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两个天才犹太人的不同命运

麦道夫VS德鲁克

麦道夫与德鲁克同是美籍的犹太人，两位也都是金融经济领域的天才，他们俩都是学法的，且不擅于交际，不愿曝光于接受媒体的采访。可是什么原因造成俩人的命运如此的天壤之别，结局又是这般的不同，对于世人又有什么省思和学习呢？

出生于纽约、成长于纽约、求学也在纽约，从霍夫斯特拉大学取得政治学学位，继续在纽约市布鲁克林法学研究所念书时，半工半读，打工赚钱，给人安装洒水装置，是勤奋上进的好青年。毕业后，踏入社会变的十分出色，可是他却不喜欢抛头露面，为人十分低调，低调到在任何媒体上几乎从未见过他所说的话，更别说对他的专访。他似乎只存在于朋友和亲人的小圈圈中，每回她参加聚会或出现于公众场所时，总是把自己隐藏在角落里，默默的观察、静静地思考，他热爱家庭，既忠诚又诚实，他话不多，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脸上总是堆满着微笑，对人彬彬有礼。他滴酒不沾，极讨人喜欢，他不善交际，对同事如同对待家人般，很受信任。

然而在同事的眼里麦道夫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经常核查办公室，看是否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一回，他目睹一名在办公室里吃梨的同事，因梨汁不慎掉到灰色的地毯上，他猛的抓起那块被梨汁给弄赃的地毯，冲进了储藏室，找了一块类似的地毯立即换上。只要他在办公室里，一切必须完美无瑕，办公室的桌上不能堆放无关的文件或任何东西，无人例外。

不论在纽约的公司总部或在伦敦的分公司，甚至于他私人的飞机，都是一律是灰色和黑色为主调。办公室的家具是黑色的，电脑室黑色，鼠标时黑色，甚至办公室的电水箱也是黑色的。黑色成了他的符号、个人的图腾，或许是他内心深处的反射、性格的标徽，没人能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却给世人留下无比的遐思和纳闷。

但讽刺的是，麦道夫总是出入于纽约最高级的社交场所，往返最顶级的乡村俱乐部。他魅力非凡，他是黑色的代表。黑色的麦道夫，仿佛是一位超级英雄。冷血的麦道夫，双面的麦道夫，是神还是魔鬼的麦道夫，连他最亲密的干爸——纽约大亨诺曼列维也不放过，列维无数次说过：“他就是我的儿子”。列维将麦道夫视为他家庭的一员，虽然列维拥有纽约的多处地产和购物中心。亿万富翁的他，最引以为自豪的财富却是他与麦道夫的友谊之情，可见，麦道夫的魅力不凡。

冷血的麦道夫、残酷的麦道夫，连父亲的财产都要掠走，对于那些旁人又怎能幸免呢？于2005年，高龄93岁的列维去世，麦道夫曾在葬礼上致词：列维曾跟我说，麦道夫是他遗嘱的执行人。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72岁的麦道夫跟往常一样在往家附近的理发店理发，十七年来如一日，花了他65美元的理发、40美元的刮脸、50美元的修脚、40美元的修指甲，共花掉195美元，真实奢侈呀！这是别人的血汗钱呢！

2009年6月29日，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对一个满头白发72岁的老头来说，即将进入人生最后阶段又代表了上面信息，150年又能代表何种意义呢？万名以上受骗者，倾家荡产者，一个一个的受害，一家一家的崩溃，已唤不回任何的财产，只是法律所说150年的数字，却是涉骗金额高达1700亿美元，创下史上最高诈骗案，平均每年要骗11亿3333万美元。

这位外表温和、内心罪恶的冷血杀手，堆满笑脸、黑暗世界的刽子手，杀人无数、伤害无辜。将自己毕生才华赌在罪恶的温床里，将自己的命运交在一个恶魔的手掌中，任鬼宰割。历史的教训一再的告诫我们，越安全的地方是越危险的所在。

直到今日，麦道夫仍然疑团重重，1700亿美元到底落入何处？是否有共犯勾结呢？他资产登记谁的名下？会不会有下一个麦道夫呢？超过一万名的受害者历史会再重演吗？

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政府又扮演何种角色呢？我们究竟该相信谁呢？社会大善人，假先知、超级英雄、金融天才呢？

麦道夫之所以是麦道夫，一生成功地塑造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华尔街的神，投资者的英雄，人民的偶像。最终还是邪不胜正，还原其真实的面目——不是神，是假神，是魔鬼。

相反的，彼得杜拉克于18岁毕业于维也纳大学预科后，想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外出找工作，却换来父亲的不高兴，要他继续升学念书，可是杜拉克依然不放弃工作，继续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德国汉堡大学求学，又在德国《法兰克福纪事报》担任编辑，毕业后又于22岁时取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公法与国际法，又由于他表现卓越，该校破格于前一年升他为讲师，直到24岁时，他展现出无比的才华，尤其是在金融、投资、经济的领域上，可是他却开始思考自己的

长处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抉择。于1930年代中期，他在伦敦是一位相当杰出的年轻投资银行家，这显然是他的长处。但是，他并不认为当个资产经理人能有什么贡献，他认识到，人才是他的价值重心。而且，就算再有钱，死后还不是两手空空，于是在那经济大崩溃条的年代中，虽然没有钱，也没工作，也不知道前途何在，他还是选择了辞职——这是个正确的抉择，因为“价值观应该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杜拉克决定离开弗利柏格投资银行公司不在待在英国时，去和帕布（旁观者一书中十分精明干练的投资理财高手）告别。杜拉克回忆到：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说“我要你做我在纽约的代表，为期三年，年薪25000美元”，在那经济萧条的那几年，25000美元可无是法想像的数字，比华盛顿的内阁成员或大公司的最高主管的所得都来的高，而且是当时根本就没有所得税。杜拉况问他“你付我这么多钱做什么呢”？“或许什么也不必做，以备不时之需吧！”帕克回应。

杜拉克却拒绝了这个机会，正因为他表明了杜拉克为他一个有服务，就是什么事都不必做也罢。这是价值观的取舍，是杜拉克不被诱惑的地方。虽然既没有钱又没工作，但他依然不为所动，的确了得，换成是我，我能抗拒这段诱惑吗？

又因为自己的一本小书《史达尔——保守的政治学说与历史的变迁》批判纳粹政权，遭纳粹列为禁书，且展开禁书的迅速行动。杜拉克心中明白，不离开伦敦是不行了。于1937年举家搭船至美国，正式成为美国籍的犹太人，直到2005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

杜拉克自认为自己不擅长交际，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尤其是电视的采访。他连教授的称号都可以不要，要学生称他为彼得，更何况那些什么管理大师、管理学教父、大师中的大师的头衔外根本不屑，他甚至为那是在吹牛，不雅的字眼等，而他却独钟爱于“旁观者”或“社会生态学者”自居。

终生学习的杜拉克打从二十岁起便给自己安排一辈子的学习功课，在报社任职期间，他强迫自己利用下午和晚上念书，涵盖国际关系、国际法、社会及法律机构的历史，各种角度的历史、财务等，渐渐地发展出一套系统，直到现在都仍奉行不渝。每隔三四年，他会挑选一项新主题加以研究，不管是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或许，花上三年时间还无法精通这项主题，但是至少足够让他有基本的了解，六十多年来，他随时学习一门新东西的状态。这不但记他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知识，也使他能督促自己保持开放的状态，来面对每一种新学科的学习方法。对每个新的研究主题都能做出不同的假定，并运用不同的方法学。

为了使他获得的大量知识能工作结合，发挥工作生产力作出贡献，自从二十几岁起，他每个夏天都排出两周时间检讨前一年的工作，首先是做得不错，但还有改进余地的事，然后做得不理想的事，还有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最后，他会就自己的的咨询顾问工作、写作和教学方面，排定未来一年内的工作优先顺序，如此持续六十多年之久，叫人刮目相看。

结果，杜拉克厌恶那些在身上的封号，愿当一位平凡的普通人，因为他深知人是软弱者，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尤其是成功以后所带来的诱惑以及把持不住的底线，掉入陷阱，成为罪恶的工具，因此他认为领导一点也不稀奇、不浪漫，而且很无趣。魅力已经变成领导的祸根。它让领导者没有变通性，认为自己绝不会做错、犯错，所以一点也不需要改变。

杜拉克最终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给世人留下珍贵的资产，除了发明了“管理学”之外，又为人类留下四十一本巨著。他改变了这世界，这个世界也因为他的管理而改变，他的影响力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我们会说：永远的杜拉克！

但是对于麦道夫而言，未能有效的善用社会托付给他的财富资源，做一位成功的资产经理人、资本经理人，为华尔街立下典范，而不是成为金钱游戏的工具，伤天害理的罪魁祸首，让自己的家人抬不起头来，让自己的孩子如何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