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成本

浅析民事诉讼成本作者：陈志浩来源：《时代经贸》2015年第01期摘要：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社会无处不存在着冲突和纠纷。

而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或方式，让民事纠纷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社会中的理性人总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上也不例外。

国家应该建立合理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降低诉讼的成本，满足国民的需要。

关键词：民事诉讼；成本；效益；经济分析纠纷是社会主体基于资源稀缺的客观事实，在相互交往中为追求或维护利益从而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秩序失衡和创生的行为。

纠纷一方面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质疑，通过纠纷解决，或者维护了现有秩序，或者创生了新的社会秩序。

纠纷解决是指防止和解决纠纷的场所、机构、程序、规则和过程的总称。

对应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纠纷解决由私力救济逐渐相公力救济发展。

法治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是法治社会有效运行的关键一环。

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确定或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诉讼和审判作为公民实现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司法被称作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同时，一个理性的社会也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或方式，让民事纠纷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本文以下将以诉讼成本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人们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分析的前提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学前提，即理性人假设。

现代经济学认为，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在本性上都是“使自我满足极大化的理性主体” 。

即假设人们对自己的喜好和目标具有合理明确的打算，对资源配置和权力交易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利益，并对如何选择和达到目标有合理的解释。

二是社会现实的前提，即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尽管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诉讼已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但千万不要因此而忽视社会中业已大量存在的众多同样正在其重要作用的非正式社会纠纷解决方式。

比如被称为“东方经验”的调解，还有和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本文正是在承认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学说对诉讼成本进行分析。

民事诉讼成本的内涵（一）文化传统带来的成本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特点是追求无讼或贱讼。

中国人历来就有“和为贵”“忍为上”“让为贤”“息事宁人”的习俗。

这种成本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息讼传统的国家是不容忽视的。

不仅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甚至法院、检察员等权力阶层的人对打官司的人都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他们是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制造者——造就不和谐在中国这样讲究“讲信修睦”的社会中是具有非常低的价值评价的。

加之，人们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气。

由于这样一种传统的存在，打官司的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社会关系网撕破的代价和价值评价降低带来压力这样一种社会成本。

（二）审判的成本审判成本是法院在实施审判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

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

如进行民事审判活动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等。

2、物力资源。

如为法院进行正常的审判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交通工具等。

3、财力资源。

如法官的薪金。

4、时间资源。

在审判过程中，时间的浪费往往意味着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导致对单个案件的审判所耗费的经济费用的增加，因此在民事审判程序运作过程中，时间已成为一种与经济耗费有关的司法资源。

（三）私人成本这是根据贝勒斯的观点产生的。

贝勒斯认为诉讼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作出的判决的成本，即法律系统运作的成本，它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

前者如法官的薪金，陪审团、法院房舍等的费用等；后者如诉讼费用、律师费、司法鉴定的费用、自己调查取证的费用、误工费等。

一般而言，随着私人成本的增加，诉诸法院的案件随之减少，公共成本也随之减少。

贝勒斯在这里用的公共成本应理解为法院的审判成本，因此本文这里把私人成本和审判成本独立开来进行分析。

诉讼中支出的费用是可以量化的，在人们进行纠纷解决机制选择时是一种显性主要成本（显性成本指直接以支付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四）错误成本根据波斯纳和贝勒斯的观点，诉讼成本包括错误成本，指错误判决的成本。

在民事诉讼中，直接成本的耗费是必须的，关键是其量的大小；同样，错误成本的耗费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那一个国家，也无论其民事司法制度多么先进，都不能保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可以避免付出错误成本的代价。

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认知能力或司法程序本身的局限，另一方面错误成本的发生也是人们相对于直接成本进行交换计量所做的选择。

法院应权衡私人利益、错误发生率与政府利益，使成本最小化。

（五）风险的成本法律规则的不完善使得司法裁判出现较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导致拖延和反复。

当前诉讼制度的设计尚处于不甚完备时期，还在不断调整改进过程中，学界对司法改革的持续关注就是一个例证。

不完善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条件之变化多端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加上没有完整的证据规则、法官素质参差不齐，这些都使法官的判决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

人们不得不在选择诉讼前就要考虑证据是否十足充分，法律条文是否足够供给有利于当事人的判决，甚至要考虑案件由谁审理、法官具有何种可能影响审判结论的倾向性等等。

除此之外，执行难问题也大大增加了涉讼当事人利益实现的风险系数。

（六）伦理成本基于德沃金的观点上，笔者认为伦理成本指诉讼主体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利益的损失。

它的内容包括：1.因错误裁判而导致的民众对国家专门机关消极评价带来的信念、尊严和权威的损失；2.因国家正当或不正当裁判而给当事人带来的名誉损失；3.因参与诉讼而使案件事实晓于社会一定范围，法庭质证、交叉询问给证人或鉴定人带来的名誉损失等。

但这种成本范围很宽泛，不容易计量。

二、民事诉讼成本的性质分析民事诉讼成本的性质，应当从经济学的成本性质来把握它。

因此，对民事诉讼成本的性质要涉及到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这几个概念。

生产成本是企业进行生产而购买生产要素支出的货币金额。

生产成本是与选择时的考虑紧密相连的，选择时的考虑必然具有前瞻性，它牵涉到尚未发生而可能带来的后果。

就是说生产成本是事前的概念，没有与选择就没有成本，而且成本是附属于考虑选择的人，同时也只有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才有成本。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彼此间合作，自愿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

交易成本是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合同、执行合同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更广泛意义上提出的交易成本，用以表述人与人之间的对权利进行交换所产生的非生产性成本。

机会成本是作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在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说道：“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

当作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

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

那些到了上大学年龄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几百万美元，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

他们往往如此决定：不值得花费这种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

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成本对有限资源的使用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对通过市场交易作出的选择和通过非市场运作作出的选择具有同样的意义。

法律的经济分析同样强调要在机会成本基础上作出选择，任何法律，只要它涉及资源使用无不打上经济合理的烙印，即使它与市场行为无关或只与不完全相似于市场行为的行为有关。

法律的实施涉及对可供选择的匮乏资源的合理使用是无庸置疑的。

同样，当法官依照法律的可能资源量作出判决时，法官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

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

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存在的。

当一些资源被用来生产某一产品时，同时就必须放弃用这些资源生产另一种产品，或者说当一些资源被用来生产某一产品时，用这些资源所能生产的其它产品就相对少一些。

所以，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机会成本是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其它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

机会成本是作出一项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

就是说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

它可以用来表示在实际经济成本或在物品稀缺的世界上作出决策的后果。

即使不存在市场时也是一样。

选择不同的规则、办法、制度，就会造成根本性的差别。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上真正意义的“成本”。

比如，法官等人的劳务和用于审判的资源，这些资源都有其机会成本，他们可以在其他活动中发生作用。

如法官可在工厂里工作，用于法庭的建筑物可以当作工厂的车间。

交易成本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法律运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合理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则对指导人们的诉讼行为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由于诉讼活动内容和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便于计量。

到法院打官司，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法院的判决或裁定给当事人带来怎样的利益格局变动，事先难以准确计算。

交易成本与法律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即法律关系中为克服权利交易障碍而产生的价格（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费用支出。

由此可证实一点，法律主要降低的是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

因此，可以说民事诉讼成本既有生产成本意义上的，也具有交易成本的意义上的，生产成本容易计量，交易成本不便于计量而且有不确定性的特点。

但它们都有非生产性的特点.三、小结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几种成本主要影响着法院在纠纷解决的供需关系中的价格。

而理性人关心的是产出收益减掉成本后所形成的效益，总要挑选性价比最好的。

不管基于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当事人的预期价值有多高，如果要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就将会使当事人去选择其他的解决方式。

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息讼传统的国家，很容易形成厌讼心理。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诉讼一种解决纠纷的途径，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和合理化是成熟的法治社会的标志。

及时妥善解决多发的民事纠纷，其根本在于实现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并以此达到当事人之间的双赢互利和社会与共同体、自治的协调发展，解决社会转型期纠纷多发、社会冲突加剧、法律规则滞后、缺漏，道德失范、社会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低下、司法资源缺乏、纠纷解决成本过高等问题。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优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司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生态性平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