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2018-2019-流传学研究范例-优秀word范文 (18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流传学研究范例篇一：在中国语境下探讨流传学的研究模式1在中国语境下探讨流传学的研究模式流传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非常丰富 [1]116，包括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认识，接受者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接受者通过什么途径受到影响，文学界、出版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反应，影响程度深浅等等。
研究从起点出发，问题却主要集中在终点，即受到影响的接受方。
梵· 第根将种种影响分成四大类：一般的关系和集团“ 的影响” 一位作者对于另一位作者，“ ，对于一个集团或一个派别之影响” 一位作家在外国的机遇，“ 和影响” 传播，“ ，模仿，成功真正的影响” [1]115－143 其。
中又包括放送者特别的精神、人格、气质的影响；技术上的影响；艺术形象的影响；主题或题材的影二、流传学的特征梵第根在其专著中曾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 限制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 而且，。
他眼中的“文学关系” 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性关系。
流传学正是沿着“放送者” 传递者” 接受者” 、“ 、“ 这样的经过路线，着重研究一个作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55响；框范的影响；理论或思潮的影响等等。
任何研究都没有固定的研究模式，流传学研究模式也可以从多方面来划分。
以往讨论流传学研究模式总是以欧美实例为对象，以下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来探讨流传学研究模式的应用：（一直线式影响研究）顾名思义，所谓直线式研究是指放送者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思潮、一国文学所产身体感影响。
放送者由于形态和性质不同，可以是一个作家、作品或国家整体。
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两点一线，即从一个起点指向一个终点。
这是流传学研究模式中最基本的一种（见图 1 。
）泰戈尔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就是一例。
放送者接受者所谓“辐射式”是指从一点出发，，指向多个终点，即一个作家、一部接受者 1 作品、一种思潮、一国接受者 2 文学等对多国的接受放送者者产生影响。
西方文学理论 马工程13.3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人物。
他出身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阵亡，后随母亲移居巴黎。
由于巴特自幼受母亲影响很大，这也导致他的独身和同性恋倾向。
中学毕业前夕，他因得了当时很致命的肺结核而不得不中断学业，这阻碍了他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从1947年开始，巴特在加缪的介绍下为《战斗报》撰稿，他的学术生涯从此开始。
1952年巴特进入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门，在外交部文化关系处负责对外教学工作，参与社会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1976年在福柯的推荐下，巴特以学士学位申请到了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资格。
1980巴特年不幸死于车祸。
他的主要著述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学》（1957）、《论拉辛》（1963）、《符号学原理》（1964）、《批评与真实》（1966）、《S/Z》（1970）、《批评论文选》（1972）、《文本的快乐》（1973）、《恋人絮语》（1977）等。
罗兰·巴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思想立场具有结构主义者的特征，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又明显转到了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去。
《写作的零度》一书是巴特的成名作，在此，他提出了写作时“零度”介入的观点。
所谓“零度”写作也就是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为代表的风格，体现为“中性的”，“非感情化”，回避作者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也就是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
这正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
然而，巴特在论述零度写作的过程中，又对其加以批判。
实际上，这些创作仍然是形式追求的一种，最终成了自己所创作的神话的奴隶。
在巴特看来，作者创作要用一定的文体形式组织起来的言语来表达，言语与文体从两个维度制约了作者的创作，它们共同为作家勾勒出作品的自然属性，因此写作不只是作者的个人行为，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与自己的过去密切联系的表达方式。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文玲【摘要】“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
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
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Zero degree writing is popular in research articles on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mmentary of literary works by the end of 1980s, The critics use the term ＂zero degree writing＂ to comment on new realistic novels, avant -garde novels and other post -modern writing. On one hand, they borrow zero degree writing to deconstruct the subj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interpret it as a pure literature form which is rid of history memory and main stream ideology. Critics defined the post - modern writing which is meaning - detached and center - removed as ＂zero degree writing＂. Due to scholars＇contrary positions of either defending or criticizing post - modern writing, ze- ro writing received totally different treatment in China.【期刊名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1)002【总页数】5页(P92-96)【关键词】“零度写作”;后现代写作;主体;意识形态【作者】文玲【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03“零度写作”这一学术名词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概况
、
及 流 派 之 间 的 交错 重 受 呈 现 出 两 大 主 潮 两 次 转 移 的 特 汽
。
两 大 主 潮 即人本主 义 和 科 学主 义 潮
。
流 两 次 转 移 指 研 究 重 点 由 作 家到 作 品 再 到 读 者 和 接 受 的 转 移
关 〔 键词 」 二十世纪 中图 分 类 号
西 方 文 艺理论
在这样 一 种进 步和 倒退交 织 的 复杂 背景 下 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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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 从而推导 出人 人 皆是 诗人 艺术 家 的思 想
该
的生 存 方 式 行 为 方 式 甚 至 思 维 方 式 都 发 生 了 前 所 未 有 的剧 烈 而 深刻 的 变化 这 种 变 化也 深深影 响 了作 为 人 文 科学 的 组 成 部 分 的 西 方 文 艺 理 论
戈德 曼 工人 出版社
,
《马 克 思 主
,
专著 有 余 凤 高《心 理 分 析 与 中 国 现 代 小 说
,
立昌
伊格 尔 顿 人 民文学 出版 社
布 莱 希 特 中 国 戏剧 出 版 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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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分析 与 中 西 文 学 》 王 宁《深 层 心 理 学 与 文 学 批
评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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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的科 学 主 义 文 论 则 借 鉴 了 语 言 学 等 各 类 科
西 马的理论家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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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 代后 期 成果 商务 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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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与 作者 无 关 的 文 学 文 本 本 身 及 其 构 造 和 关 系
这 一 派 文 论 的代 表 人 物 有 列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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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思考
译介。专门研究接受美学的著作有朱 立元的＜ 接受美学》 上 （
海人民出版社 １８ ９９年 出版 ） 马 以鑫 的＜ 受 美 学 新 论 》 学 和 接 （ 林 出版 社 １ ９ ９５年 出版 ） 。 等 第 二 个 阶 段 是 尝 试 运 用 接 受 理 论 研 究 中 国 文 学 中 的 一 些 问题 。 比较 早 的 有 董 运庭 ＜ 国 古典 美 学 的 “ 味 ” 与 西 中 玩 说
洪 雁 ， 日 晖 高
（ 大连 大学 人 文学院，辽 宁 大连 １ ６ ２ ） １受 史 的研 究 实 际 上 早 就 开 始 了 ， 是 ， 于 这 一 课 题 的 理 论 应 用 、 本 原 则 、 般 方 法 等 等 问 中 但 关 基 一
题 ， 今 还 很混 乱 。２ 至 ０世 纪 ８ 代 初 期 接受 美 学 被引 进 中 国后 ， 致 经 历 了 理 论 介 绍 、 试 运 用 、 论 的 中 国化 、 ０年 大 尝 理 中 国 文学 接 受 史 研 究 这 样 四个 阶 段 。前 三 个 阶 段 基 本 上 属 于 纯 理 论 的 范 畴 ， 四个 阶段 才是 接 受 美 学 具 体 运 用 的 第 时期 ， 是 接受 美学 现 实 的价 值 所 在 。 因 此 ， 在 必 须 就 中 国文 学 接 受 史 研 究 所 要 遵 循 的原 则 和 方 法 进 行 深 入 讨 也 现
社 １ ９ 年 出版 ） 选 译 本 都 把 接 受 美 学 作 为 主 要 内 容 进 行 ９１ 等
和邓新华的＜ 国古 代接 受诗学》 武汉 出版社 ２ ０ 中 （ ０ ０年 出版）
则 是 这 种 研 究 的专 门 论 著 。 进入 ２ ０世 纪 ９ Ｏ年 代 中 叶 以后 ， 们 对 接 受 美 学 逐 渐 摆 人 脱 了 新 鲜 感 ， 始 比 较 理 性 的 研 究 这 一 理 论 ， 自 己 的 理 解 开 按 “ 善 和 丰 富 ” 受 美 学 理 论 。 金 元 浦 提 出 了“ 学 接 受 度 ” 完 接 文 这个 概 念 ， 为 文 学 接 受 度 “ 本 文 与 读 者 问 相 互 容 纳 的 程 认 是 度 ， 达 到 阅 读 的最 佳 审美 效 果 的 质 的临 界 点 。超 过 或 低 于 是 这 一 度 的 界 线 都 不 能 达 到 最 成 功 的 阅 读 。 － 金 元 浦 纠 正 了 ”２ 姚 斯 等 人 一 元 论 的 错 误 ， 本 文 与 读 者 双 向交 流 的 角 度 讨 论 从 接受 的 问 题 ， 学 性 和 理 论 的 实 际 操 作 性 都 比 较 强 。刘 建 科
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关习题及答案
1、基本概念:2、社会心理某一特定时代的某个民族、阶级或阶层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自发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情感、情绪、感觉、愿望、理想、兴趣、习惯、信仰、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
是特定时代人们精神状态的总和。
和思想体系比较而言, 具有原始性和朴素性；和个体心理比较而言具有大众性和普遍性。
3、社会结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的基本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构成。
所谓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 所谓上层建筑则是指树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府、军队等设施和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4、五项因素公式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发展了马克思创始人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把①生产力的状况②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④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⑤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作为构成社会结构的五项基本因素。
5、莎士比亚化指继承和借鉴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它要求作家从社会生活出发, 还原特定时空背景下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正确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通过人物揭示社会现实的某些本质；在现实的基础上塑造个性化的人物, 创造富有生活气息、朴实、明快的语言, 构思生动丰富的情节。
因此“莎士比亚化”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基本特征, 是马恩对现实主义理论形象化的概括, 生动表现出现实主义基本创作规律。
6、席勒式指席勒文学创作中部分存在的从观念出发的概念化、抽象化的倾向, 即人物塑造从抽象观念出发, 把人物变成表现作者理想与观念的工具。
马克思指出“席勒式”是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 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便有“席勒式”倾向。
7、典型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指的是作者用典型化方法创作出来的具有鲜明、独特、丰富的性格特征, 深刻地体会了某一阶层、阶级或类别的人的某些本质方面以及渗透着作家审美思想的艺术形象。
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过渡者：罗兰·巴特研究综述
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过渡者：罗兰·巴特研究综述引言：罗兰·巴特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是由结构主义过渡到解构主义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以多重身份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就连著名批评家卡勒尔也在《罗兰·巴特》这本书中，给罗兰·巴特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符号学者”、“结构主义者”、“文学史家”、“批评家”、“神话学家”、“论战家”、“作家”和“文士”等，他的思想涉猎范围较广，有积极吸收和接受不同的思想，所以罗兰·巴特思想体系较为复杂，对法国文坛、西方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罗兰·巴特前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起步，为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结构主义自身具有封闭性，学术界产生争论，进而理论产生分化，形成了结构主义。
所以后期罗兰·巴特又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将重点投向了读者。
罗兰·巴特不断地挑战新事物，不断地创新，他思想涉猎广泛，可谓是理论思想的弄潮儿，永远走在“时尚”的最前沿。
关键词：罗兰·巴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转变一、罗兰·巴特其人罗兰·巴特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社会评论家、思想家。
他以多种身份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以及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他的思想体系较为复杂，基本上是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创新当中。
罗兰·巴特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它在很多领域无疑是一个天才般的存在。
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趣的分析，他能见人之所未见、想人之所未想。
他通过各种方式绽放出自己思想的火花，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也是一位思想大师。
罗兰·巴特的一生有四个阶段三个转折：第一阶段，1950年——1957年，对神话学研究阶段，分析马克思、布莱希特等的作思想，主要作品《写作的零度》、《神话学》；第二阶段，1958年——1967年，符号学研究阶段，解读索绪尔的思想，主要作品有《语言学要素》、《流行体系》；第三阶段，1968年——1972年，文本性研究阶段，主要解读索尔雷斯、德希达、克里斯蒂娃等的思想，主要作品有《S/Z》、《符号帝国》；第四阶段，1972年——，道德观研究阶段，主要作品有《文本的欺骗》等。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流派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流派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流派西方文论是中国当今文论的重要来源之一，包括马列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在内，是三大文论来源之一。
在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被称为“批评理论的世纪”，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多于或高于此前所有的文论。
学科内容主要分为四个系统：作家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和文化——社会系统。
作家系统包括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生命直觉主义和精神分析。
作品系统包括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
读者系统包括文学现象学、文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
文化——社会系统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学、存在主义和社会批评理论。
此外，还有后现代系统，包括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走向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现代到后现代，包括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解体、1991年前苏联解体。
二是从知识话语到意识形态文本，即从知识文化到意识形态文本。
此外，还有从诗学文化到文化诗学的转变，文学理论批评自成体系。
总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对于中国当今文论的研究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诗学文化是从艺术性出发，研究文学在语言、结构和形式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在象征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文论中，隐藏着文化的内涵。
文化诗学则是以非文学系统和视角分析、研究文学现象，展示文化与文学和艺术之间的深刻联系，探索文学的独特性和文化性，表达文学对文化建设的意义、价值和功能。
精神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多重视角介入文学研究和批评。
20世纪下半叶文化诗学的五个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解构和后现代。
以意识形态为轴心，从世界和历史、文化、男权和女性、建构和解构等多重维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文化诗学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20世纪文论呈现出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趋向。
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知识话语到意识形态文本，从诗学文化到文化诗学，整体上呈现出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趋向。
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接受［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初期对西方文论展开批判性接受的重要一环，涉及的范围包括以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戏剧理论、加洛蒂等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等为代表的西马现实主义维度，以列斐伏尔、萨特、梅洛-庞蒂、考德威尔、弗洛姆等为代表的西马美学维度以及卢森堡、葛兰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渊源，以及其身处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学术语境，导致新中国初期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过程中采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发展”的双重视域，形成了批判性接受的特点。
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接受为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接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做了铺垫。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性接受［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94）［作者简介］曾军，文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汪一辰，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6-0182-09曾军汪一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中国文论70年来一以贯之的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则是其中不断激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各种思想论争、应对现实挑战的重要思想资源。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和研究始于1978年，标志性事件是徐崇温发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该文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流变以及代表人物和主要学派。
〔1〕至于西马文论方面，虽然1980年出版的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打开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叙述体系，但是中国学者真正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为名展开研究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比较文学简答题
1．什么是中国学派？创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举，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发的大势所趋。
近些年来，中国开始的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和东西文学的比较研究，正在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
2．接受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内容：接受研究不仅把一个民族的作家作品对外民族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而且把本民族对外民族文学的接受也作为研究重点。
意义：(1)为比较文学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所关注的对象，使某些研究手段增加了科学性，减少了随意性，接受者和放送者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使比较文学开拓出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使研究者有了新的分析思考的途径。
(2)使原来只注重作家与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得不重视作品后阅读过程以及读者的反应，以读者阅读文本为中心，比较文学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3)对作品认识的相对性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更趋于全面和合理。
(4)为比较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论基石，接受研究将比较文学原来只关注文学作品的学术目光转移到对读者的关注。
(5)接受者主体――读者成为主体，读者和作品的关系成为接受研究的主要内容。
3．缺类研究在中国的意义：文类学中，被称为“缺类文学”的领域，很难突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
它研究一种文体为何，在这个或这些国家里有，而在其他国家则没有，或者即使有这种文体的形式，而其实质表现形式又相差太远，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有没有长篇叙事史诗，有没有按照西方古典文论界定的悲剧等，就成了必然涉及的内容。
4．你了解的主题、主题学内容主题是对题材的提炼和塑造形象所得出的高度浓缩与升华的思想结晶；主题学主要研究以下内容：(1)爱情与义务冲突的主题，中国洪昇《长生殿》，司汤达《法尼娜..法尼尼》(2)不相识的父子相残的主题《薛丁山征西》肖洛霍夫《胎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3)大家族盛衰史主题：曹雪芹的《红楼梦》，紫式部《源氏物语》(4)描写战争主题的，中国的《三国演义》，日本的《平家物语》，俄国的《战争与和平》(5)描写生死恋主题的更多，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5．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拓了领域，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自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诞生之日起，文学研究就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纪元。
罗曼·英伽登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 ， 总体上似乎缺少一部详尽论 述作者创作过程的著作 。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英伽 登 的文论 忽视 了作 者 的 、 历史 的 因 素 。如 果 究 其 原 因， 根深柢固的现象学思维模式决定 了英伽登会将 大 部分 的精力 集 中在文 学 的 文本 这 一 “ 实 ” 身 ， 事 本 而很难将 视野从文本上移开。然 而 ， 《 文学 的 从 对 艺术作品的认识》 一书可 以看 出， 英伽登并 没有 因 为重视 文本 而忽略 了作 者 、 者 的地 位 ， 读 这一 点 从他 对文学作 品下 的定义 中就不难看出 ， 他强调文学作 品是“ 纯意向性客体 ” 中的意向性 与作者 、 其 读者作 为意 向的主体 参与 文学 活动 是密 不可 分 的 。
２１ ０ ２年 ３月 第３ １卷 第 ３期
绵 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 ｕ ￣ ｏ ａ ｙ ｎ ｒ ｏｍ ｆＭｉｎ ａ ｇＮｏｍ￣ Ｕｍｖ ｍｉ ｅ
Ｍａ ０１ Ｌ２ ２ Ｖｏ ． １ Ｎ ． Ｉ３ ｏ ３
罗曼 ・ 英伽登文论 在中国的接 受
罗 玲
（ 庆师范大学文学 与新 闻学 院 ， 重 重庆沙坪坝 ４ １３ ） ０３ １ 摘 要 ：西方现象学文论作为 ２ Ｏ世 纪文 学理论的重要 流派 。 文学理论、 对 美学的发展 产生 了深远 的影 响。其
一、罗曼 ・ 英伽登 的 Nhomakorabea 象学文论
德 国哲 学 家胡 塞 尔 创 立 的 现 象学 ， 经 近 一 个 历 世纪 的发展 已成 为 ２ Ｏ世 纪 西 方 哲 学 的 主要 流 派 之 其观 点 在美 学 、 文学 、 艺术 论 、 逻辑 学 、 理学 、 心 教 育 学 、 济 学等 诸 多 领 域 得 到广 泛 的应 用 。现 象 学 经
试论韦斯坦因比较文学学术思想在中国的认同
试论韦斯坦因比较文学学术思想在中国的认同韦斯坦（Erich Auerbach）是20世纪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对于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在韦斯坦看来，比较文学的本质是通过跨文化比较，发现人类离不开的普遍主题和意义，从而揭示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和文学史的发展趋势。
由于韦斯坦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和理论价值，许多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他的思想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究和整合。
韦斯坦的主要著作《文学中的代表作》（Mimesis）被公认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在这部著作中，韦斯坦结合文学史的发展，从“现实复制”、“人物塑造”、“风格”等层面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特点，认为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对现实的模仿和阐释，而这种模仿并不是简单的拟物，而是基于作家对世界深刻的感悟和把握。
随着现代精神的崛起，文学作品也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和交融的趋势，但此时比较文学的内在思想依然保持不变。
在中国，韦斯坦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便进入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界，但由于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承中存在着一定的异化和调整。
例如，中国比较文学界普遍将“比较文学”理解为“异国文学研究”，重点放在国内之外的文学作品上；而韦斯坦强调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类文化的共性和异同性，将比较文学视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此外，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比欧美更为深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也更加注重将韦斯坦的理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西文学的相互影响和文化交融。
尽管中国的韦斯坦研究存在一些差异和异化，但总的来说，韦斯坦的思想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术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应用。
韦斯坦的比较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揭示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同时，随着中国文化的日益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比较文学界也需要继续开拓创新，将韦斯坦的思想与中西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为全球文化交流与沟通作出积极贡献。
0502外国语言文学
0502外国语言文学一、学科概况外国语言文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涵盖外国语言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外文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
２０世纪以来，本学科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近３０年来发展迅猛，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知识体系日臻完善。
语言学萌芽于古人对文字的发明和对语言的地域变异及历时变异的描述和探讨。
古代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书面语言（特别是经典文献）的研究，１８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通过对印欧语系诸语言谱系关系的研究，发现了语言演变的一些规律。
在此基础上，语言学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扩展，到２０世纪上半叶，成为横跨人文和社科两大门类的学科。
文学研究源于古人对诗歌等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批评。
现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既积极借鉴吸收域外文学批评方法，又扎根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致力于对外语所属国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流派、文学体裁、作家作品以及它们在中国的接受展开研究，致力于对中国文学文化经典、文艺思潮、文学理论及思想在域外的传播展开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与语言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联系密切，相互渗透。
本学科涵盖５大研究领域，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
文学研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出现跨领域、跨学科的发展要求；语言学研究已体现出学科前沿性、交叉性的发展态势。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２１世纪，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地位及重要性更加凸显，在促进文化传承与传播、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以及提升我国的外语教育与外语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学科内涵1．研究对象 外国语言文学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外国语言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研究外国语言及其运用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语言的性质、形式、意义、构造、功能、变异、进化、获得和产出。
在与巴赫金对话的长远时间里
在与巴赫金对话的长远时间里作者：曾军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04期《巴赫金全集》，巴赫金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1988年出版的《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套书。
巴赫金研究不仅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成为我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的成果（《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本专著也使我获得了第一个上海市哲社奖（ 2006）。
我申报成功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巴赫金研究的延续（2007年的“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研究”）。
经过6年多的艰苦研究，非常荣幸地以“优秀”等级结项。
在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还以巴赫金的民间诙谐文化理论作为切人口展开当代文学批评，并以此成功申报了我第一个人才项目“上海市曙光项目”，并撰写了《民间诙谐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巴赫金不仅仅是我的一个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他的复调、狂欢、对话主义等思想方法深刻地影响到我对待学术、人生的态度。
我做博士论文时有意识地尝试“用巴赫金的方式来研究巴赫金”，提出“接受的复调”的概念;我做“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研究”课题时也提炼出“影响的多元网络”的概念来丰富和拓展比较诗学研究方法论。
直到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2015，已结项）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2016，在研中）之后，我更加自觉地强化巴赫金思想之于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意义，提出“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一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一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一出入’模式;超越‘比较一对立’模式，采取‘对话一共识’模式”的方法论。
正是因为有了巴赫金思想作为背景，我拥有了能够与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进行对话的契机。
巴赫金生前一直致力于与不同的理论思潮之间展开对话。
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
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外国文论是西方世界社会现实、文化思潮和文学实践的共同产物,流派众多,蔚为大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苏俄、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外国文论,以独特的理论方式和社会影响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中国,对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文学创作界和文学教育界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根据“一条主线、多元并取”的新中国外国文论接受整体特征,以国别为经、以时间为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美国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接受效应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以期抓住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接受的理论、批评、创作和教育重大而特殊的情境、方式、样态和时点,采用历史、文献、文化三位一体的还原阐释方法,总体地把握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谱系,为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促进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繁荣和提升文学教育质量提供思想史的资源和学术史的参照。
罗曼·英伽登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罗曼英伽登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罗玲【摘要】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20th century literary theory, the Western phenomenolog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Roman Ingarden, Polish philosopher and phenome- nology esthetician, put the use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in aesthetic research, thus he becam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phenomenology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acceptance of Ingarden＇s phenomenologieaI erary theory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hange of the process of the acceptance of every ten years as a stage from the 1980s through the us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西方现象学文论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要流派,对文学理论、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波兰哲学家、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美学研究,成为现象学美学的重要代表。
本文拟从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入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每十年为一个阶段浅谈其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变化。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1)003【总页数】4页(P13-16)【关键词】罗曼·英伽登;现象学;中国【作者】罗玲【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沙坪坝4013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09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其观点在美学、文学、艺术论、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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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RNAL O F NANJ I NG UN I VERS I T Y(Phil o s ophy,Hu 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1,2007・学术评论・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张晓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作为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罗兰・巴特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译介始为中国知识界知晓。
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历20余年。
中国知识界最为熟悉的是他在广义理解的文论方面提出的某些真知灼见。
面对巴特文论在中文语境下的引用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实有必要关注巴特著作汉译过程中某些具有“误导”作用的译介环节和中国学者研究与运用巴特文论过程中某些特殊的接受现象,以正视其文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具有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巴特文论;中国;接受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7)01-0125-12收稿日期:2006-07-06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博士点基金项目(01JB750.47-99006)美国著名作家和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特是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
”[1]182桑塔格的这一断言是富有远见的,巴特著作的不朽性在其逝世近20年后的今天已然初露端倪。
如果说这些著作本身在振聋发聩的力度上表现出的经典性是它们得以永世长存的根本原因,那么各国学者在各自文化语境中对它们的译介、研究和应用则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巩固这种不朽性的劳苦功高之举。
从最早只言片语式的介绍性文字到后来对其主要著作的完整迻译和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后对其思想的研究以及在研究基础上展开的运用,巴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历经20余年。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巴特向来以研究领域的广泛著称,其理论建树中尤为中国知识界熟悉和青睐的则集中于广义上的文论领域,“零度写作”和“作者死了”这些代表性观点甚至为普通读者所津津乐道。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巴特的文论究竟是怎样融入中文语境的呢?在《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①一文中,我们对巴特文论通过译介在中文语境下传播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分析,本文则试图通过对某些译介环节的反思和对中国学者研究与运用巴特文论状况的分析,揭示其文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具有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一、对某些译介环节的反思之所以将译介环节作为巴特文论接受研究的一个视角,原因在于并非每一个译介文本都①参见张晓明:《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
521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二○○七年第一期专题研究系列是完全“有利于”中文读者深入了解巴特文论、促使其在中文语境下得到正确理解与接受的。
就一种外来理论而言,伴随其在新的语境中传播的,往往是一定程度的“误读”。
“误读”的产生很大一部分缘自读者(更准确的说是专业研究者)按照主观意愿对这种理论所做的理想化解读,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于某些译介文本在读者理解与接受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误导”作用。
当然,这里所说的产生误导作用的译介文本并不包括那些翻译质量低劣的译作①,而是指从广义的翻译外部因素———抛开具体文本内容的翻译———考虑带有一定误导性的译介环节。
1.从《符号学美学》到《符号学原理》:“经典”神话的破灭在巴特文论的整个译介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E lém en ts de sém iolog ie一书在1987年到1999年的12年中出现了四个译本这一现象,这在其他理论著作的汉译过程中是颇为少见的。
②通常认为,高频率的复译往往与某一著作的经典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经典著作才具有重译的价值和必要。
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E lém en ts de sém iolog ie一书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了。
然而实际上,与其说是这部著作的“经典性”促使其众多译本的出现,倒不如说是这些译本的出现以及它们的译者在翻译书名时多少有些夸大其词的做法编织了原作的“经典”神话。
作为该书在国内的第一个译本,《符号学美学》在1987年的首印数即达到37000册。
这个数字即便对于今天文论类书籍的印数而言,也仍然可以用“惊人”二字形容。
虽然这个译本在问世不久即在译文质量上遭人质疑,日后随着新译本的推出而最终被评为“译的很差,根本就很难读懂”③,但借助于它的广泛流传,E lém en ts de sém iolog ie一时间被中国知识界视作巴特最重要的著作。
这一点从时隔一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一书的书名上便可得到印证。
该文选汇集了巴特的若干著作,其中包括日后真正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写作的零度》一文,但译者(或出版者)在拟定书名时却以“符号学原理”为主标题统领全书④,足见这部著作受当时中国知识界重视的程度。
如果说《符号学美学》的译者为了替自己“篡改”书名的行径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将“符号学”这一西方审美思维模式融入当时国内兴起的美学研究热潮,那么《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以“符号学原理”为主标题统领全书内容的做法,则似乎可以在当时文论界掀起的另一股热潮———“方法论”热潮的背景下找到合理的解释。
杜任之在为该书所写的“中译本序”中明确指出:大致说来,符号学所涉及的学科有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它已成为上述学科中十分有用的分析工具。
比较而言,符号学在文学理论和美学各领域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为了了解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621①②③④《中华读书报》上曾经刊载过一篇题为《与罗兰・巴特无关———一个不可思议的译本〈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的文章,指出了《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在翻译上存在的严重弊病:“几乎没有多少地方翻对的,如果要说统计的话,只能统计正确的地方而无法计算错误的。
”作者举其中《肥皂粉和清洁剂》一文为例,“在我所对照的这一篇文章中,只有一句话没有明显的错误,其余的地方可以说译者根本就读不懂原文。
”转引自htt p:///ne ws/ 20011025/200110250011.ht m l.参见张晓明:《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
参见“藏策评论:被批判的感觉———兼答罗辑、杨民明等网友问”,htt p://www.chinaphot /llypp/article/ zangce/zangce-009.ht m.有趣的是,该书1992年在台湾出版时,却更名为《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版)。
个中意思,颇值体味。
◇张晓明 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学术评论观点和新方法,掌握符号学的基本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作家巴特著述的《符号学原理》对于我国读者了解这一领域内的基本知识是十分有益的。
[2]1在这段话中,杜任之特别强调了符号学作为一种“十分有用的分析工具”,对于国内知识界“了解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具有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这显然是从“方法论”角度肯定了“符号学”思想的引进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意义。
应该说,当年文艺界从“方法论”角度生发出的对于《符号学原理》的重视,其前提是将该书视作引导中国知识界了解符号学这一领域内基本知识的一本十分有益的启蒙读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似乎遭到了遗忘,《符号学原理》俨然成了西方符号学的经典著作,巴特成了“符号学”的代名词。
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巴特凭借《符号学原理》成为了符号学领域的绝对权威,相比较而言,真正对符号学理论构建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格雷玛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应当得到改变。
1999年出版的最新译本已经开始致力于帮助读者清除这一认识上的误区。
作为该译本译者之一的王东亮在“译后记”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符号学原理》不是一部经典。
”他认为“在从索绪尔算起的西方符号学发展史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一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它没有像《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革命性概念,做出一个极富远见的符号学构想;也不似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一举确定了符号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与方法,成为开宗立派的奠基之作。
一部符号学史可以忽略《符号学原理》的存在,一个符号学家也可以没有读过巴特的这本小册子,而照样应裕自如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3]124在此基础上,王东亮进而对把书名译作“符号学原理”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其实,巴特的这部著作的法文书名E l ém en ts de s ém iolog ie 本应该不被译成‘符号学原理’,因为它实实在在涉及到的只是些符号学的él éments,即‘基础知识’或者‘基本概念’”[3]125。
在他看来,类似“符号学基础”或者“符号学入门”这样的译名才名副其实。
其实,王东亮之所以坚持认为“符号学原理”这一译名有误,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巴特在E l ém en ts de s ém iolog ie 中所做的仅仅是一种“概念梳理工作”。
按照这样的认识,将书名译成“符号学原理”确乎有些不妥,因为现代汉语中“原理”一词的意思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或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
纯粹的“概念梳理”与对“基础规律”的揭示之间自然不可等同。
其实,在“符号学原理”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之前,国内某些研究者对该书书名的翻译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许国璋发表在1983年第1期《国外语言学》上的《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一文中曾提及E l ém en ts de s ém iolog ie ,他将其译为《符号学要略》,并且指出这本书“写得像一本入门教科书”[4]17;1986年李廷揆撰写的国内第一篇详细介绍该书内容的《略述罗朗・巴特的符号学》一文中,作者给出的也是《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译名①。
由此看来,李幼蒸即便不是“符号学原理”这种译法的始作俑者,却毫无疑问扮演了使其“合理化”的重要角色。
结合前面分析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一书在构造E l ém en ts de s ém iolog ie 经典地位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符号学原理”这一译法深入人心的原因也就不难得知了。
于是1992年出版的黄天源的译本沿用了这一译法。
到了王东亮的译本,尽管他指出这种译法不妥,但最终还是“出于约定俗成的缘故,也不好以更名副其实的译名如《符号学基础》或《符号学入门》来改称它”[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