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

法社会学课程报告
法社会学是一门研究法学与社会学关系、法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学科。

从这个定义来看，法学与社会学应是并列、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为另一方的研究角度或方法论之类。

然而在中国，出于更加实用的目的，法社会学往往被阐释为借鉴、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法律问题。

不可否认，用一种学科作为方法去研究另一学科的思路在研究的实操层面是更便捷和有效率的。

尤其是对作为主学科（目的学科）的法学来说，无疑获得了极大的补充与滋养，从而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削弱了法律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学现象的洞察。

一味强调将社会学作为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而忽视社会学相较法学
的并列地位从长远来看不仅会使社会学的研究受到抑制也会扭曲法
学本来的涵义。

应该注意到的是，法社会学不是简单的“法学+社会学”，而是更像一种系统工程，即法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1+1>2”
的效果。

以上是我对法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法律与社会学双向互动的几个例子，以便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法学与社
会学的这种“羁绊”。

1.乱轮禁忌起源的简单探究
在我看来，作为西方伦理道德起源的核心命题之一——乱伦
禁忌，不仅体现着人类学家对现实社会的真切关怀，还是作为最崇高
的自然法（道德）的起点。

从弗洛伊德著名的“弑父娶母”的俄狄
浦斯情结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乱轮禁忌及其起源》，都有对于人
类最原始之禁忌——乱伦的阐释。

为何将乱伦作为核心议题，涂尔干认为：正因为乱伦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被当作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部分，所以乱伦禁忌应该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也完全可以归结为道德的起点；其形态学上的原始形式就是外婚制法则。

所谓外婚制，是指禁止同一氏族的成员彼此媾和的规则。

与现在家庭建立于血亲关系之上有些不同，氏族是指一群具有相同图腾、自认为彼此是亲戚的个体，换言之，氏族的亲属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图腾共同体上的。

但是，我们仍会感受到外婚制与现代法律禁止近亲结婚与乱伦的规定何其相似，以至于完全有理由相信，前者是后者的源头。

因此，考察乱伦禁忌的线索就是追查外婚制生成发展的脉络，反过来探究外婚制产生于氏族（图腾制）的原因一样可以掌握乱伦禁忌的社会起源。

这种法与社会双向互动从而互相印证的思路显得极为有趣和有用。

2.罗伊堕胎案的简单分析
法律源自社会生活，每套法律规则都有着与之对应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感性的，他就是日常生活的故事；法律也重塑着社会生活，这种塑造，是通过法官案例分析和推理而形成法律规则来完成的。

罗伊堕胎案表面上是关于女子堕胎的法律，但是，女子堕胎问题内部所蕴含的生命对于整个人类的意义和个人身体的完整性之间的
冲突，天主教的教义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及女性主义权利要求之间的思想冲突，都会通过这个案件体现出来。

在法律方面，主要是对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质疑——美国大多数州采用此法。

该法规定：“凡实施堕胎均属犯罪，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生命由医生建议堕胎。

”起诉人指控该堕胎法不符合宪法。

在社会学方面，堕胎显然是一个具有敏感性和情感性、意见交织的社会学问题。

自然，法官们的任务是通过宪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情感或偏见。

但是仅仅依靠宪法原则法官们很快便发现事情几乎无法解决。

审核几个世纪以来与怀孕、避孕和堕胎相关的社会史和医疗史（从“波斯帝国的堕胎药”、“希波克拉底誓言”、“普通法”、“英国条令法”和“美国法”及“美国医疗、公共卫生和律师联合会的地位”），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对堕胎之态度。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起诉人对堕胎法的攻击主要在于其侵犯了怀孕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德州堕胎法否认妇女终止怀孕的选择明显是一种伤害。

在怀孕的早期，伤害是直接的，可由医院诊断出来。

而且，被迫怀孕生子还可能使一个女人的生活和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心理的伤害因此更为突出。

由于不得不照顾小孩，母亲在精神和体力上承受着压力；另外一种痛苦是，因为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也就没有心理准备去好好照顾他。

而在本案中，还涉及未婚母亲的个人耻辱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不仅是怀孕妇女及其主治医生需要考虑的，也是身为司法者的法官所不可回避的。

但是基于以上原因得出妇女权利是绝对的结论我们是不赞同的；
德克萨斯州认为对孕期胎儿生命的保护可以构成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我们也是不赞同的。

一方面是对法律的质疑，一方是棘手的社会难题，摆在法官面前的是将如何在个人权利的保护与国家利益的捍卫之间做平衡。

针对此，大法官进行了下列处理：生命开始于什么时候，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解决他（当那些医学、伦理学、哲学和宗教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意见的时候，司法部门对这个问题也不急于寻求答案），但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争议性和广发的社会影响性；但根据目前的医学研究，涉及孕妇及未出生生命的“压倒一切”的那个时间点接近于怀孕的头三个月月底，而在此时间点后，堕胎的危险程度就会提高，此时，州采取措施规范堕胎程序、保护孕妇健康的限制堕胎的举措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对于州来说，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怀孕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情况，也没有考虑牵涉的其他权益，在禁止堕胎的问题上走得太远故违反了程序公正法；对于怀孕妇女来说，其享受的自由堕胎权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怀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着的（一般在怀孕的前3个月孕妇和医生可以自行决定和实施堕胎手术）。

以上决定符合各方利益，符合医学和法律的历史和现状，既符合普通法的宽容风格，也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一次典范的法律规则与社会事实的统一，是法社会学原理的应用。

3.从阿尔斯通案看美国在商界治外执法“长臂”
在处理国际贸易与争端的问题上，法社会学往往显得有些力不从
心。

但在这里，我仍然想列举这个关于美国治外法权的案列，用以比较在当今世界中真正通行的规则与法社会学原理的差异。

法国电力和交通集团阿尔斯通在2010年至2015年间面临美国的法律诉讼，并将大部分资产出售给了GE。

正如《经济学人》对这一案分析发现，针对法国领军企业阿尔斯通行贿问题的长期调查顺势促成了GE对其的收购。

众多周知，在惩戒腐败、洗钱和违反制裁的行动上，美国领世界之先（美国已自命为商界的警察、法官和陪审团）。

过去十年，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外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发生的不当行为作出惩罚。

在过去12个月里，包括嘉能可和中兴通讯在内的几家跨国公司都经历了一番司法煎熬。

而今年年初，围绕华为发生的争议事件不仅令中美外交张力升级，也让美国司法系统的“治外法权”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美国能如此行事是因为他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地位。

拒绝向美国全球司法管辖权屈服的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拒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之外，或被禁止使用其美元支付系统，当然也就无法通过主流银行进行交易（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是自取灭亡）。

这种挥舞大棒的举动有时值得称许。

例如，若非美国对国际足联采取强硬立场，那些操控世界足坛的贪腐官员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但随着美国治外法权的触角更加清洗显露出来的，还有三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执法过程随性且不透明，令人不安。

案件很少进入法庭审
理，而一旦以和解告终，相关高管又会被禁言。

毫无审查压力下，对于何种与美国的关联可令一项控罪受到美国的惩处，美国检方有着更宽泛的解释权：现在，只要是与在美拥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有间接联系，或使用了Gmail，似乎就够定罪了。

其次，惩罚力度可能过头。

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因违反制裁被罚89亿美元，足以威胁其稳定。

去年4月，中兴被禁止与美国公司交易，几乎导致其破产。

此后禁令被撤销，让人觉得法规的执行未免儿戏。

第三，美国的法律行动往往与其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正如上述的阿尔斯通案。

美国的银行在欧洲竞争对手深受巨额罚款之累是抢得业务。

虽然有时美国公司也会别盯上，比如高盛因卷入马来西亚1MDB 丑闻而正被司法部调查。

但是，很多外国高管怀疑，面对美国法规，美国公司享有特殊待遇，也更懂得钻其中的空子。

在贸易战如火如荼、日益陷入持久战之际，阿尔斯通原锅炉部负责人皮耶鲁齐与他人合著了《美国陷阱》一书。

他写道：“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屈服。

”当然，作为曾经深陷“美国陷阱”的皮耶鲁齐，其观点可能有些偏激和情绪化。

但是，作为反腐斗士而骄傲的美国也的确需要一些反思——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美国需要寻找一种更透明、更适度和更尊重他国主权的方法。

如若不然，其不断扩大的治外法权终将适得其反。

这将令外国公司对美国资本市场望而
却步，倒逼中国和欧洲开发和推广自己的全球货币结算与支付系统以抗衡并最终绕过美元。

此外，美国司法部可能会发现，对小案火力全开，在面对大案是往往会弹药不足。

美国的越界执法非但不会展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反而最终会削弱其势力。

以上事例充分表明法社会学是一门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是真正考虑到将法律规则与社会事实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努力。

但是，随着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的不断涌现，法社会学决不能“高冷”。

要积极主动去阐释新的法律与社会现象，并从中获得反思，同时也要吸纳新学科、新技术的长处，从而成为一门与时俱进、不断迸发出勃勃生命力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