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医体质与辨证分型相关性研究进展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医体质与辨证分型相关性研究进展作者：吕振雷李玲邓跃毅来源：《上海医药》2015年第07期摘要本文通过对近10年内中医体质类型与骨质疏松症相关性研究进行回顾，为骨质疏松症的中医辨证研究寻找新的思路。

关键词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医体质辨证分型中图分类号：R2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5）07-0043-04ABSTRACT The studi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 of TCM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rimary osteoporo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o find a new way in pursuing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KEY WORDS primary osteoporosis；constitution of TCM；syndrome differentiation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结构退化为特征的，致使骨的脆性增加以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1]。

全世界约有2亿人患有骨质疏松症，其发病率已跃居各种常见病的第7位，严重威胁中老年人的健康，在社区开展骨质疏松防治是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

体质现象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与疾病和健康至关密切。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及临床治疗的主要特色。

根据骨质疏松症的体质类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将中医“治未病”思想贯彻其中，是提高社区骨质疏松防治效果的最佳途径。

本文将近年来骨质疏松症体质分布特点及与辨证分型相关性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中医体质学说古代中医体质学说传统医学中最早出现体质概念的著作为《黄帝内经》，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将人分为25种体质。

《黄帝内经》中还有许多通过体质学说论及人体发病机制的条文，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有论及体质者，如“强人”、“羸人”、“虚弱家”、“阳气重”、“酒客”、“尊容人”等，用来形容其体质强弱或病理表现，用于指导用药及其剂量。

最早提出“体质”一词者，据黄满玉等[2]考证为张介宾，现于《景岳全书》中。

自汉以来直至民国时期，后世医家对体质学说的表述不断补充完善，但大都集中于病因、病机的探讨，或趋向于指导辨证论治，未有专著问世[3]。

古代医家的体质学说，有很深的底蕴，值得今人学习与借鉴，但想满足今人今时讲求量化标化、便于重复和推广之研究要求与现状，显然是很困难的，由此，催发体质学专著的诞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现代中医体质学说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等[4]为代表，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人体各种体质特征、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病变的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学说。

20世纪80年代，针对中医体质的研究非常多，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证”是一个病理名词，与体质有所联系，但却不同[5]。

匡调元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基础上加上后天的影响因素作用在生长、衰老的生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证”则是由致病因子作用于现有体质而形成的临床类型。

此后，中医体质学说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不断发展，其核心的体质分类方法也在不断完善，魏蓓蓓等[6]认为体质分型尚无统一标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王琦的七分法与匡调元的六分法。

其实早在2005年，王琦[7]就已提出9种体质的分类方法，在七分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气郁质与特禀质，并于次年发表了其体质量表的研究及编制方法[8] 。

200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根据王琦的九分法发布了正式标准，9种体质分别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

至此，中医体质学说的分类方法有据可依。

骨质疏松症的辨证分型理论研究骨质疏松症的辨证分型理论研究多基于古中医“骨萎”、“骨痹”、“骨枯”、“骨极”等病的病因病机，现代研究多认为与肝脾肾三脏关系密切，以虚为本，间夹气滞血瘀。

郭帮富等[9]认为其辨证分型的判定指标均为不可量化的软指标，缺乏标准，使得各自间的研究结果出现明显的不一致。

徐佳琴等[10]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问题，即本病的临床研究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

娄志杰等[11]根据对历代中医文献的研究，将其分型为肾虚、脾虚、肝郁、淤血这4型，比较简洁。

施杞等[1]编著的“十一五”规划教材中，骨质疏松症这一节的论述中说“本病目前尚无统一的辨证分型”，根据其肾虚精亏，滞阻经络，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将其辨证分为肾阳虚证、肝肾阴虚型、气滞血瘀型、气血亏虚型这4类，比较中肯。

病例调查研究大样本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少见，方朝晖等[12]于5家医院以收治患者的形式收集了1 000例骨质疏松症病例，采用“中医虚证辨证参考标准”及“血瘀证诊断参考标准”，参照《老年病临床指导原则》计分法，结果发现证候发生概率依次为淤血阻络、脾肾阳虚、脾肾气虚、肝肾阴虚。

其辨证分型参考了几个标准，但只是用来计分，证型分类仍是使用已有的标准，在其框架下研究证型的分布特点，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偏颇。

胡志俊等[13]的研究方法与方朝晖等如出一辙，对198例样本分析发现证候发生概率依次为肾虚、脾肾两虚、肝肾阴虚、淤血阻络，结论却截然不同。

葛继荣等[14]使用证型叠加的方式研究证型分布特点，盛彤[15]将主要症状分布列出，辨证标准采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两者的研究均有一定新意，但却仍摆脱不了先定证型再研究证型分布的方法，辨证分型的准确性打了折扣。

使用此种方法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还有很多，辨证分型标准一般均使用学界资深研究者制定的既有标准，但这些标准的研究也缺乏量化、标准化指标，因此得出结论不一。

又有专门调查虚证证型的研究，如詹红生等[16]发现在虚证中单纯肾虚证的比例最高，以肾气虚与肾阴虚的亚型所占比例较高。

张俐等[17]将男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虚证患者辨证为肾阳虚、肾阴虚及非肾虚这3型，结合生化指标进行分析，认为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中医证型与骨代谢生化指标有密切联系。

虽然两者的研究点只重于虚证，但正因为研究点有所侧重，分析的指标却相对全面，得出的结果比较令人信服。

聚类分析黄宏兴等[18]对464例患者纳入骨质疏松症的47条望闻问切四诊条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聚为肝肾阴虚、脾肾阳虚、气血两虚、气滞血瘀这4型时分散性最好，证型分布清晰。

孙江波等[19]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骨质疏松症的病位进行定位，结果显示五脏病位以肾为主，涉及肝、脾。

谢雁鸣等[20]对519例骨质疏松症患者进行聚类分析，结果为以肾、肝、脾三脏虚损为本，气滞、湿浊、血瘀为标的本虚标实之证。

聚类分析通过将数据按照内在规律及性质的远近将数据分为若干类别，以使各类别内数据差异尽可能小，类别间差异尽可能大，缩小主观误差，具有更强的客观性。

中医体质类型与骨质疏松相关性研究中医体质类型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性研究韩丽萍等[21]在理论层面对骨质疏松症与体质之间演变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6种体质因骨质疏松症肾虚为本的特点会呈现出不同的骨质疏松症证候群。

金珉延等[22]亦从理论角度对其证候及体质进行分析，认为气虚、精亏、阴虚、阳虚、血瘀与骨质疏松症关系更加密切。

孙益等[23]对100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与100例同年龄段普通人的体质分布对照研究发现，主要体质类型为阳虚质，早期气虚质分布增加，晚期以阴虚、瘀血质分布增加，与中医理论研究相一致。

姜博等[24]通过对401例骨质疏松患者与401例对照组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以平和质为参照，5种偏颇体质为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湿热质和血瘀质。

肖明霞等[25]通过对各民族共346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进行证型分布研究，发现以肾虚血瘀患者为多。

中医体质类型与骨质疏松辨证分型的相关性研究蔡亮等[26]收集门诊、住院及体检人员样本133例，并对骨质疏松程度、体质辨识分类与辨证分型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老年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症患者体质以气虚质、阴虚质居多，中医辨证分型以气血亏虚与肝肾阴虚居多，两者呈正相关。

刘雷等[27]对300例患者进行体质与证型相关性研究发现，体质类型以阴虚质与气虚质最多见，分型则以脾胃气虚与肝肾阴虚多见，两者有相关性。

其余类似研究结果相似，得出结论均为体质分类与辨证分型的相关性高。

基于这种结果，庞向华等[38]通过对490例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分析，认为体质可能是导致证型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通过干预及调整偏颇体质来预防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结语笔者通过查阅近10年间的文献发现，体质学说、骨质疏松症的辨证分型研究百花齐放，方法众多，但大都是凭借古籍、近现代前人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制定的证型分类，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无可厚非，中国古医学的发展确实是走这样的一条路，运用现代的统计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实本质未变，重证胜于重病，有是证用是药，这是传承的优势，是中医的精髓，应当发扬光大。

但是，将“骨质疏松症”这一现代病名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仍用传统的辨证框架来研究，始终缺乏询证医学的证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支撑，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除了单纯的理论研究以外，一些研究者做了类似流行病学调查的课题，但是多数是以收治病例的形式进行的，而甚少有真正以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所做的研究。

众所周知，流行病学调查能够更好地揭示疾病的分布规律，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我们后继的研究者所要努力填补的。

大样本量的调查较少，缺乏横向比较的意义。

比如前文中医体质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研究，孙益等的研究结果与姜博等得出的结论不同，两者所收集的样本量相差4倍，这种比较我们认为意义不大。

9种体质的信息量本身就很大，非大样本量不能说明问题，这也是后来者的研究所要重视的问题。

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截至本文投稿日期，以“体质”、“骨质疏松”、“辨证分型”进行搜索，知网的搜索结果只有4篇，且其中1篇未报道中医体质内容，维普的搜索结果只有2篇，说明骨质疏松、中医体质与辨证分型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当之少。

另外，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运用聚类分析的文章很能给人以启迪，拓宽思路，试想如果能够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收集他们的全部症状数据，以体质代替辨证（因为体质相对于疾病的证型更加全面），以五脏病位代替分型（病位与体质叠加就是证型），再进行聚类，跳出传统的辨证框架，不知是否能有新的发现。

进一步思考，如果能将未发展为骨质疏松症的危险人群的体质分布的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罗列作为论据，与古籍或是中医名家的思辨进行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验证我们辨证论治的严谨性，并可能发现其中的不足与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