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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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进学解》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第二节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河北昌黎,人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谥曰“文”,故有“韩吏部”、“韩文公”之称。三岁而孤,由兄嫂扶养成人。十三能文,后随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三试吏部不中。十二年至十七年间,先后为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十八年授四门博士。这时创作的文章有:《原道》、《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文章借李愿之口,运用两宾夹一主手法,写了三种人:声威赫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官迷,映衬、对比中表达他对官场的憎恶和对隐居的向往。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京畿旱灾,他奏请皇帝“特敕京兆府”,停止征赋,贬阳山令。后历经迁调:因平淮西吴元济有功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而远贬潮州;穆宗朝官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57岁卒。有《韩昌黎集》。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当时他任国子博士。太学:指国子监。唐朝国子监相当于汉朝的太学,古时对官署的称呼常有沿用前代旧称的习惯。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
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毕:全部。张:建立、确立。。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
一、文以明道。
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志道”、“明道”,即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他们重视“道”,也重视“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也说:“道假辞而明”,“言而不文则泥”。说明他们主张文道合一,以文载道。
北朝西魏宇文泰,指令苏绰作《大诰》,反对骈文。
隋文帝有“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诏书。
唐魏征批判齐梁文风,陈子昂标举“风骨”、“兴寄”。
天宝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在理论上都强调文章“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四、加强修养。
作家的修养是为文之本,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根之茂者其实遂”,都强调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柳宗元则强调广泛地从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旁推交通”来加强思想与文章方面的修养,强调必须以深厚的修养与勤谨的态度来为文载道。这种理论,保证了文道合一原则得以具体贯彻。
第七章 唐代古文运动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与被称为“时文”的以浮华夸饰、对仗骈偶为特点的骈文相对称。唐代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目的。因此,这既是一次恢复儒道的努力,也是一次革新文风、文体的运动。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
《张中丞传后叙》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传记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叙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抗击安史乱军的英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也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诬蔑。这篇传记以生动的叙述为主,间以雄辩的议论,同时贯以深挚的抒情。全文叙事波澜迭起,刻划人物栩栩如生,议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是继承《史》《汉》传记,为当代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的优秀传记散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领袖,不但在古文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巨大成就。
韩愈散文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类是议论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哲学论文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集中体现了他的儒学复古主义观点。《原道》是韩愈崇儒学反佛道,阐发道统观点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述孔孟却不引经据典,言必己出,是一种创造性的散文笔法。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很能体现韩愈议论文的特色。他的哲学论文,往往以“原”名题,论述时追本溯源,高屋建瓴,痛快淋漓,思想的深刻和批判的尖锐,均很突出。
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纂:编集。纂言者,指言论集、理论著作。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膏油:油脂,指灯烛。晷:日影。恒:经常。兀兀:辛勤不懈的样子。穷:终、尽。
韩愈的抒情散文,也写得很好。如《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千古绝调”。祭文回忆两人自幼及长的遭际,反复抒写自己对十二郎的怀念与叔侄之间生离死别的哀痛,字字含泪,句句动情,叙述平常琐事但不觉平淡单调,只觉一片哀情出自肺腑,读来催人泪下。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很有感情的赠序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
有司:负有专责的部门及其官吏。
第一部分:写国子先生对太学生的召集和训诲,正面阐述进学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修养。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六艺:指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百家之编:指儒家经典以外各学派的著作。
应用散文主要是一些墓志、碑、铭类文字。韩愈文名甚高,求写墓志的很多,所以这类作品在他的文集中占有相当数量。韩愈写墓志号称“一人一样”,各有特色,其中不少是阿谀之作,没有意义。不过,为至爱亲朋,特别是文坛挚友所写的墓志,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如《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人品、政绩、文学、辞章,深长情义随处可见。
政治论文有《原毁》、《师说》、《杂说》、《进学解》、《论佛骨表》等。《原毁》通过对比古今君子责己待人的不同态度,批判社会普遍存在的毁谤风气,明确指出“怠与忌”是产生“谤”的根源。文章切中时弊,针对性很强。
《杂说》与《进学解》都是韩愈抒写怀才不遇之慨的政论杂文。《杂说》是一组寄慨遥深、变化多端的文字。其四《马说》,通篇以千里马不遇伯乐为喻,尖锐批判执政者既不识才又不爱才,甚至糟塌人才的昏昧,表现作者的自命不凡,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全文通体写喻,叙中有议,文笔矫健,说理透辟。它以精深的议论,绘声绘色的叙述和满怀激愤的抒情,把作者深沉的苦闷与喷薄欲出的激愤,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送李愿归盘谷序》P315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畯:通“俊”。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率:都。庸:用。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爬:爬梳,整理。抉:选择。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韩愈是司马迁后最杰出的散文家。
议论文:饱含感情,气势雄伟,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简洁锋利。
叙事散文:叙述晓畅,形象生动,夹叙夹议,融叙事、抒情于一体。
抒情散文:语言平易,感情深挚。
韩愈散文众体兼备,形成一种规范性的文体,具有雄健奔放、波澜壮阔的风格特色;对于扫荡六朝柔靡文风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分追求新奇,语言生僻,有些文章较晦涩难懂。
先秦:诸子散文,博大精深,议论风发;历史散文,质朴生动,形象鲜明。
汉初政论散文,说理透彻,针砭深刻;司马迂的历史传记散文,雄深雅健,逸气纵横。
魏晋骈文兴起,形式优美,音调铿锵,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但追求骈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梁陈时代,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擢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徒,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倖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韩愈思想核心是祟儒学反佛道。他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倡导儒家道统,对佛道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这种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对古文写作有重要影响。此外,他相信天命、迷信鬼神。他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也反对王叔文革新。他既能在灾荒之年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
二、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要求文章反映现实,言之有物。“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之道”,“辅时及物”,就是要求文章反映现实、干预现实。
三、学古创新。
韩愈反对因袭,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创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唯陈言之务去”,坚决清除那种华而不实的陈言,提倡质朴自然的文辞,强调“辞必己出”,“不以雕琢为工”,提倡“文从字顺”。柳宗元也反对因循,反对“渔猎前作”,他揭露和抨击了“骈四俪六”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文以达意为主。
文学论文主要是为指导古文运动而写的书、序。著名的如《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作者往往结合对方所议阐述个人之见,议论精深却又平易亲切,短小精悍又突出重点,娓娓而谈又气势酣畅,在推动古文运动,指导古文写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韩愈的叙事文主要有传记散文与应用散文。
《进学解》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第二节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河北昌黎,人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谥曰“文”,故有“韩吏部”、“韩文公”之称。三岁而孤,由兄嫂扶养成人。十三能文,后随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三试吏部不中。十二年至十七年间,先后为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十八年授四门博士。这时创作的文章有:《原道》、《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文章借李愿之口,运用两宾夹一主手法,写了三种人:声威赫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官迷,映衬、对比中表达他对官场的憎恶和对隐居的向往。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京畿旱灾,他奏请皇帝“特敕京兆府”,停止征赋,贬阳山令。后历经迁调:因平淮西吴元济有功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而远贬潮州;穆宗朝官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57岁卒。有《韩昌黎集》。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当时他任国子博士。太学:指国子监。唐朝国子监相当于汉朝的太学,古时对官署的称呼常有沿用前代旧称的习惯。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
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毕:全部。张:建立、确立。。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
一、文以明道。
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志道”、“明道”,即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他们重视“道”,也重视“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也说:“道假辞而明”,“言而不文则泥”。说明他们主张文道合一,以文载道。
北朝西魏宇文泰,指令苏绰作《大诰》,反对骈文。
隋文帝有“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诏书。
唐魏征批判齐梁文风,陈子昂标举“风骨”、“兴寄”。
天宝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在理论上都强调文章“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四、加强修养。
作家的修养是为文之本,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根之茂者其实遂”,都强调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柳宗元则强调广泛地从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旁推交通”来加强思想与文章方面的修养,强调必须以深厚的修养与勤谨的态度来为文载道。这种理论,保证了文道合一原则得以具体贯彻。
第七章 唐代古文运动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与被称为“时文”的以浮华夸饰、对仗骈偶为特点的骈文相对称。唐代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目的。因此,这既是一次恢复儒道的努力,也是一次革新文风、文体的运动。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
《张中丞传后叙》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传记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叙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抗击安史乱军的英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也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诬蔑。这篇传记以生动的叙述为主,间以雄辩的议论,同时贯以深挚的抒情。全文叙事波澜迭起,刻划人物栩栩如生,议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是继承《史》《汉》传记,为当代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的优秀传记散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领袖,不但在古文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巨大成就。
韩愈散文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类是议论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哲学论文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集中体现了他的儒学复古主义观点。《原道》是韩愈崇儒学反佛道,阐发道统观点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述孔孟却不引经据典,言必己出,是一种创造性的散文笔法。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很能体现韩愈议论文的特色。他的哲学论文,往往以“原”名题,论述时追本溯源,高屋建瓴,痛快淋漓,思想的深刻和批判的尖锐,均很突出。
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纂:编集。纂言者,指言论集、理论著作。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膏油:油脂,指灯烛。晷:日影。恒:经常。兀兀:辛勤不懈的样子。穷:终、尽。
韩愈的抒情散文,也写得很好。如《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千古绝调”。祭文回忆两人自幼及长的遭际,反复抒写自己对十二郎的怀念与叔侄之间生离死别的哀痛,字字含泪,句句动情,叙述平常琐事但不觉平淡单调,只觉一片哀情出自肺腑,读来催人泪下。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很有感情的赠序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
有司:负有专责的部门及其官吏。
第一部分:写国子先生对太学生的召集和训诲,正面阐述进学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修养。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六艺:指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百家之编:指儒家经典以外各学派的著作。
应用散文主要是一些墓志、碑、铭类文字。韩愈文名甚高,求写墓志的很多,所以这类作品在他的文集中占有相当数量。韩愈写墓志号称“一人一样”,各有特色,其中不少是阿谀之作,没有意义。不过,为至爱亲朋,特别是文坛挚友所写的墓志,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如《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人品、政绩、文学、辞章,深长情义随处可见。
政治论文有《原毁》、《师说》、《杂说》、《进学解》、《论佛骨表》等。《原毁》通过对比古今君子责己待人的不同态度,批判社会普遍存在的毁谤风气,明确指出“怠与忌”是产生“谤”的根源。文章切中时弊,针对性很强。
《杂说》与《进学解》都是韩愈抒写怀才不遇之慨的政论杂文。《杂说》是一组寄慨遥深、变化多端的文字。其四《马说》,通篇以千里马不遇伯乐为喻,尖锐批判执政者既不识才又不爱才,甚至糟塌人才的昏昧,表现作者的自命不凡,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全文通体写喻,叙中有议,文笔矫健,说理透辟。它以精深的议论,绘声绘色的叙述和满怀激愤的抒情,把作者深沉的苦闷与喷薄欲出的激愤,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送李愿归盘谷序》P315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畯:通“俊”。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率:都。庸:用。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爬:爬梳,整理。抉:选择。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韩愈是司马迁后最杰出的散文家。
议论文:饱含感情,气势雄伟,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简洁锋利。
叙事散文:叙述晓畅,形象生动,夹叙夹议,融叙事、抒情于一体。
抒情散文:语言平易,感情深挚。
韩愈散文众体兼备,形成一种规范性的文体,具有雄健奔放、波澜壮阔的风格特色;对于扫荡六朝柔靡文风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分追求新奇,语言生僻,有些文章较晦涩难懂。
先秦:诸子散文,博大精深,议论风发;历史散文,质朴生动,形象鲜明。
汉初政论散文,说理透彻,针砭深刻;司马迂的历史传记散文,雄深雅健,逸气纵横。
魏晋骈文兴起,形式优美,音调铿锵,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但追求骈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梁陈时代,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擢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徒,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倖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韩愈思想核心是祟儒学反佛道。他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倡导儒家道统,对佛道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这种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对古文写作有重要影响。此外,他相信天命、迷信鬼神。他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也反对王叔文革新。他既能在灾荒之年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
二、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要求文章反映现实,言之有物。“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之道”,“辅时及物”,就是要求文章反映现实、干预现实。
三、学古创新。
韩愈反对因袭,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创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唯陈言之务去”,坚决清除那种华而不实的陈言,提倡质朴自然的文辞,强调“辞必己出”,“不以雕琢为工”,提倡“文从字顺”。柳宗元也反对因循,反对“渔猎前作”,他揭露和抨击了“骈四俪六”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文以达意为主。
文学论文主要是为指导古文运动而写的书、序。著名的如《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作者往往结合对方所议阐述个人之见,议论精深却又平易亲切,短小精悍又突出重点,娓娓而谈又气势酣畅,在推动古文运动,指导古文写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韩愈的叙事文主要有传记散文与应用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