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

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作者：〔韩〕崔允精

蒙元时代可以说是最具世界性及种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由于蒙元时代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所以,目前许多国家学者都从事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研究。

对韩国学者来说,蒙元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韩国先人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另外还有,《益斋乱藁》、《拙藁千百》、《圆鉴录》等高丽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侣的文集,以及《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龙飞御天歌》、《东文选》、《东国兵鉴》等典籍和族谱、碑文、文书等。在这些史料中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些史籍的价值,至今尚未有人作出全面检讨。

韩国史学界对有关蒙元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以蒙古入侵和在蒙元支配下的高丽以及丽元关系为中心进行的从韩国史视角出发的研究。长期以来,在研究蒙古入侵时期高丽社会以及朝鲜社会方面,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韩国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由于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时代的记述,相对集中在出于民族主义观点的对蒙抗争史、朱子学接受问题为中心的非蒙古的汉族文化课题上,只是附属于韩国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研究大蒙古国以及研究元朝历史贡献不是很大。

第二,真正的蒙元史视角的研究。在第一代韩国蒙元史研究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高柄翊先生。他在二次大战以前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受到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影响。他的《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一文,可以说是韩国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该文和其后发表的《元代的法制》、《丽代征东行省的研究》等,迄今为止,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奠定韩国东洋史学基础的金庠基,以及在研究北方民族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的李龙范先生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丽元交流史成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一个主流,这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觉醒有关。1965年11月拥有约30名会员的东洋史学会正式成立,对韩国蒙元史研究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70年代,最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第二代学者。如金贵达、金种圆,还有专门研究丽蒙交流史的周采赫、研究蒙元时期军事制度的南相亘。另外还有吴贞爱、郑仁在等。

80年代的研究者同前辈相比,比较容易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及材料。这个时期重要的学者,有从研究蒙古幼子继承制度而获得硕士学位的孙贤淑,研究元代汉人士大夫追求新问题新意识的李玠奭,专门研究蒙元制度史的柳在成,另外,有金九镇、高昌锡等。这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周采赫以研究洪福源一家而开始,80年代以后在蒙元史的领域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元朝官人层研究》(1986)一书,可以说是韩国史学界研究蒙元史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

90年代以前,韩国从事蒙元史研究者除了汉文材料以外,大多不能直接阅读域外史料的原文,因此在史料利用及翻译方面都有种种问题,导致其研究颇有局限。这种情况在90年代前后大有改善。一些留学欧美并掌握了研究蒙元史所必需的语言知识的学者,从事教学活动并培养了一些学生。比如,专门研究中亚史的学者金浩东除了培养学生以外,还翻译有关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籍,为韩国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柳元秀以翻译《蒙古秘史》等著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朴元吉掌握了古代蒙古语,这使他因对成吉思汗帝国的研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最近,宋京根在埃及以《蒙古对东部伊斯兰世界的侵略(1206-1258)》一文而获得博士学位。从此有了利用阿拉伯文史料进行研究的人才。这说明韩国蒙元史学界对于蒙元时代的各种文献史料已具备了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

1990年12月,周采赫、南相亘、朴元吉等首倡成立蒙古秘史学会,他们定期举行研讨会或者到蒙古进行实地考察。后来,这个学会发展成了韩国蒙古学会。他们创办《蒙古学》、《韩国蒙古学术研究》等杂志。与此同时,韩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使韩国蒙元史研究的环境大大改善。韩国檀国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蒙古学科也有特别的意义。另外,蒙元史相关的研究者,或者研究高丽时代的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增加的趋势。

下面,分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人物、对外交流史等几个专题对韩国蒙元史研究作一简述。

一、政治史和制度史

高柄翊《元代的法制——蒙古习惯法与中国法的相关性》(《历史学报》3,1953)一文,阐述了元代法制的性质。他的《高丽忠宣王的元武宗拥立》(《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分析了元成宗去世以后发生的帝位争夺战,探讨了高丽忠宣王在拥立武宗即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高丽王朝对这一事件的对应姿态。

李龙范《奇皇后的册立和元代的资政院》(《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详细探讨了奇皇后势力日盛的经过、原因,以及在此过程中资政院的活动。80年代中期,周采赫采用计量学的方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元帝国支配阶层的身份构成方面的论文,如,《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上)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5,1984)、《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下)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9,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领土问题研究》,2,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与南人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学林》7,1985)、《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研究》(《东方学志——闵泳圭教授古稀记念论丛》,1987)、《游牧史上的蒙古以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25,1987)等。在这个领域上贡献很大。

金浩东《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展开》(《讲座中国史3》,知识产业社,1989)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成立过程及帝国的构造和征服战争的进行方式,涉及到蒙古帝国的分裂原因等问题。他的《贵由与他的时代》(《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对于在东西方的大部分史料上受到否定评价的贵由,他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对拔都和贵由的不和、贵由的即位、他的统治内容、他的突然的死亡等一系列的事件的分析,认为窝阔台汗系的没落和拖雷系的掌权意味着蒙古帝国统一体制开始分裂的序幕。朴元吉《蒙古古代史研究》(1994)一书,利用《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的过程以及蒙古帝国成立经过及其特征等问题。

与蒙元时期的其他研究比较,元代中期政治史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其实,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解元代历史的关键所在。李玠奭近年来致力于元代中期政治史和元朝的江南统治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填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空白。他在《元朝中期支配体制的再编与其构造》(《庆北史学》20,1997)一文中,认为14世纪初以武宗政权的成立为契机,发生了元朝支配势力的重组和色目军阀的抬头。特别是非汉法的、实务的、有草原传统志向的官吏的抬头。《漠北的统合与武宗的“创治改法”》(《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一文,继续了上述研究。作者指出,武宗政权成立以后,大批草原势力居于朝廷核心地位,而且,他们对汉法的统治体制进行了修正,即所谓的“创治改法”。他认为,“创治改法”是14世纪初元朝进行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一大改革。

最近,李玠奭着重研究元朝对南宋征服和对江南统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元朝统治江南的性质问题。《元朝的南宋并合与江南支配的意义》(《庆北史学》21,1998)一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视角的批评,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忽必烈征服南宋和统治江南是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拥有先进的江南使元朝得以完成在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皇帝支配体制。1997年,在“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专题东洋史学会冬季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元代的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一文,检讨了蒙古帝国可汗的正统性及元朝权力的正统性的物质基础问题。韩英根《关于耶律楚材的一考察以蒙古帝国的对汉人政策为中心》(《东义史学》5,1989)一文,以耶律楚材的活动为中心,检讨了蒙古帝国初期对汉人的政策。元末政治史方面,全淳东《元末的农村社会与叛乱以华北地方为中心》(《人文学志》6,1991)一文,考察了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及矛盾等问题。《元末动乱期的汉人地主与朱元璋》(《忠北史学》6,1993)一文,分别考察了元末动乱期汉人地主的存在形态、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等各方面。

南相亘发表了一系列军制方面的文章。他的《元朝的千户制与宿卫镇戍军制度》(《史学志》11,1977)一文,探讨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特有的千户制和世祖以后汉化的宿卫军制度。《元代世祖时代的军制》(《安阳工专论文集》3,1980)和《在汉化过程中蒙古兵制及枢密院》(《中国学论丛》,1983)两文,通过对枢密院、行省、行院、宿卫军、军户、军万户府等的考察,分析了元代军事组织的基础。还有《关于成吉思汗军队的军事技术发展小考》(《宋甲镐教授停年退任记念论文集》,1993)一文。有关元代行政组织的研究仍少见。金贵达《关于蒙古地方行政的弱点》(《史丛》1,1955)以达鲁花赤制度为中心,考察了蒙古地方行政方面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