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讲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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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公元 581—907 年）
公元 581 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是为文帝。公元 589 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三国以来 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使中国重归一统。隋朝初期，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促进了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废“九品中正”而行科举制，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法制方面，隋文帝前期注重法制建设，定 《开皇律》《开皇令》 、 ，改进司法。他制定的《开皇律》 ，承上启下，成为唐律的蓝本。但隋文帝晚年，喜怒 无常，带头法外用刑，公然毁法。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欲，严刑峻法，连年征战，赋役繁重，民不聊生， 致使社会矛盾趋于激化，隋朝终于蹈秦覆辙，二世而亡。
所谓“先存百姓”是一个大题目，诸如与民休养生息，省刑薄赋，注意恢复 和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安定社会，使人民重死乐生，不致挺而走险而陷入法网 等等都是。 从君民关系上说，这样做也是君主崇“德”的具体表现。至于以礼施行教化， 正如魏征所说： “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犹饥人 易食也。 ”除了封建政治传统上的必要性外，还有其现实的可能性。
二、立法宽简、划一、稳定 （一）宽简 “宽简”思想，历来为古代崇德尚礼的开明君主所强调。宽即宽大，简即简 约，指法律条文简要明白。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其基本点是轻刑，尽可能 使人不致陷于犯罪，或者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方面，其基 本点是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便于司法官掌握，反对法条烦琐、 杂乱、前后重叠，彼此矛盾。 唐高祖夺取政权前后反复强调立法必须“宽简” ，并付之实践。 唐太宗即位后，便进一步强调： “用法务在宽简” 。贞观十年又提出， “国家 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以防“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 唐高宗萧规曹随，继续推行立法“宽简”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贞观律》《永徽律》均较《开皇律》大为简约。 、 （二）划一 立法划一，是保证断罪量刑准确的必要前提。 唐高祖曾认为，法令不划一，将导致“执法之官，缘此舞弊” 。 唐太宗指出：法令不一，必然导致“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 重条”的弊端，故再三强调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 立法划一的思想，后来在《永徽律疏》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永徽律疏》的 篇与篇、篇与目、条与条、条与疏之间紧密协调，前后统一，很少“互文” 。 （三）稳定 “稳定”是指法律公布后不得朝令夕改，修改也要遵循法定程序，以确保法 律的稳定性。
二、法律形式 隋朝“律、令、格、式并行。 《隋书〃苏威传》载： ” “律、令、格、式，多 威（苏威）所定。 ”可见隋朝沿用了汉魏以来的主要法律形式。
律有《开皇律》和《大业律》 。 令有《开皇令》和《大业令》各三十卷。从《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条 注所载《开皇令》的名目看来，与唐令略同，相当整齐。 格，未见具体名目。 式，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曾“颁新式于天下” ， 具体内容不详。 从唐朝的有关法制史料看，隋朝的法律形式已经相当完备，封建社会正规的 法律形式律、令、格、式确立于隋朝是可信的。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国法制史》讲义
编号：0 8 课时安排： 10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第七章握《开皇律》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唐初法制指导思想、唐代的主 要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的变化、唐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特别是唐律的基本精神、 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历史地位；熟悉《唐律疏议》的篇章结构及各篇主要内容； 了解隋代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唐代司法诉讼制度的概况。 教学重点提示 1、 《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2、唐初法制指导思想 3、唐代的主要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的变化 4、唐律疏议》的篇章结构及其各篇含义 5、唐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6、唐律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7、唐代司法官责任制度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结合
第一节
一、立法概况 （一） 《开皇律》 1、制定及颁行
隋朝的法制概况
隋文帝即位不久，在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本朝 法典的制定工作。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 ，命高颍、郑译、杨素等大臣，制定 新律。同年十月完成并颁行天下。这部法典与以往法典比较， “以轻代重，化死 为生”的条目甚多，体现了因时制宜和宽简原则。 开皇三年，隋文帝审阅刑部的奏报，年断狱数犹至万条，认为律文仍过于严 密，又命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 “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 等千余条” ，于同年颁行。 （后世言《开皇律》即指开皇三年之律） 2、体例结构 《开皇律》计 12 篇 500 条。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 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 “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 成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一代大法。 其篇数虽仍沿北齐律十二篇之旧，但部分篇目的名称有所改变：将“禁卫律” 改为“卫禁律”“婚户律”改为“户婚律”“违制律”改为“职制律” ， ， ；删除“毁 损律” ；把“捕断律”分为“捕亡”和“断狱”两篇，臵于最后，使实体法和程 序法有所区分。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篇目体例经过从简到繁、从繁到简的发展历程， 《开皇律》
三、隋朝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其前期政治的稳定和经 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皇之治”正是在隋初君臣锐意革新、重视法制 建设的环境下形成的。但隋朝后期，统治者又带头毁法，滥用酷刑，以致“君臣 怨嘬，天下大溃” 。 （一）重视法制，是“盛世”形成的必要条件 隋文帝既是有才识、敢改革、能改革的“雄主” ，又是好猜忌、尚峻刻、恣 意毁法、杀戮无辜的暴君。总的说来，他在前期比较英明，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 帝王。他“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 ，又勤于政事，躬自节俭， “或 潜遣行人听俗采风，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 。所以不到十年，统一了 国家，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局面，被史家称为“开皇之治” 。 以《开皇律》为主干的隋朝法律制度，基本上为唐以后的封建王朝所继承。 王夫之说： “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 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 （二）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隋文帝前期，尚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甚至不徇私情，带头守法。官吏上 行下效，司法较为公允。 但文帝晚年及炀帝时，又带头破坏法制，诏令频繁，法外用刑司空见惯，法 律如同具文。君主如此，有关官吏便窥伺君主的好恶行事，如隋文帝时的杨远、 刘子通之流便是，隋炀帝时的裴蕴更“善伺候人主微意，若欲罪，则曲法徇情，
十二篇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 《开皇律》的结构体例对后世封建法典有重要影 响，唐律十二篇除将《盗贼》改为《贼盗》外，其余完全沿用。 3、主要内容 与《北齐律》相比较， 《开皇律》内容的主要变化是： （1）确立封建五刑制度 《开皇律》废除了前代的鞭刑、枭首、轘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正式确 立死、流、徒、杖、笞的封建五刑制度，计五种二十等。 五刑的主要内容：死刑二等：斩、绞；流刑三等：1000 里、1500 里、2000 里，并分别服劳役 2 年、2 年半、3 年；徒刑五等：1 年、1 年半、2 年、2 年半、 3 年；杖刑五等：自 60 至 100；笞刑五等：自 10 至 50。 隋朝五刑中的刑等和刑差，构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刑罚体系，除流刑三等到 唐朝时多加一千里外，其余全部为唐律所沿用。隋代的赎刑在前朝的基础上也作 了明确规定。 （2）贵族、官员法律特权扩大 为了笼络可以争取的贵族、官员，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他们的一般犯 罪，予以减免刑罚，使之分别享有议、减、赎、当等特权。 《开皇律》一方面融 汇了曹魏的“八议”和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另一方面创设“例减” 、 之制，共同构成了“议、减、赎、当”特权制度。这一制度使官僚贵族的特权进 一步法律化、系统化。 在这里，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开皇律》扩大了官当的适用范围，即不但可 以以官当徒，而且可以以官当流。规定官当时流刑折换成徒刑的计算公式为：三 流同比徒三年。二是创设例减制度。所谓“例减” ，是指八议之人、七品以上官 员犯罪（十恶除外）应处流刑以下刑罚的，可照例直接减一等。 （3）确立“十恶”制度 《开皇律》在《北齐律》 “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将“反逆、大逆、叛、降” 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 ，强调将此类犯罪扼杀于预谋阶段；又增加了“不 睦”一罪，使十种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十恶”命名。从此以后，历代相沿无 大更改。 《开皇律》规定的“十恶”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风烟中，李渊、李世民父子乘机起兵，推翻隋朝，于公元 618 年建立唐朝。唐初统 治者“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 ，深知必须与民休息，才能长治久安。唐太宗注重吏治，虚心纳谏，重视 法制，减轻赋役，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和加速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迅速增长，封建法制空前完 善，成就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并为后来开元、天宝之际的鼎盛局面打下了基础。唐王朝成为当时经济繁 荣、国势强盛、文化发达的东方大国。 《唐律疏议》和初唐法制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 “安史之乱”后， 国力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界不宁，中央集权大为削弱，法律秩序严重紊乱， “盛唐”法制之 风已不复存。
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轻典，因而释之” 。地方的郡、县官也“各专威福， 任性生杀” 。司法不公、冤案丛生的恶果，实由统治者自己所为。 可见，统治者自己能否率先垂范，严格执法和守法，是法律政令能否真正推 行的关键。 （三）一味重刑，加速覆亡 重刑镇压，充其量只可震慑一时，无法收到长久之效。如果没有完善而公允 的立法，没有严格的执法条件和公正的司法环境，决不可能达到长治久安。隋朝 二世而亡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专任刑罚。
第二节
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长孙无忌奉命修撰《律疏》 ，在《名例》篇疏议中指出：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它集中体现了初唐法制指导思想 的基本精神，是唐朝开国三十多年来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这段话阐明了两层意 思： 其一、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德礼和刑罚的关系，如同一天之中有 早晚，一年之中有四季，不可或缺。 其二、政治教化中，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即根 本与辅助的关系。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刑罚，但使用刑罚必须慎重，决不可滥刑酷 罚。 这里的“德” ，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礼” ； ，主要是指以封建纲 常对臣民进行教化。 统治者崇德尚礼，根本要旨在于将剥削和压迫限制在百姓可以承受的限度 内，又能在伦理道德和各种关系上严格自我约束，不致犯上作乱，以图王朝的长 治久安，这才是“政教之本” 。 唐初强调德、礼，同唐太宗清醒地对待君、国、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分不 开的。唐太宗说：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啖腹，腹饱而 身毙，君富而国亡” 。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这些见解相当深刻地反 映了中国封建传统政治观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