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兴亡始末与教训

缅共兴亡始末与教训随着中缅油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发布，大家对缅甸的关注自然升温。

而缅甸果敢特区消息和镜头传入国内，许多人惊愕地发现当地武装从服装到口号都与国内相似。

这些在云南境外的“自治”队伍曾是缅共“人民军”旧部。

可叹的是，那个模仿中国革命模式的缅甸共产党在21年前已经瓦解，其兴起和突然覆没的教训，很值得进行反腐斗争的国人反思经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

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

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

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

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

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

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

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

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

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

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前排左二）。

此后，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

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

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

”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

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

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 （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

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

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

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1963年8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党内革命”，内部滥杀人人自危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

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

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

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

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

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

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

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

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

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

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

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

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毒品开禁，利益击败理想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未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2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

缅共领导人多年间习惯于住茅屋、穿草鞋，身无私物，中央级领导才配一台中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以了解新闻，便以自身榜样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

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

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

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

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

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

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

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段“创收”，德钦巴登顶主席最后只好妥协。

缅东北山区中的特产有柚木和宝石，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有对鸦片最为熟悉。

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

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

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

“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

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

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场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

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

他们长期感到“大缅族主义”压制排挤其他民族干部，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抗地步。

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

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果敢王”彭家声。

正是由于他的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灭缅共镜鉴：如何跳出盛衰周期？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

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