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体学

80年代，话语文体学的兴起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话语分析来进行分层的文体派别。它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较快。在分析对象上，话语文体学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文体学派。一是注重分析会话，注重交际双方的交际过程。诚然，近年来的话语文体学注意研究文学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对话），但即便如此，话语文体学的分析重点仍是戏剧、小说、诗歌中的人物会话、独白或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种种对话关系。另一特点是，话语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为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 话语文体学分析文学会话模式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参见Toolan,1990:273-274）： 1.人类学方法的会话分析。它关注社会结构中会话双方相互作用，尤为注重发起谈话、结束谈话、轮流发话、修正、接收、设计、理解显示等为完成交际任务而产生的言语方式。在《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图伦运用会话分析的一些 概念对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对话进行了分析。他在分析中还借鉴了其他话语分析模式，尤其是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模式。这是不少话语文体学家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根据需要，综合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 2.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Sinclair and Coulthard 为代表的伯明翰话语分析法。它借鉴了韩礼德阶与范畴的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起具有五个层次的模式（课－课段――会合――话步――行为）。该模式应用于分析老师与学生之间、大夫与病人之间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规律性较强的对话。伯明翰大学的伯顿为分析戏剧（以及日常对话），将该模式最高层次的“课”改为“应对”，并作了其他调整。在分析戏剧时，她尤为注重“话步”这一层次，从“开题话步”、“支持性话步”和“挑战性话步”的对照中，看人物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关系。 3.戈夫曼提出的“脸面”和布朗与莱文森的“礼貌”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 Brown and Levison, 1987）。这一模式将言语行为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对话时，注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维持自身、他人或受话人的形象。话语文体学家通过揭示在对话中采用的不同礼貌策略，可说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Simpson, 1989: 170-183）。 4. 以格赖斯的会话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原则，即数量原则、质量准则、关联原则和方式准则。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者推导出各种会话含意（Grice, 1975）。这是话语文体学家在分析戏剧、小说中的会话时较为常用的一种模式，他们尤为注重分析人物话语中蕴涵的诸种会话含意。普拉特等人还借鉴这一模式来分析叙述者与受叙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1977）。 除了借用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在分析小说会话时， 话语文体学家还发展了自己的模式。Fowler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复调性质。Weber也对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分析，但他更为注重反映说话者态度和判断地情态系统的作用，通过分析主要人物的语言情态特征，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不少话语文体学家还注意分析文学篇章的语义结构。 总的来说，与功能文体学家相似，话语文体学家较为注重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者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这个意义上说，可划归为“语言学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利、观念形态的关系上。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
文体学首先来自于古代的修辞学，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修辞论。现代文体学创始人是法国文体学家巴利（索绪尔的学生），文体学的性质是一门结合文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适宜于的理论去阐释文学内容和写作风格的一门学科。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和写作技巧。同时，激发学生开展批评性阅读，尝试建立自己的见解。
编辑本段学科历史
50年代末以前
文体学的发展势头较为弱小，而且主要是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为新批评）。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至于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英美，随着新批评定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文体学研讨”（参见Sebeok, 1960），这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雅各部森宣称“。。。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Jakobson, 1960:377）就英美来说，这个研讨会标致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大诞生；就西方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并即将进入兴盛时期。
60-70年代：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时期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要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之上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外文催生新的文学体派。“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学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特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派别（Carter and Simpson, 1989:1-17）。在60和70年代，文学文体学达到鼎盛时期，很多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转向文学文体学（参见Chatman,1971）。“ 文学文体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首先，它可泛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不少声称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将文学文本纯粹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者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这则60年代以前十分常见）。他们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述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时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语言学文体学”的典型特征。但其他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探讨作品如何通风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语言和艺术效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学”。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都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被依据语言学流派来划分文体学流派的批评家视为“形式文体学”。 文学文体学的兴起之日正是新批评的衰落之时。与新批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文体学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时兴盛起来，也许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文体学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武装了自己。其二，有些文学文体学家采用了比新批评更灵活的立场。他们虽然反对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和历史文献，但并不屏弃对作品背景的了解。利奇曾明确提出：“如果要对每一个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Leech, 1969:vii) 与新批评相比，文学文体学虽然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还能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此外文学文体学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间，在语言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派别看来不过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他们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参见 Leech, 1969, Widdowson, 1975, Turner, 1973; Leech and Short, 1981）由于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密切关系的语言特征，因此在语言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薄弱，不少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在他们看来，文体学应当帮助发展语言学为目的。不难看出，文学文体学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接受。大多数的文学文体学家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往往反复阅读作品，以找出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相关的语言特征，然后运用适当的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和描写，阐明他们的文学意义。在这样的文体研究中，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被描写的是经过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 70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 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 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 and O’Toole,1988）。 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