

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

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
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由于他的大力推行和严加惩罚程度，在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

在张居正一生中，有件事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致使其性情大变，虽事后仍为朝廷鞠躬尽瘁，却在生活上大肆挥霍，这就是有名的—明万历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

按照封建礼教，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

否则，即是“忘亲”、“夺情”。

当时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来家江陵奔丧守孝。

但他表面不便明说，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

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

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

然而，这张瀚却是个角色，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

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

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

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

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

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

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时候，又有一个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

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小官，默默无闻，见状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

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

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过来了。

他因此成为大名人，极为沾沾自喜。

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讪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朝臣们相继上书为被廷杖的五人求情。

张居正不听，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

吴中行、赵用贤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而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应该说在张居正大权在握的前期，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也就是廉洁自律。

但后来随着权势越来越大，那些清规戒律就不放在眼里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回乡葬父，坐的那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轿子里冷落绸缎、珠玉帷幔，卧室、工作室、卫生间应有尽有，制作得像五星级宾馆。

轿子重达好几吨，要32个膀大腰圆的轿夫才抬得起来。

若放到今天，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

所到之处，沿途地方官员要出迎数十里，一律跪拜迎接，还要呈上奠金。

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前有24个火枪手开道，后有24个弓箭手殿后，旁边还有无数的随从、护卫、旗仗，浩浩荡荡，威风无限。

这样的排场，弄得上下议论纷纷，最终也成为他死后遭到清算的罪证。

《明神宗实录》说张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

……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

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

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

……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其中“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可以道出为何张在身后即招致灭族之祸。

张居
正本人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

”
张居正一生的沉浮变化，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发，其虽有救明于灭国之为，却也有“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的过错。

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角度看待他的为人与成就，亦不能忘却他晚年的贪腐，才能从中吸取教训，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与过去任何社会精神文明不同的崭新文明。

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明，其成果为广大人民所享用。

它不但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事业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形成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和社会风貌，给物质文明建设以精神动力，并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

其内部两大组成部分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所以，它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高尚、最进步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