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俄文新闻传播活动

试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俄文新闻传播活动*赵永华[提要]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的历史扑朔迷离，内容庞杂，头绪万千。

与其他在华外报相比，俄文报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寻找恰当的历史坐标，对在华俄文新闻传播进行准确的评析，是一个难题。

本文尝试对其特色进行总结，把它在时间纵向上的来龙去脉和与历史大背景的横向关联尽量展示出来，以探求在华俄文新闻传播的本质与内涵。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外人在华办报、俄文报刊、俄侨、新闻传播中国近代报刊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是在外人和外报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外报现象贯穿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始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外人在华办报”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而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华俄文报刊则是其中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20、30年代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关于在华外报，黄天鹏先生在1930年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写道：“外人之办报也，无非藉为传道通商之助而已，后西来人士既众，乃有本国文字之发刊，以葡人为最早，计有七种，英文为最有势力，计五十余种；日文之势亦复不弱，变乱之时，国人亦多购读，据近之调查，共数在三十种以上也。

其他如法如俄如德等国各有相当之言论机关，以为其外交之助，已由传教通商而兼具政治之意味矣”。

1就在俄报呈现繁荣之势的时候，黄天鹏却如是说。

果真如黄天鹏所言，在华俄文报刊都是外交之助吗？在“外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中，俄国人的新闻活动就这样寥寥数语就能概括它的全貌吗？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据《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一书提供的资料，俄国人在华出版的中、俄文报纸189种，杂志305种。

另据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巴基奇(О. М. Бакич)的统计，仅从1918年到1945年，只在哈尔滨一地俄国侨民就出版了115种报纸，275种杂志，可见数量之多。

虽然其中的很多报刊刊期很短、昙花一现、规模有限，但是，同时还有许多报刊存在了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对于外报的性质和作用有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中国新闻史书中普遍的观点认为，外报是帝国主义的舆论工具，用来渗透其侵略政策，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其新闻活动带有刺探情报的目的。

对在华外报的评价之所以过于简单，一刀切，是因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少全面周详的考量，忽视了它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比如，在华俄文报刊就区分为沙皇御用报刊、侨民报刊、苏联报刊三大类；侨民报刊中，又细分为反苏、拥苏、中间三种，它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完全不同，形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史、外人在华办报历史中比较奇特的新闻现象。

对于在华俄文报刊的研究，目前不过只言片语，是新闻史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1898年底创办的《哈尔滨》(«Харбин»)杂志是在华的第一本俄文杂志，1899年创办的《新边疆报》(«Новый Край»)是在华的第一份俄文报纸，直到1956年哈尔滨《俄语报》停刊，在华出版的俄文报刊多达近五百种。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在华俄文报刊从出现到消失大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其种类之多，性质、内容之复杂是其他在华外文报刊无法比拟的。

起初，它一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报纸，是沙皇俄国侵华的舆论工具。

后经十月革命，分化成“红”、“白”两色，形成截然对立的局面。

此外，还有大量的中立报刊，以竭诚为俄侨服务为办报宗旨。

以上种种俄文报刊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色彩斑斓的图画。

*本文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俄苏在华新闻传播活动研究》的阶段成果。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包含了太多错综复杂的内容，通过系统的研究和与其他在华外报相比较，它彰显出如下一些特点：官方的两种新闻体系同一国家在中国先后建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闻体系。

在中国出版的其他国家文字的报刊，性质较单一，具有连贯性。

俄文报刊却受其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而前后割裂，截然不同。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落，中俄两国交往的天平发生倾斜，失去平衡。

沙俄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道不断侵略中国，巧取豪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领了我国西北和东北的大片土地。

沙俄的侵略目的很实际，就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大片领土和通商贸易权利。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精神侵略的重要性，转而创办报刊，发表意见，影响舆论。

沙俄在华创办的中、俄文报刊是沙皇政府的御用舆论机关，其言论无不维护其在华的各项利益，始终服务于其侵略目的。

尤其是沙俄在中国办的中文报刊，以中东铁路管理局1906年3月14日在哈尔滨创办的《远东报》为代表，学了中国人的口气来说话，混淆是非，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

沙皇御用报刊的本质是俄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随其侵略魔爪向境外的延伸。

苏维埃制度确立后，代表这个国家的在华官方新闻机构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

苏联官方新闻活动主要表现为塔斯社和各大报社（如《真理报》、《消息报》）的驻华记者向苏联国内发回的中国报道。

在旧中国，军阀政府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对苏联在中国的新闻活动大肆破坏。

因此，代表苏联国家的俄文报刊几乎没有。

只是到了后期，由于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在上海才有了以苏商名义出版的中、俄文报刊和“苏联呼声”广播电台。

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出版了一些临时刊物，时间都很短。

缺乏官办报刊是苏联在华新闻事业区别于他国的一个特点。

苏联驻华记者与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参与其中，或跟踪报道，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苏联国家通讯社，突破西方国家在华通讯社的新闻垄断，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信息传向全世界，意义非同寻常。

尤其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或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当地（如哈尔滨）党团组织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虽然很少，却是新生事物，切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功不可没。

侨报的两种政治色彩使用同一语言的侨民报刊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色彩。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出现的大量俄文报刊，基本上是由在华的俄国侨民所办。

虽然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文字，但政治色彩完全不同。

在俄国，二月革命结束了沙皇统治，十月革命后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俄国人，特别是上层社会，无法接受或恐惧这个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纷纷逃往国外。

大批俄国难民流亡到世界各地，构成了近代史上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

在中国的俄侨多半居住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也有从海路直接抵达上海的，或经过中亚来到我国的新疆和蒙古，而这些地方在此前都曾有俄国人居住过，已有生活根基。

在这次举世罕见的移民浪潮中，从海路和陆路进入到中国的俄国逃亡者总数达20—25万人之多。

2部分难民辗转京、津地区和向长春、沈阳、青岛，甚至汉口、九江等城市扩散。

3只要是原沙俄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所及之地，都出现了白俄。

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帝俄时期的贵族、地主、资本家、银行家、白卫军军官和普通士兵、一般职员、医生、工程师、作家、演员、音乐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员。

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华俄文报刊截然分成红、白两色。

属白党者，占当时俄文报刊的绝大多数，对苏联持反对态度，主张办报为侨民服务；属红党者，多由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国的普通侨民、铁路工人所办，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大力宣传苏联建设成就和传播革命思想。

“红白之争”、“政党之争”成为十月革命后在华俄文报刊的主要特点。

这两种色彩的俄文报刊为了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理想目标，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新闻竞争。

各自占领一片领地，各自拥有一定的读者。

中国当局的干预使红色报刊受到钳制。

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为着不同的政治目标，同室操戈，这种复杂性是别的国家的在华报刊所不具备的。

侨报与祖国的关系侨民报刊对祖国政府采取疏离和严重对立的态度。

英文、日文的报刊随着本国在华势力的强大而繁荣，随着侵华势力的削弱而衰落，而俄文报刊却不同。

当沙俄在华的殖民机构分崩离析之时，俄文报刊却大量出现，形成更加繁荣的景象。

只在1920—1923年间，仅在哈尔滨一地就新办俄文报刊达110多家。

其中，报纸46家，期刊杂志66家，4是哈尔滨俄文报刊最多的年代。

1917年以后在中国创办的俄文报刊，多半是俄国资产阶级侨民报人所办，属于民营报刊。

他们远离本土，不受本国政府的管理控制，与本国政府没有任何瓜葛。

相反，这些俄侨报人畏惧、憎恶红色政权，痛恨苏维埃制度，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言论上极端反对祖国政府。

在华英、日等国侨民所办报纸与其国内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亦步亦趋，充当其代言机构，与在华俄文报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俄国侨民之所以反对苏联，是因为他们觉得是布尔什维克逼得他们背井离乡逃亡国外。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看到推翻苏维埃政权已经不再可能的时候，这种仇恨才逐渐淡化，报刊上的反苏言论才逐渐减少。

让这些白俄报人转变反苏立场的还有一个客观的外在原因，即绝大多数俄侨心底里虽然对苏联政府持抵制态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状况迫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远离祖国的新环境中更主要的是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政治活动。

放弃没有前景的反苏政治追求后，在精神领域，他们更多地开始关注怎样保持和发扬具有鲜明俄罗斯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白俄报纸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也与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关。

苏联国内高层对逃亡的俄侨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逐步承认其苏联国籍。

苏联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苏联却突飞猛进。

政治上的缓和，经济上的进步，势必会影响俄侨对祖国的感情，加大他们对祖国的亲和力。

俄侨报刊反苏色彩不再明显，只是说明游子心系祖国，还不足以把他们的新闻活动跟苏联政府联系起来。

海外俄侨报刊始终与祖国政府保持着一定的游离关系。

多重的新闻控制俄文办报活动在中、俄不同政权统治时期遭受多重控制在华俄文报刊所受到的新闻控制，也较其他在华外文报刊复杂和严厉。

最初，当俄国人办报不受我国地方当局管理的时候，沙俄势力掌管着办报人的命运。

中东铁路建成后，俄国攫取了在中东铁路附属地驻军、设警与司法特权，俨然“国中之国”。

在哈尔滨出版的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不断遭到沙俄势力的摧残破坏。

即便不在本土，沙皇专制制度的淫威仍有用武之地，照样实行着如同国内一样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没有新闻自由。

十月革命之后，沙俄在华势力失去靠山和后盾。

1920年，我国开始收回中东铁路主权。

在华出版的俄文报刊必须向东北地方当局申请备案，得到允许后才可以出版。

当时主管报刊的部门是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简称“特警处”。

特警处针对俄文报刊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条例。

实质上，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宣传革命的红党报刊，对白俄报刊却故意偏袒。

长期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的军阀头子张作霖，更是极端反苏反共，极力遏制布尔什维克报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长达14年之久，疯狂地推行法西斯新闻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