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来源：人民音乐2010年12期∙作者：罗小平选题缘起：早在几年前，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的祖振声先生让我撰写《音乐与环保》一书，使我有了研究与观察问题的新角度和视野。

在写作这本小册子过程中，阅读了一些有关生态学的书，思考了音乐与环保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论域产生了兴趣。

加之，在阅读埃里克·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等著作中感受到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宇宙精神，常令我激动不已，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就更为关注。

在此，我把自己的相关研究与同行们进行交流，期盼更多人对此产生兴趣。

一、生态美学的研究是中外美学发展的新趋势生态学（Ecology）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互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向各学科渗透，派生出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分支。

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生态社会为依托的新兴学科，它以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方式来把握事物动态，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多重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三者的内外协调为立美目标，具有跨学科的视域和相当强的应用性。

国外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述，如W·赫伯恩发表于《英国分析哲学》上的论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1966）和被我国生态美学家称之为生态美学产生的标志性作品的《寂静的春天》（卡逊1962）。

[1]尔后，相当数量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专著不断问世，（俄）曼科夫斯卡娅1992年发表于俄罗斯《哲学科学》中的《国外生态美学》的论文，总结了这一生态美学的发展态势，指出：“国外生态美学已取得一系列珍贵的科学成果。

其地位、研究对象已经确立，概念体系已经形成，它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显示出来。

[2]我国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著述，其中李欣复教授的《论生态美学》一文被誉为“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

[3]尔后，又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的生态学》等相继问世。

笔者认为我国美学界这种新趋势的形成，体现了这一学科新的特质及其发展的态势。

1.理论形态的更新生态美学的新特质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新近，还体现在它所依托的生态学理论与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相一致，与全球进入后现代的生态社会同步，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生态美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既有生态学的特性，又有美学的内涵，既可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思考，又可从经验美学之角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探究。

[4]生态美学“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过渡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

这可以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5]这是一种超越了主体性实践论，具有主体间性的理论形态，具有与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不同的生态存在论的哲学基础。

可见，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形态，超越人类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多重审美对象与生态系统共存共生、协调发展的立美追求都具有新的特质。

2．研究成果显著该领域近20 年在中国的研究成果除上述论著外，还有张皓《中国文艺生态研究》、袁鼎生等撰稿的《生态审美学》、王诺《欧美生态文学》、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陈望衡《环境美学》、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隋丽《现代性与生态审美》，会议论文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环境中的美学与文学》等，译著有美国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美学》、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卡尔松的《环境美学》、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思考》等。

相关的学术论文已有400多篇，获批准的国家社科项目5项。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介绍了国外生态美学的研究，挖掘了中外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还对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理论构建等提出重要的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并在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批评三方面成果显著。

[6]3.研究队伍形成、研究动态活跃、学科发展进入新阶段该学科已有逾百人的研究人员，在2005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已达170人。

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的老、中、青学者有滕守尧、鲁枢元、曾繁仁、陈望衡、彭锋、刘悦笛、张华、隋丽等30多人。

生态美学界召开了有关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的会议10次，3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国内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研讨会，在美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曾繁仁教授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把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为萌芽期（1987至2000年），二为发展期（2000至2007年），三为新的建设时期（2008年以来）。

[7]目前正处于新的建设阶段，一方面该学科对前两个阶段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则对新阶段的学科建构进行了新的构想和展望，整体发展的态势良好。

中国音乐界同仁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一些相关论述，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从音乐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的不多，中国音乐美学界对生态美学的发展亦关注不够，在这种发展的思潮中没有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同时，生态美学家们对与此相关的音乐现象和音乐美学研究成果了解甚少，更无法深入其中提出创见。

二、生态美学的研究与音乐美学的发展进入生态美学研究的新视域，对中国音乐美学的构建与发展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拓宽音乐美学的研究论域，并从生态美学的新角度来观察、分析音乐行为与创造成果，产生新的见解。

如中外音乐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意识资源，我们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对此进行分析，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纳入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就会有新的发现。

再如以生态美学的理论对原生态民间音乐、环保歌曲、器乐作品加以剖析，在作品内涵的领悟上，会更深入。

从美学层面来思考中外音乐文化生态状况，也会萌发独特的观点。

其次，生态美学观对音乐工作者主体思维模式与观念的更新、人格美的塑造具有积极的影响。

“生态美学应该是突破了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的，是以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关系为原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

”[8]这种主客统一的有机整体观，使主体与万物、人与生存的环境共生、共存、彼此相关、协调发展。

“生态美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人们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和确立健康的生存价值观。

”[9]新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克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偏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发展，就会保护环境、爱护自然、节约能源、善待万物，就不会穷奢极欲，浪费资源，进而追求生态的人格美，这“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最终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最终实现，而且是使这种和谐成为恒久存在的根本保证。

”[10]这种人格美具有超越类种的道德和众生平等的胸怀，不仅具有生态的意识还有生态实践、知行合一的行为。

若音乐工作者能有这种宏观的视野、博大的爱心、和谐的心境、崭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音乐创造和理论研究上一定有新的飞跃。

再者，以生态美学观丰富音乐教育的理念，可强化音乐教育的效应。

在音乐教学中，可通过具有生态美的音乐作品的欣赏与表演，培养青少年的生态审美观，或教师自觉地在音乐审美、立美的实践中，增强学生的生态意识。

这可使年轻一代逐步树立生态文化观与价值观，成为具有生态人格美的新一代。

此外，通过音乐美学界在生态美学研究上的成果，为中国生态美学的构建与发展亦做出贡献，使生态美学的研究超越仅在文学领域发展的局限，更具美学研究的多元化与丰富性。

三、在生态美学视域中，音乐美学相关研究的论题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音乐美学相关研究的论题范围广泛，笔者初步设想如下：1.生态美学元理论的研究尽管，中外生态美学的形成与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但作为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尚须完善，重要观点的确立，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元理论的建构亦需要众多艺术门类的学者共同参与，所以，音乐美学工作者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生态美学与音乐美学结合点的探索以生态美学观分析音乐文化现象与创造成果，既要掌握音乐与其它艺术门类相同的共性，即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把握音乐艺术与其它艺术不同的审美、立美规律。

结合点准确才能使研究更有效、更到位，才能为生态美学的总体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比如音乐听觉环境、文化环境的生态平衡，环保音乐的设计和效应，音乐立美、审美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特殊价值等，都是音乐美学研究者可以思考的较为独特的生态美学的论题。

3.以生态美学观分析、梳理中外音乐观念中的生态意识资源无论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家的音乐思想，还是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音乐观点，都具有生态意识的因素。

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音乐的和谐中体现了宇宙万物的本原”[11]，柏拉图的和谐论不仅谈到音乐与宇宙的和谐是一致的，还把灵魂的和谐与音乐的和谐相类比，视音乐为人类与宇宙和谐的体现，肯定了音乐在宇宙和谐、人类精神和谐中的作用。

[12]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思想中，已关注“天”、“人”、“和”等概念，并通过阴阳五行来解释宇宙、解释音乐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种把音乐之和与宇宙之和相联系，认为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的思想，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和的思想。

”[13]先秦以降，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淮南子》、《乐记》、阮籍的《乐论》中均有所体现，《乐记》提出的：“乐者，天地之和也。

”《乐论》强调的“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

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14]这种天、人、乐合一相和的整体观，体现了古人的生态智慧与顺应自然发展的生态观。

再以西方音乐发展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为例，雷毅在《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浪漫主义文化意识与生态理论的关系：“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在欧美是以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为深层生态意识提供了新的来源。

”[15]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认为：“浪漫派看待自然的方式基本上是生态学的，也就是说，它考虑的是关系、依赖和整体性……浪漫主义基本上是生物中心论。

这种看法认为整个自然都是活的，凡是活的东西就有要求人类道德情感的权利。

以这种浪漫主义情感看问题，那种敌对的二元论便转而朝向融合论了。

而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对待自然的冷漠态度，便转化为一种对整个现有秩序的热爱和对自然的亲族关系的感知。

”[16]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待生态的观点与当代生态学把人类中心转化为生物中心，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变成主客融合，与自然形成亲密的关系，超越人类道德范围，使之适用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等是相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