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分析

《棋王》一共是四节，每一节都有一个鲜明的叙事侧重点。这一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用“我”来展开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与王一生之间不仅仅是“看与被看”这样一种关系，他更大程度上还参与了王一生如何从一开始被人看作精神病最后变成“棋王”的这样一个过程，他是一个参与者。所以在这个小说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小说的重点是在讲王一生的故事，但你也不妨把视野稍微荡出去看一看，“我”在王一生的故事中间是否也完成了一个心理上的变化，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一种升华？事实上，对王一生的这样一个故事比较理性的完整的总结，不是王一生做出来的，而是“我”做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和王一生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小说中间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

小说的第一节是讲“我”和王一生是如何认识的，他们的认识是在一个非常动乱的大时代。一开头非常有意思：“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会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条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一个送别的场景，这一场景作为典型的细节作支撑，有大条幅的标语，有一行行的语录，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在文革期间，对于这样的场景的叙事，我们都知道往往是把它搁置在一个豪情装置的状况下来进行书写。而在这个地方，作者通过“我”的叙事视角看到的一个景观，有非常明显的疏离效果。恰恰可以看到这个大时代所不能够遮蔽的一些所谓人的普遍状态的东西。他只注意到字纸折得有些坏，而不会看字的内容，他会注意到这些歌儿唱得不是让人觉得群情激愤而是让人心慌。这样

的一种体验，很明显是告别了一个文革中间的所谓集体性的一种情感体验，而体现出某种个人的色彩在里面。这是一点。

描写大时代的第二点，是通过“我”对生活的回忆来展开的。“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五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这样一种对个人生活的描绘，这样的个人生活描绘，如果你熟悉当代生活故事的话，它和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情感上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去看《班主任》，在描写那样的动荡的大时代的时候往往是用一种非常痛心疾首的情感宣泄的方式来进行的。在短短的这样几句话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是非常不幸的——父母惨死，家破人亡，连个落脚之处都没有。如果换一种写法来写，你完全可以写成一个催人泪下煽情剧，但在作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严格控制自己情感的手法，用一种极其平淡的笔调来写家破人亡的故事，以这样的手法来写，在《棋王》之前是很少见的。这种书写有两种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这部小说是有一种梦想的建构和追寻的意味在里面的，他很大程度上把苦难当作一种基点而不是当作全部，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过多地渲染一种痛苦的经验的话，有可能会妨碍他后面对梦想的追寻。

第二个好处，大家可能能够注意到的一点，这个小说实际上是在道家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写出来的，而道家的精神?? 要领就是不以外在世界的变动当作个人悲喜的原因，有这样一种极大的控制力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他这样书写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小说发展到阿城这个地方就比较成熟了，

这种成熟就是他知道所谓的艺术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所以现实生活中间那种非常惨烈的叫声和喊声可能在艺术表现中就会以一种严谨的控制性的立场来对它进行书写，这是非常难得的，当代小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比如举个例子来说，莫言的艺术感觉是非常好的，他能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日常口语，能够把一个意象，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而这样的一份天才，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但是莫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放纵自己的艺术感觉，比如《红高粱》这部小说中，用红高粱的渲染非常成功，但他的另一部小说——1987年写的《红蝗》，写蝗虫如何成灾，在这里面太放纵自己的艺术感觉，所以在里面出现了很多对丑陋现象的夸张性的、非理性的描写，如他把人的愤怒写得五彩斑斓。感觉很好，但却没有去节制，在后来这部小说中间很多的东西破坏了你的阅读感觉，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在里面。而阿城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阿城的这部小说一向被当作是比较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来解读的。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形成了一种规范，即跟传统小说相区别的，是我们是用一种白话进行写作，一向被人所诟病的。因为你的白话文属于“粗笔无文”，过分的粗糙——一条路走下来，没有几个人白话文是写得很好的。而在阿城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他实现了一种所谓白话文的审美化，《棋王》这一小说就是他的典范之作。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是怎样来实现使白话文具有某种美感，具有某种耐人咀嚼的想象空间。在这里面有这样一些词，如“居然”，你的真实想法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割裂和统一，他用了“居然”这两个字，然后把主人公那种喜出望外，仪表之外的欣喜完全勾勒出来了，从中也让人感觉到有些辛酸，其实他的愿望是非常微薄的，但他又用了“居然”这两个字来形容，你可以感觉到小人物的这种喜悦或者说是一种悲凉。

在这样一个叙事人的视野之中，王一生的形象就浮现出来了，那王一生的形象比“我”的这样一个形象更具有个人性，“我”的个人性主要是通过前面的如那些标语呀，语录呀等这些效果来展现出来大，而王一生的形象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哭着，叫着离别，而王一生是非常冷静的，一个人孤独地非常精瘦地坐在那里。干什么？找人下棋。这样的一幅图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句话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样的一种姿态。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哭叫的时候，只有这个人是非常冷静的，所以这个人就成为和其他人有着明显区别、明显界限的活生生的个人形象，其他的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凸现这个人的背景而已。

那么在第一节的四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在人们都在悲伤的时候，“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在王一生的视野里，除了棋之外，他对周围的世界是视而不见的。不是因为完全没有人牵挂他，他就可以沉浸进去，事实上他的情感完全是和棋联系在一起的。接着作者用了几个字，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我没有心思下棋，就硬硬地说：‘我不下去了。这是什么时候！’”“硬硬地”这样一个词将人物的一种表情的僵硬，将对王一生这个人物的反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对比性的话，王一生是“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一硬一软之间，可以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个对峙和置换在这里。从阿城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经常会把一些形容词活化，“身子软下去了”，“软”在这里是当作动词来用的，实际上实现了形容词的动词化，使这个动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种非常丰富的意思在里面，“软”不仅仅是一个姿态的变化，而是精神、气一下子泄掉了。阿城对语言的贡献，王安忆对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