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
百岁老人汪东兴辞世一代人的谢幕
汪东兴是与中国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特殊经历，和粉碎“四人帮”时发挥的作用，使他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位具有独特经历的重要人物。
伴随中国革命成长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年仅13岁便投身于革命，后参加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战争的洗礼和长征的磨练，使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
观其革命生涯，可以发现：他1929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方志敏2015年8月21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年。
新华社在报道中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百岁老人汪东兴辞世:一代人的谢幕. All Rights Reserved.C over P eople封面人物本栏目冠名：东莞鸿企机械有限公司等人创建的红十军。
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
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长期掌管8341部队，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
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和长期在毛泽东身边，他见证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化作春泥更护花——怀念革命老战士郝谦同志
○缅怀情丝化作春泥更护花———怀念革命老战士郝谦同志吴康零 1997年12月8日,96岁高龄的郝谦老人溘然与世长辞。
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凝望着郝老慈祥的遗像,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师长、老领导,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忘年交,怎不令人悲痛万分。
一、郝谦同志原名霍绍文,1902年12月出生在今重庆市綦江县蒲河乡。
1924年在重庆联合中学读书时,经肖楚女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1925年经杨公同志介绍由团转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搞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和青年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参与了1929年自贡盐业工人政治总同盟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他到遵义参加了红军,后被派到川、滇、黔边建立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到川北通、南、巴三地开展党的工作,为推翻蒋家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作出了贡献。
四川解放后,郝谦同志长期从事文化工作,曾任川北行署文委、文联办公室主任、西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副馆长、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发展四川的文化事业和编写四川新省志而呕心沥血,勤奋工作。
有人很不理解,你郝老这样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党员,解放后为什么仅担任了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职务呢?1981年纪念党诞生60周年的前夕,我应四川《支部生活》尹邦良同志之约,为该刊写过一篇关于郝谦同志的专访,并就此问题与郝老作过探讨。
郝老坦然地对我们说:“有的人认为,入党早,就应该当大官,或者摆老资格,向党争名誉,闹地位,这同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革命,搞共产主义,为人民大众谋益。
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嘛。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郝老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始终坚持着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郝老离休后,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顾问、四川省社科院顾问、四川省图书馆顾问等职。
《怀念周有光老人》读后感
《怀念周有光老人》读后感
读完《怀念周有光老人》后，我突然有了很多感想，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恰到君权政治再到民主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一个民族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科学思维科学的好处是希望人家骂，你骂不倒它，它就是真理，所以它站得住。
而且科学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是一元的，而宗教不同的教派，主义不同的流派，都是不同主张的。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
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
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
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
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化解左中右三派思想对立的良策
化解左中右三派思想对立的良策现今，不论思想上是哪一派，只要关注时事的人又会有以下共识：即目前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腐败情况空前恶化，社会公共道德底线面临挑战，人民幸福指数日益低下……。
左派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由于对现状不满，他们怀念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可以称为怀念过去派）。
右派主要是主张民主、西化的秀才，现在应该叫学者、专家（畅想未来派）。
中间派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者，以目前的各级掌权官员、富豪、明星等高收入人群居多（满足现状派）。
化解左中右三派思想对立的唯一方案（救国良策）就是逐步实现“小政府、大企业”，而不是现在愈演愈烈的“大政府、小企业”！！！由于本帖要探讨的问题过于庞大，本帖主只能言简意赅，提出如下核心观点：其实左中右派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针对三派，各说5点想法。
对于左派我想说：1、左派高举某人的思想大旗，力主大开杀戒，再来一次文革，这种心情我十分理解！但是中国将会倒退，就会沦为如同“金太阳统治下的乐园”一样的国度！2、左派现今仇富心态日益严重！这种心态我也同样能够理解。
毕竟有些人钱来的不仗义！但我要呼吁的是要区别对待！如同几十万一桌的宴席，不要一概骂街，如果钱出自个人腰包，经常一掷千金地消费，我认为应该将其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因为他（她）为国家税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创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是公款宴请，就另当别论了！3、左派希望人人都像雷锋一样，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哪位要指责我，请你先研究明白“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然后扪心自问，雷锋做到的事你自己做到了吗？我喜欢陈光标的善举！做好事留名怎么了？！难道是做坏事不留名更好？4、现在大量富豪、明星移民、裸官的出现，主要来自于左派的过激言论的压力和造成的空前紧张气氛。
要知道这些人带走了多少钱！然后我们再从国外低三下四引资，给洋鬼子特殊政策，并进一步摧毁我们的民族工业，我觉得这是貌似革命的言行正是十足的卖国主义的行径，只是自己还没认识到而已（我国出口大多是低端产品，进口多为高端产品，我记得几年前曾报道要买回一架波音客机，要出口8亿件衬衫啊！现在看到为买苹果产品排队买不到，向保安投掷鸡蛋泄愤，真是民族的悲哀！）。
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思考深入,交锋激烈
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思考深入,交锋激烈作者：苏永通等来源：《领导文萃》2011年第22期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
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
我们在此时，怀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亮相与“归隐”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
这一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
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
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
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
时代之痒与民族之痛(致杨澜)
杨澜发表了一篇微博，其内容如下：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
当时看，师生都泣不成声。
记得我满怀恐惧的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正不可思议。
不过他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时代之痒与民族之痛！——致杨澜女士杨澜女士，在你没有成功之前你肯定为来自每一个角落的掌声而感动。
然而今天，你不一定需要来自某个角落关注你的目光。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向你说，我今天的话，不是我个人观点，而是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底层与你那个阶层的对话。
你走过世界，你正阔步在中国的高层次舞台上。
我一直用我的双脚丈量着山乡的土地。
但行为的限制并不代表思维的拘禁，我认为今天的你需要听听舞台之外的声音。
毛泽东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神话。
今天要和你思辨的是毛主席这尊神不同于任何宗教之神，他是民族历史五千年深厚沉淀而自然浓缩的民族精魂。
反动分子骂他，反华势力怕他，当代所谓的精英人士否定他，这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你的否定也不新鲜。
站在你当前的阶层利益上说，你也没有错，你错就错在你没有站在真正的大多数劳动大众的立场之上。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现在看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尤为正确。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根据各自利益自然形成的集团阶层。
不是谁宣布没有就没有的。
当今中国社会，不是没有阶级矛盾，而是一直都有，而且十分激烈。
只是被强大的政府功能覆盖了，被经济生产掩盖了。
政府尽力调和着阶级矛盾，努力寻找着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点。
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必须这样做。
现代科学可以防止地面塌方，但不能阻止地底深处的地震。
捂得越紧，沉默得越久，爆发的能量就越大。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要细心地区分。
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泛泛而谈，就不得其深意。
你一定读过不少书，是不是成功秘诀一类的读得多。
作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读过全世界的经典，如没有读懂毛泽东思想，也不算民族精英。
怀念父亲秦邦宪
怀念父亲秦邦宪今年是父亲秦邦宪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遇难61周年。
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我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尽管我从未见过父亲。
父亲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亲近，他仿佛常在我身边。
我对父亲的认识、了解是逐步积累，逐步加深的。
从孩提到现在，我盼望他、想念他、埋怨他，到逐步理解他、敬爱他、崇敬他。
1933年5月，我出生在上海，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父亲，奉共产国际之命，与陈云一起离开上海赴江西苏区。
从上海至江西，从国统区到根据地，路途险恶，要化装绕道而行，母亲刘群先正怀着我，行走不便，只能独自留在上海。
5月，母亲生下了我，还未满月，因特务横行，环境凶险，又想着我父亲，惦记着工作，就叫她在无锡的姊姊、我姨妈刘素芝来把我接走。
后来姨妈告诉我，临别时，母亲对我吻了又吻，依依惜别，流着泪对她说：“姊姊，摩亚是我的化身，见她如同见我，她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无论有多困难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就这样，我到了姨妈家。
姨妈家很穷，加上有7个孩子，姨父又无固定工作，经常失业，全家要靠姨妈洗衣服、做零活补贴家用。
我四五岁时，就懂点事了，那时我很奇怪，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就我没有，于是常哭着、吵着向姨妈要妈妈。
姨妈为安慰我，就让邻居家大女儿回娘家时到我家来，冒充我妈妈，说是特意从外地来看我的，还给我带来糖果。
天真的我，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喊着妈妈、扑向她的怀抱，然后搬个小板凳，坐着、偎依在她身边，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而此时姨妈却在一旁偷偷地流泪。
等我长大一点，这种善意的谎言终于被揭破，我因此大哭一场。
此后，我深深地陷入了对父母的不尽思念之中！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姨妈节衣缩食。
想方设法让我读书。
为了保证我读完6年小学，姨妈自己的儿子仅上4年学就出去当学徒工，女儿只能上两年学。
我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力供我读书了，而我是多么想上学呀！在失学的日子里，我更加想父母，盼父母来信，盼他们来接我。
改革开放人物评论
改革开放人物评论邓小平：国外学者认为一个身高只有157厘米的人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
今天，这个国家和1978年相比，变化让人难以想象。
邓小平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
在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国人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设计工作，需要事先有一个蓝图，规划好应该怎么走，但在当时社会阻力空前的情况下，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试试看，一边走。
邓小平是改革的最大后台，90年代，针对左倾势力压制改革开放的情势，这位老人以88岁高龄南巡，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力挽狂澜，救改革事业于危难。
时日无多之时，老人扼住了历史的命脉，最后推了中国一把。
今日，面对改革步子滞缓，细思过去，依旧想说一声——小平，您好！华国锋：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他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是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华国锋虽然缺少邓小平的英雄革命事迹、宏大历史眼光和群众威信，但是他的温和谨慎，是团结毛泽东追随者和改革派的最好选择，避免了国家在毛泽东去世后发生分裂混乱的局面。
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
虽然他的“两个凡是”口号饱受批判，但却是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不得不有的立场，否则他无以立身。
华国锋虽然自称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作为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过渡型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改革开放不仅限于经济，更是一扫文革流毒，在这片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土地上刮起一股唤作民主的东风。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位老人，胡耀邦，外媒称之为“中共的良心”。
知识分子常念起胡耀邦的“民主”。
时代楷模学习心得范文3篇写范文网
时代楷模学习心得范文3篇时代楷模学习心得范文【篇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卢永根，中科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永根院士一生都在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而今罹患重症，仍无私地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无偿捐献给教育事业，当作是最后的贡献，这是一名老科学家用自己无言的行动感动着大家。
宁可自己多苦一点，也要支持教育和扶贫。
家徒四壁，家具老旧，与学生同在饭堂排队打饭，把一荤一素二两饭吃得干干净净，也总会善意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自己艰苦地生活，却把省下来的钱慷慨地献给教育和扶贫。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曾经卢永根院士身为华南农学院院长，待遇上不搞特殊;身边的人想走后门，被卢院士骂了回去;学校发展落后，缺乏资金，但不惜重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回国，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博士生刘向东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借1500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淡泊明志地做科研，一心一意地跟党走。
卢永根院士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派遣回到广州。
他说：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
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
为祖国复兴效力，一句话，卢永根院士践行了一生。
带着学生翻山越岭找稻种，即便已经是七十多岁也亲自去;在病房建成了临时党支部，一个月开一次会，即便已经躺在病床上也坚持过组织生活。
卢永根院士曾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用一生去践行爱国主义，卢永根院士怎么会点不燃大家心中的安国主义火焰?忠心为党，一心爱国，在卢永根院士身上，我看到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的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卢永根院士也用其一生无言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
怀念周惠老人
自 治 区 第 四 次 党 代 会 的 召 开 ， 些 大 事 都 是 在 周 这
惠 书 记 主 持 领 导 下 进 行 的 。周 惠 书 记 到 内蒙 古 工 作 的 时 候 ，文 革 ” 刚 结 束 。那 是 个 百废 待 兴 、 “ 刚 百
业 待 举 的 年 代 ， 是 个 拨 乱 反 正 ， 新 启 航 的 年 那 重 代 ， 是 个 充 满 思 考 和 挑 战 的 年 代 ， 也 是 个 充 那 那 满 激 情 的 年 代 ！那 时 的 工 作 难 度 不 知 比 现 在 大 多 少 倍 ， 时 的 工 作 激 情 不 知 比 现 大 多 少 倍 。 是 周 那 惠 书 记 告 诉 我 们 什 么 是 大 局 ， 么 是 政 治 ； 何 什 如 去 调 查 研 究 ， 样 才 能 掌 握 真 情 实 况 ； 常 常 告 怎 并
维普资讯
到 自治 区 档 案 局 工 作 后 ， 一 直 策 划 在 北 京 我 召 开 一 次 名 人 档 案 征 集 座 谈 会 。请 在 京 的 内 蒙 古
籍 和 在 自治 区 工 作 过 的 老 同 志 、 人 为 我 们 捐 赠 名
一
面 向 他 讲 。我 走 进 病 房 时 ， 惠 书 记 躺 在 病 床 上 。 周 人 显 得 那 么 瘦 小 ， 全 没 有 了 在 自 治 区 工 作 时 的 完 样 子 。 那 时 的 周 惠 书 记 尽 管 个 子 不 高 ， 起 话 来 讲 声音 略 显沙 哑 ， 十分 有 力 ， 析 问题 深 刻透 彻 ， 但 分 决 策 果 敢 ， 我 心 中 是 大 政 治 家 。 现 在 躺 在 床 上 在 的 完 全 是 一 个 和 善 慈 祥 的 老 人 。周 惠 书 记 一 眼 就 认 出 了 我 。 他 非 常 亲 切 地 说 ， 胖 子 ， 来 看 我 小 你 了 。 小 胖 子 变 成 大 胖 子 了 。 现 在 在 做 什 么 ？我 急
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
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革命老人：“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作为一位经历过历史的革命老人，我对未来革命有着一些思考。
虽然我已经迈入了老年，但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关注从未减弱。
在这里，我想分享几点关于未来革命的思考，希望能为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一些指导意义，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对于未来革命来说，思想的觉醒和意识的觉醒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并且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时，革命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革命者需要不断地宣传、组织，唤醒更多人的思想和意识，让他们明白改变社会的责任和重要性。
其次，未来革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目标和战略。
革命者应当对社会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制定清晰的革命目标，并提出合理有效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实现革命的胜利。
然后，务实和变革并重也是未来革命的关键。
革命者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斗争的精神，但同时也需要明智地应对社会现实和变革的复杂性。
在实践中，要善于权衡利益，寻找改革和变革的最佳时机和方式。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社会发展的道路。
最后，构建和谐的社会是未来革命的终极目标。
革命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为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谐的生活环境。
未来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探索。
革命者应当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总的来说，未来革命需要思想的觉醒和意识的觉醒，合理的目标和战略，务实和变革并重，以及构建和谐的社会。
只有革命者秉持着这些思考和指导，才能推动社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相信未来的革命者会更加有智慧和能力，为社会的进步献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改革开放40年变化访谈记录
改革开放40年变化访谈记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众多中国人亲历并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化。
为了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与发展，笔者展开了一系列访谈，记录下了一位普通中国人关于这段历史的见证与思考。
我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名叫李先生的六旬老人，他身为一名退休工人，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了一家国有企业的生产工作。
“当年国有企业的生产设备比现在落后了很多，管理也相对混乱。
”李先生回忆道，“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企业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员工生活水平也逐渐改善。
”李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民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他提到了自己的儿子，是一名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技术人员。
“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迅速崛起，我儿子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收入比我当年工作时要高出很多，生活也更加富裕。
”李先生笑着说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的出路和机会，这是我当年无法想象的。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李先生信心满满。
“40年来，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我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李先生说道。
通过这次访谈，我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无论从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整体国家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和发展前景。
期待未来，中国必将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断努力奋斗。
怀念岳父胡岱海
〉〉七月的旋律岳父胡岱海离开我们快20年了，思念他的情愫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增无减，珍藏在记忆深处，伴随在日常身边。
不经意间，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浮现眼前，恍如昨日。
我的内心深处多次涌起冲动，要为他写下一段纪念的文字。
1岳父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
他1931年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山区的兴县贾家沟村一个农民家庭。
在由童年长成少年的岁月里，兴县已于1940年全境解放，我党在这里相继设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兴县成为了贺龙元帅领导的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建设边区的各项工作，岳父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经历着、感染着、跟随着、成长着。
他积极报名参加晋绥根据地开展的“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如饥似渴地学习识字、珠算、记账，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参与着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
1948年17岁的时候，担任了晋绥贸易公司（西北农民银行前身）的营业员、事务长，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第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后随着边区机构的合并调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晋绥分行会计，神池县人民银行会计股股长、副行长，神池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五寨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神池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县革委生产组组长，中共神池县◆李高山2022年 第7期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岢岚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主任，中共岢岚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忻州地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忻州地区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1994年离职休养。
2004年12月30日不幸因病逝世，享年73岁。
2我最早知道岳父其人，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农村玩耍时听下乡干部和村干部们说的。
当时我在上小学，春秋季节跟着大人们到村外的坡梁上植树，有时到收获过的山药地里捡拾没有掏尽的山药蛋。
记得有几次，公社的下乡干部和大队干部（当时的村叫生产大队）边干活儿边聊天，说到县上有个胡岱海，很能干，主着县长一半的事，印象很深。
用铺排手写一段纪念邓稼先的小作文
用铺排手写一段纪念邓稼先的小作文全文共6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邓稼先,是家乡一位了不起的老人。
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为人师表,富有爱心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邓爷爷是我们村子里最有学问的老先生。
他生前热心教书育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在田间地头传道授业,教导学生们做人的道理。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邓爷爷总是端正地坐在课堂前,慈祥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好好读书。
他教导我们要勤奋好学,尊重师长,待人有礼。
虽然年纪大了,但仍坚持手写板书,一笔一画写得极为认真。
我们常常被他饱满的热情感染,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除了教书,邓爷爷对村里的人也极为热心。
他不分你我,总是乐于助人。
只要有人找上门,邓爷爷都会热情接待,聆听对方诉说烦恼,并尽自己所能予以解答。
有时遇到棘手的难题,邓爷爷也会沉思良久,给出中肯的意见。
他特别钟爱小朋友,常给我们讲故事,说人生的道理。
记得有一次,我在玩耍时不小心摔伤了,扭伤了脚踝。
当时我哭得很伤心,就是邓爷爷发现了我,蹒跚着走了过来。
他先是安慰了我,告诉我男子汉要勇敢些。
接着,他便细心地为我手把手包扎好伤口,还让我靠在他的拐杖上,搀扶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虽然他年纪那么大了,但依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邓爷爷不仅只是一位老师,对我们而言,他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祖父般的存在。
他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出了活生生的示范,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会牢记邓爷爷的教诲,向他学习,努力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公民。
岁月飞逝,时光如梭。
转眼间,邓爷爷就离开了我们,去了一个永远与世长辞的地方。
虽然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但他高尚的品德,宝贵的精神财富,却会一直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村子里总会有一群人怀念他,崇敬他,铭记他对我们的恩情。
有幸能成为邓爷爷的学生,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
我会永远铭记这位睿智慈祥、了不起的老人。
愿邓爷爷在天之灵也能保佑着我们这些晚辈,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公民。
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我的批判对象
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我的批判对象在我们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人，他们的行为和言语可能让我们感到困惑、不满甚至愤怒。
在我祖父去世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个让我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我对祖父去世的批判对象。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
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只知道跟着大人们一起哭泣，却没有真正理解祖父离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祖父去世背后的故事，也意识到了那个批判对象的存在。
这个批判对象就是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孝道”。
在祖父去世的过程中，家里的长辈们严格按照孝道的规矩来安排后事，而我认为这种做法束缚了他们的真实情感表达。
在我眼里，孝道成了压抑人们悲伤的枷锁，让我无法真正感受到亲人们失去祖父的痛苦。
我对孝道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孝道被视为一个人品德高尚的重要体现。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孝道往往变得形式化、僵化，甚至成为一些人束缚他人的工具。
在祖父的葬礼上，大人们忙于遵循孝道规矩，而忽略了彼此内心的悲痛。
这种现象让我感到不解和惋惜。
然而，随着我对人生的认识不断深入，我渐渐发现，批判孝道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祖父的离世让我意识到，孝道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它也包含了对亲人的关爱、尊重和怀念。
在祖父去世的日子里，我家人们遵循孝道，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祖父的敬意和怀念。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自己过于肤浅，只看到了孝道的表面现象，却没有体会到它背后的深层含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明白，孝道并非束缚人们的枷锁，而是引导我们学会关爱、尊重和怀念亲人的一条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的批判对象其实并非孝道本身，而是人们对孝道的误解和滥用。
祖父去世让我深刻反思，要学会理性看待传统文化，不能盲目批判，更不能陷入对传统的教条主义。
总之，祖父去世时的批判对象让我认识到，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要保持敬畏之心，理性对待，既要批判反思，也要继承发扬。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2019-05-30袁庚提出将蛇⼝作为改⾰开放的实验区，并愿意担当“实验员>>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为什么要舞蹈我们为什么要兄弟我们为什么要加班?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为什么要补？我们为什么要评选我们为什么要亲吻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定制？我们为什么要上学我们为什么要辟⾕为什么我们要宽容我们为什么要旅⾏我们为什么要跑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翻转”？我们为什么要担⼼？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 > 管理 >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徐庆全")申明:本⽹站内容仅⽤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即删除有关内容。
袁庚提出将蛇⼝作为改⾰开放的实验区，并愿意担当“实验员”，当年是了不起的壮举。
2016年1⽉31⽇凌晨，袁庚在深圳蛇⼝逝世，享年99岁。
悼念的热潮⽅兴未艾。
理由有两个：第⼀，作为改⾰开放早期（1978年⾄1982年）为中国改⾰开放左冲右突的地⽅⼤员，袁庚的离世，意味着属于这⼀代⼈的时代，在落下帷幕。
怀念袁庚，也是怀念那个时代。
第⼆，袁庚是“中国改⾰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他提出将蛇⼝作为改⾰开放的实验区，并愿意担当“实验员”，当年是了不起的壮举。
1978年“两报⼀刊”的元旦社论使⽤了特别醒⽬也特别振奋⼈⼼的标题：《光明的中国》。
中国怎样才能“光明”？取决于发展速度问题！社论指出： “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是⼀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把“四个现代化”意识推向全国。
1978年5⽉，⾃1949年以来中国第⼀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牧率领，历时⼀个多⽉，在法国、联邦德国、丹麦、⽐利时、瑞⼠五国进⾏考察，考察报告向中国提供了⼤量的信息与建议。
改革开放人物评论
改革开放人物评论邓小平：国外学者认为一个身高只有157厘米的人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
今天，这个国家和1978年相比，变化让人难以想象。
邓小平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
在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国人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设计工作，需要事先有一个蓝图，规划好应该怎么走，但在当时社会阻力空前的情况下，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试试看，一边走。
邓小平是改革的最大后台，90年代，针对左倾势力压制改革开放的情势，这位老人以88岁高龄南巡，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力挽狂澜，救改革事业于危难。
时日无多之时，老人扼住了历史的命脉，最后推了中国一把。
今日，面对改革步子滞缓，细思过去，依旧想说一声——小平，您好！华国锋：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他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是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华国锋虽然缺少邓小平的英雄革命事迹、宏大历史眼光和群众威信，但是他的温和谨慎，是团结毛泽东追随者和改革派的最好选择，避免了国家在毛泽东去世后发生分裂混乱的局面。
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
虽然他的“两个凡是”口号饱受批判，但却是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不得不有的立场，否则他无以立身。
华国锋虽然自称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作为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过渡型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改革开放不仅限于经济，更是一扫文革流毒，在这片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土地上刮起一股唤作民主的东风。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位老人，胡耀邦，外媒称之为“中共的良心”。
知识分子常念起胡耀邦的“民主”。
一身光明写平生——怀念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
一身光明写平生——怀念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回族］石彦伟在我所敬慕的几位本民族老辈学者中，张巨龄先生是那种鲜见地流露着民国风度、具有精神贵族气质的一位。
怎样描述我对他的感受呢？若是论名望，我想他应该足够有名了。
他的影响，不仅遍及回族学界，也在更为广阔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语言学界、语文教育界散发着独异的光芒。
但他似乎有一些深居简出，与世面上流行的嘈杂与熙攘保持着一种具有分寸感的排拒。
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他的眼神是凌厉的，容不得学术的半字伪造；他只讲真话，在真理与正义的原则面前，毫不介意可能外露的锐利。
他虽不常出门，却总会有人千里迢迢找上门去，譬如亚洲、欧洲慕名而来的博士、学者。
只要打开毕生挚爱的回族学、语言学话题，那一向紧绷森严的面庞便渐渐活泛了起来，温润了起来，滔滔不绝，倾囊相告，羽扇纶巾之间纵横着唯有他才深谙奥秘的那个世界；通身散发的炽烈如焰的一股热能，与头上那一顶苍苍鹤发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真是一位好学者啊！有限而珍贵的交往，犹在眼前。
然而时代已去，机缘已逝，那因为正直、诚实、勇敢而显得可敬可爱的张巨龄先生，确已在2016年寒意席卷的初冬踽踽独行，决然走远了，唯留下一个散透着光明的背影。
“热恋的感情热恋的感情””十二三年前，博客初兴，我在东北的大学校园里上网搜索有关回族历史的老掌故，意外发现了张巨龄先生的博客，读之眼界颇开。
慢慢了解到，张巨龄先生居于京城，是《光明日报》的高级编辑。
他有两样值得佩服的硬功夫：一则，于主流学界而言，他是颇有著述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系北京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光明网·谈文说语”特约专家、教育部语文出版社新课标教材编委，也曾担任一些高校中文系的特聘教授；二则，于民族文化而言，他是一位发力于回族史论研究的民族史学家，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
我之所以在未曾见到巨龄先生之时，便油然而生敬意，乃是因为先生首先在主流知识界积淀了一定的影响力，继而转向民族学界，这使得他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基点之上，避免了暗藏的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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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
陈季冰
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以百岁高龄平静辞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起铺天盖地的缅怀与哀悼，也将许多人的思绪再度带回到改革开放前半程那段激情岁月中去。
在改革共识日益破裂、改革目标日益模糊、改革动力日益衰竭的当下，这样的回眸总是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以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工作在实践第一线的实干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30多年以后，我们尤其需要牢记——但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的改革开放并非“总设计师”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规划设计”出蓝图，然后再通过下发中央文件让下属一级级传达执行的。
相反，正是由于万里这样的各级干部顶住来自上下左右的巨大压力（那时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依然盛行），以自己的求实与无畏，为改革开放事业闯出了一条本来根本不存在的路，邓小平则是他们坚定的政治后盾。
这一点也得到邓小平本人的高度肯定，他曾说过：“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
”因此可以说，没有万里们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所作出的勇敢选择，改革就很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于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来说，当年那些改革派政治家的音容笑貌可谓印象深刻。
历史有的时候会呈现出戏剧性的一面，2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总觉得“老人政治”令人窒息。
到了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当时的“老人政治”。
我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和怀旧，因为在这一代人时间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必须放到中国极为特殊的语境中去审视——长达30年的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毒害不只在一时，它的影响也许花好几代人时间都不能彻底清楚。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政治“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
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地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
而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新的改革派人物涌现。
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
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
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
而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30多年前面目全非。
正如一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在当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
它的一些苗头，已经从之前曾粉墨登场的“重庆模式”等事件中显露端倪。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可能已不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而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
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这就是我们今天格外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的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不久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费解之时，经常回顾当初改革共识的内容以及它的艰难形成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希望到纪念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交出一份无愧于万里这一代改革派政治家的答卷，而不是让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开辟的事业中途停滞，甚至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