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隋唐时期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第六章隋唐时期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教学时数：1学时

教学目的要求：了解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和赏罚及时的法律思想，掌握世民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教学重点：世民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教学难点：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和赏罚及时的法律思想。

本章参考书目：

1、光灿、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11卷）（4册）人民1994年版。

2、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9月版。

3、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大学1988年10月版。

4、武树臣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学1994年版。

5、忠信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

6、俞荣根著：《儒家法思想通论》，人民1999年版。

一、世民及其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唐太宗世民(599 ━649)，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明而又颇有

作为的皇帝。世民在位期间，在征、房玄龄等大臣的辅佐下，广开言路，任贤纳谏，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促成了“贞观之治”。世民的法律思想、观点，主要记录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其主要思想有：

(一)“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安人宁国”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之一，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世民对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力量和重大作用，有亲身的感受，总结隋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世民特别关注君和民、民和国的关系，以保民、养民来为自己的统治打下稳固的社会基础。

世民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在《贞观政要·君道》篇中他强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又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民苦”。以往人们总是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而世民作为统治者却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并反复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臣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失去民众，就不成为君主，而民众没有君主依然还是民众。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提醒太子诸王，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必将失去民心，招致家破国亡的命运。

基于上述认识，世民一再强调要安人宁国，特别是统治者要节制，国君清心寡欲，百姓则安居乐业。他把从民意、顺民心的重民思想作

为制定国策方略的出发点，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在法治方面则倡导法务宽简，执法公正和严格吏治。

(二)、法务宽简的立法思想

世民君臣深知，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重视立法，加强法制建设，“安民立政，以此为先”。他们对法律发表了许多看法，形成一种以“宽简”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包括：

1、既制礼，又立刑，礼法结合

世礼法(刑)兼用，认为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治理好国家。他说：“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法以明威”强调礼法结合，失礼则入刑：“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2、立法必须公平。

世民统治集团强调立法公平，法律应当成为后来衡量人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征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强调人君立法在于“公”，“圣人之于法也公矣”。

3、立法必须简约宽平。

鉴于历史代王朝繁法苛刑导致灭亡之教训，世民再三强调法务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4、法须稳定，“不可数变”

世民强调保持法令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轻出法令。强调法律一旦发布，使不可轻易改变，以免使人无所适从，丧失法律的权威。唐

太宗强调君主须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的约束。他曾多次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不可轻出诏令”，凡出法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他说：“法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使法难于实施。

以上几点说明，世民君臣对法律有相当的了解，他们关于立法的看法包含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研究。

(三)、“慎狱刑”思想

有鉴于隋炀帝滥施刑罚导致隋短命而亡的教训，世民不仅在立法方面强调宽简，而且在司法方面注意慎狱刑，创立了九卿议刑(死刑)制度；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规定了“三复奏”，“五复奏”制度。审理案件强调注重犯罪事实，禁止刑讯逼供。他说：“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旁求罪证)，不多端(不要以为线索发展得越多越好)，所以也”。毫无疑问，这种要求审判要事实，反对刑讯的主，对于防止枉杀无辜，能起一定作用。

(四)、主“赏当其功，罚当其罪”，依法断罪，“一断于律”。

(五)、纳任贤良

在处理国家政务的过程中，太宋纳谏，敢于接受臣下的批评，积极改正。在求贤纳谏方面，世民是历代君主中最开明的一个。在他的倡导下，唐朝初期，君主求谏，，臣下直谏，成为一时的风气。唐代朝堂之上人才济济，太宗时的征、长无忌，玄宗时的崇宋景及休，都是敢于争谏的名臣。在众多谏臣当中，首推征(被世民称为“三镜”之一)。

二、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和赏罚及时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今西南永济县镇)，故称柳河东。他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历任校书郎、蓝田县尉。监御

史、礼部员外郎，后被贬为刺史。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反映在好友禹锡为其编撰的作品集《柳河东集》中。

（一）、法律起源于“势”的君主法律起源于论

关于君主的起源，传统观念认为；帝王受命于天，代表上天来统治。柳宗元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与法的产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君主，法律完全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平息、调解人们争杀、相互仇视、斗杀的现象）而产生的，绝对不是神或圣人所创造。

那么，何人能成为君主，帝王又是如何改朝换代呢？他否认君权神授，认为帝王受命不是来自天，而是来自人。他反对以符命来解释朝代的更替。认为世间只有人的仁德，没有什么天降祥瑞。只有人的仁德，才是真正的符命。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谁丧失了仁德而能够久安，美好的符瑞不是来自吉祥物。而是来自人的仁德。

他的这些论证，是希望皇帝能把注意力从天上转向人间，把争取民心看作帝王获得统治权和维护统治权的决定性条件。这就在理论上提高了人民在历史政治中的地位，也有利于破除人们对天和君主的迷信。

（二）、反对天罚论和司法时令说（秋冬行刑），强调“天人不相预”，主“赏罚及时”。

在封建社会，天命论始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官方哲学，特别是董忡舒的天人感应论更是把天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是有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