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中国国情分析专家谈改革：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访谈2010年10月27日09:18中国青年报郑永年编者按：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

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

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

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

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

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

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

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

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

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

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

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

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

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

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

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

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

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

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

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

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

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

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

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

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

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

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

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

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

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

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

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

中国则不一样。

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

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

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

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

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

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

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

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

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住房当然更是这样。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

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

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

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

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

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

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

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

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

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

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

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

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

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

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

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

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

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

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

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

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

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

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

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

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

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有些武断。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

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

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

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

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

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

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