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基本精神及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基本精神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检察院——黄宁）[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

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罪行法定原则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及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等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对罪刑法定原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精神实质；刑法体现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罪刑法定原则最早可以溯及1215 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其中第39 条规定：不经贵族依据法律审判自由公民不受拘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蕴含的“适当的法律手续”的思想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萌芽。

作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原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

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经一般人采纳和准许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恶尺度。

”比较明确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是贝卡利亚，他说“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罚是不公正的。

因为他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的完整表述是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完成的。

他在著作《刑法教科书》中写到了：“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

”这句著名的法谚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概念，其含义为：什么行为是犯罪，到底哪些行为是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均应由法律来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得随意给一个人定罪；一个国家对犯了罪的人设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运用，以及各自具体量刑幅度如何，也都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得对一个人滥施刑罚。

①最早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是1789 年法国的《人权宣言》。

其第8 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在《人权宣言》指导下，1810 年《法国刑法典》第 4 条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

”此后罪刑法定原则成为近代各国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史1．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日益丰富。

罪刑法定原则最开始产生主要是从字面上来说的，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后来随着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罪刑法定原则获得了“超出语义的深刻内容”，产生了一系列派生性原则，包括：禁止习惯性原①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31 页。

则、禁止不定期原则、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禁止不定期刑原则。

十九世纪后半期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相对罪刑法定主义允许相对的不定期刑、允许有限制的类推，在刑法溯及力上主张从旧兼从轻原则。

近来，有些学者又主张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还应包括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刑罚法规内容的适当性原则。

2．罪刑法定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

自法国率先在立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以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各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例不尽相同，有的在宪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如日本、挪威；有的在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如韩国、荷兰；还有如法国、意大利在宪法、刑法中均做了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有异于大陆法系国家，但还不能否认罪刑法定原则在英美法系的存在，美国判例法中限制法官的行为较之大陆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限制法官的行为并不逊色。

3．罪刑法定原则已为有关国际文件所确认，走向国际化。

1948 年12 月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 条第2 款规定：任何人在刑事上之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或国际法律均不构成罪刑者，应不为罪。

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法律之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由国内法步入国际法领域这一事实就说明它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关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或者说其基本要求，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各国学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的主要意见大致可以概括为:刑法的表现形式只能是法律，习惯和命令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对于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不能作类推解释；否定绝对不定期刑；刑法的效力不能溯及既往等等。

日本学者一般将明确性原则、实体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例不溯及既往原则作为派生原则的补充。

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或者说其具体要求包含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形式层面包括成文法主义、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事后法、禁止绝对不定期刑等四个方面；实质层面包括禁止不明确的刑罚法规（明确性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与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刑罚。

综合学者的诸多观点，笔者认为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应包含以下几项基本要求：（一）禁止不合理的任意解释。

禁止类推解释已经成为刑法学界公认的金科玉律。

类推解释是在刑法规范可能具有的意思之外进行解释，而罪刑法定主义就是要通过限制、规范和控制国家司法权，来达到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目的和宗旨。

因此禁止类推解释与法治的根本宗旨与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是刑法领域法治化要求的具体化。

其实，不仅类推解释，一切不合理的任意解释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一切不合理的解释都可能使成文法失去其固有的含义，刑法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

所以说，即使是限制解释、严格解释，只要它不合理，也是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允许的。

例如，将刑法第232 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中的“人”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可谓是限制解释，但缩小的处罚范围，与立法原意不符，因此，这一解释是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所以说，不仅是类推解释，即使是其他的刑法解释方法，如果没有对刑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同样能够造成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不利后果。

1.不得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只有对行为当时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能被当作犯罪施加刑罚处罚，因而刑法就不能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能用今天的法律惩罚昨天发生的行为，即是人类理性的必然结论。

允许刑法溯及既往，就会出现将行为时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仍当作犯罪并予处罚的情况，这就与罪刑法定主义限制国家刑罚权和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实质精神相违背了。

但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不断完善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人权意识的普遍提高，“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各国刑法中得到了确认。

这一原则允许在有利于罪犯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从表面上看这和罪刑法定原则格格不入，但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保障人权，从这一点来说，“从旧兼从轻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是一致的。

2.排斥习惯法、判例法。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与刑罚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习惯法和判例法当然不能成为刑法的法源。

习惯法是由民众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确信之信念，但这事实上还是法官创制法律，这与罪刑法定主义要求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什么刑罚处罚都应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不符。

判例就是法院判决之成例，判例法实质是把其他法院的判决作为审判依据对罪犯进行定罪量刑，很明显，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不相符合的。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院的判决要严格按照刑法的明文规定的罪名和法定刑。

3.否定不确定刑。

不确定刑包括绝对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

绝对不确定刑只是规定对犯罪科处刑罚，而不规定科处何种刑罚；绝对不定期刑仅就自由刑而言，指立法上只规定科处自由刑而没有规定科处自由刑的期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对各种罪名和法定刑都要明确规定，即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

而绝对不确定刑显然是和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的刑罚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不符，因而否定那种刑法不明确规定刑罚的做法，即不确定刑。

比如“:绳之以法”、“严惩不贷”、“予以严厉打击”、“受到法律严惩”、“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说法就是不确定刑的具体表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只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才是真正的罪刑法定原则。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虽然排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同时也不利于公平与正义。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犯罪人个体的差异。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所以为各国所采用。

至于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等要求。

三、罪刑法定原则精神实质在新的理论基础中，不仅应当考虑通过对刑罚权的限制而实现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内容，而且也应当考虑刑法在实现法益保护和塑造社会秩序方面的基本功能。

总之，新的理论基础需要对于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和平、稳定秩序的双重要求全部加以考虑。

因此，新的理论基础应当是综合性的。

具体来说，这一理论基础应当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公民自由和权利享有与保障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社会，唯有法律才能有效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特别是刑罚权的恣意和专断。

因此，在刑法领域，只有采纳罪刑法定原则，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来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使公民赢得了对专制和独裁的胜利，也使其自身的自由和权利有了基本保障。

（二）民主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社会，民主就是由公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从而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

立法者在享有立法权的同时，不能享有司法权；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也不能制定法律。

在民主制度中虽然有司法权侵夺立法权的倾向，但从大体上看，这种倾向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并没有成为普遍性趋势。

立法与司法的权力分界，无论在三权分立还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形态中，都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三）刑罚一般预防的要求。

刑法使用刑罚手段作为威胁，促使公民选择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模式。

通过刑法的公开和公布，国家就能借助刑罚的威慑力，遏制潜在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同时，通过对犯罪进行惩罚的宣告，使广大公民能够尊重和信赖刑法，鼓励公民形成守法习惯，塑造对刑法的忠诚。

因此，在现代社会，罪刑法定原则理论基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般预防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②（四）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精神。

在刑事诉讼中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是由罪刑法定的内涵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从批判否定封建刑法的残酷性出发,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中心,用自然法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在这一基础上,以卢梭、贝卡利亚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国家产生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由于刑法权属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承担着实现公共权力共同体时所设定目的的重要职责。

但是,综观历史发展长河,无论在何时何地,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家对公权力的滥用。

更由于刑法权能否正当行使直接关系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所以刑法权的滥用是国家对公权力滥用的最直接也是重要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贝卡利亚等人提出国家的刑法权必须体现尊重人权、保障自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