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指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法上的差异和分歧。
这种分歧常常出现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中，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和辩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既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以下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和相关参考内容。
首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的碰撞和辩论能够推动社会思想的发展和进步。
当社会面临困境和挑战时，各种不同的主义被提出并受到关注，例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主义的提出和辩论为社会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念。
其次，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促进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不同的思考和观点的讨论，从而增强了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与不同的主义对话和辩论，人们能够更全面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增强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形成更合理和可行的解决方法。
另外，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暴露了人们的偏见和局限性。
不同主义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们对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法存在不同的偏见和局限。
各种主义的提出和辩论往往源于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人们的世界观。
这种偏见和局限可能导致人们对问题的认知有限，只关注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利益，而忽视了问题的整体性和广泛性。
此外，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由于不同的问题与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法存在分歧，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曾经引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而在当代，具有文化差异的不同主义观点在社会中引发了各种争议和冲突，例如宗教矛盾、种族歧视等。
总而言之，问题与主义之争既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对话是一种必要的社会现象，通过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思考和观点的碰撞，有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人们需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批判性，积极倾听和尊重不同的声音，致力于找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法。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
暴露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 足之处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后续影响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等"问题"派主 张通过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来推动中国社会 进步，但忽视了主义的力量和作用。而李大钊 等"主义"派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主义来改造 中国社会，但对中国国情把握不准确。这暴露 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 不足之处，也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社 会的问题和出路
问题与主义之争
-
目录
CONTENTS
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2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焦点
3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经过
4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果和影响
5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后续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 国出路的思想探索和争
论
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
主义的定义
01 02
主义的定义
主义是指一种特定的信仰、观点或行为准则，通常代表某种特定的思想 或意识形态。主义可以是个人或团体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是社会运动或 政治纲领。
主义的来源
主义通常源于哲学、宗教、文化传统或社会运动，代表一种特定的价值 观念和行动方向。
03
主义的影响
主义可以影响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也可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变革。
3
反思历史和未来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对历史和未来的反思，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 借鉴和启示。
PART 03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观 点
问题的核心观点
强调实践
问题派主张以实际问题为中心，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应 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
实用主义
问题派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实 际效用，只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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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WORK SUMMARY
问题与主义之争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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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问题与主义的定义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观点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解决方案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案例分析 •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
PART 01
问题与主义的定义
问题的定义
问题的定义
问题是指需要解决或处理的疑问或矛盾，通常表现为某种困难或挑 战。问题可以是具体的、明确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模糊的。
问题的来源
问题可以来源于实践、理论或现实生活，也可以是个人或集体所面 临的困境或疑问。
问题的解决方式
解决问题需要运用知识、经验和创造力，通过分析、推理和实验等方 式寻找解决方案。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奶奶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奶奶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简单解释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简单解释问题和主义之争是哲学界流传至今的一场辩论，也被称为“实用主义和科学哲学之争”。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生活和实践中，是否应该追求理论的完美和一般性，还是重视问题的实际解决。
1. 起源问题和主义之争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有一批哲学家开始质疑传统哲学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是否与生活实际相符合。
这些哲学家主张，哲学只有在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2. 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一种以“实用”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该思想主张，哲学应该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通过经验和实验来确定知识的真假。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对于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反思和思考。
3. 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科学哲学倡导的是基于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方式，追求科学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论体系。
4. 问题和主义的发展二战后，问题和主义开始向欧洲和亚洲传播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不少哲学家开始反思传统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重视实质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在中国，方东美教授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价值理念”也与问题和主义的思想紧密相连。
5. 当代争论当代哲学界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仍在持续。
一些哲学家批评实用主义者过于依赖经验和实践，忽略了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科学逐渐向应用方向发展，科学哲学与问题和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接近。
总的来说，问题和主义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如何看待哲学的目的和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哲学家和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都强调了哲学的实际应用和现实价值。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题。
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而李大钊则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表态了，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由此展开.......想要深入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就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把它放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分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间。
政治上, 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 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穷兵默武, 弄得民不聊生, 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经济上, 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外国列强的支持, 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同时, 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加大了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和经济掠夺, 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 封建军阀们的目标则相为一致, 即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逆流, 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面对当时的黑暗状况, 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先进分子们共同苦苦探索的间题。
“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
作者：
来源：《高中生学习·阅读与写作》2023年第03期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在众多学说和方案中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度契合之外，先驱者有意的推动、宣介和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动初期处于调和状态的各种派别的立场和主张更加清晰化了，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讦，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1919年7月，五四爱国运动刚刚落幕，胡适就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作“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攻击阶级斗争学说会“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
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
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
（摘自《先驱者遗产重温李大钊的光辉篇章》北京日报客户端2021-04-07）。
大学中国现代史复习重点(名词解释 主观题)(DOC)
中国现代史（黄珍德老师重点）一、名词解释1.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者的反对。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
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中共一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荐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
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大会还确定党成立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3.直皖战争直皖战争，发生于1920年7月14日，是直系曹锟与皖系段祺瑞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的对抗。
当时曹锟为地方军区负责人，段祺瑞为民国政府“边防督办”，从法律上来说，直皖战争是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
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故事“为官避事平生耻”“大事难事看担当”，敢于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担当精神，并将敢于担当明确为好干部的标准之一。
老一辈革命家在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中，敢于亮剑、敢于担责、敢于斗争，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1919年7月，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看后，立即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批驳胡适的观点，明确指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对于旧中国“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此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等论战中，李大钊都主动迎击，积极发声，帮助人们厘清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1927年，国民党悍然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
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武装反击的方针，组织发动了系列武装起义。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前夕，以湖南省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要“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
毛泽东在危难关头的勇敢亮剑，直指最核心的旗帜问题。
他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由此掀开了党独立领导革命的新篇章。
这种担当，是面对关键问题和重大抉择时，不妥协、不退让，始终坚持原则、坚守立场。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九一八事变后，约20万东北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东北，日军在短短4个多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被党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斗争。
她立下铮铮誓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摘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
三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年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年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作者：董国强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点击数：1672 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0日李良玉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的长篇论文，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国内学界的对相关问题的解释体系和「几乎铁证如山」的结论1提出质疑。
李文紧密联系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通过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后续的〈三论〉、〈四论〉等文章写作背景的深入考察，和对文章文本的细致剖析，指出：（一）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二）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指责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具体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
胡适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一点，是鉴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胡适不愿给人以趁火打劫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三）胡适在这次争论中并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
2笔者完全赞同李良玉教授的分析和论断。
3 这里，笔者想着重就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位当事人──李大钊──当时的活动和思想作一些分析与说明，以进一步论证和阐述李良玉教授的上述观点。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后的李、胡关系；（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立论主旨和争论的焦点；（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
一要想确切地判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要了解争论发生前后的李、胡关系。
维系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1915年创刊以后，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群体。
李大钊和胡适很早就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迁往北京，成为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指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人们对于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的不同观点所引发的争议。
这种争议通常围绕着不同的主义或意识形态展开，例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
在许多国家，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政治辩论和民意分歧的核心议题。
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我认为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挑战和限制。
首先，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通过不同主义观点的交锋和辩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不同主义的观点可以激发创新思维，促进社会变革，从而使社会更加公正、平等和繁荣。
其次，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助于激发公众参与和民主辩论。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后，是不同的观点和理念的较量。
这种争议促使公众更加关注政治和社会事务，并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这种公共参与和民主辩论是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然而，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
首先，过分强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可能导致对话被偏见和敌对态度所主导。
当问题变成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之争时，我们可能失去对问题本身的关注，而陷入无意义的争斗。
此外，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使协商、妥协和共识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我认为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平衡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不同观点的冲突。
这需要基于事实和数据，保持理性和开放的态度。
我们应该尽量摒弃偏见和情绪，促进理性辩论，推动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外，重要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培养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文化。
总的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尽管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挑战，但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辩论和建设性的对话来处理这种争议，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摘要：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开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与主义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实立李大钊是1919年8月参与“问题与主义”论争，9月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前后相隔一个月，那么究竟是这场争论推进了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还是李大钊已有马克思主义观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因此，弄清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先决性意义。
〔一〕确立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一方面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深重，另一方面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竭力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
自林那么徐开眼看世界，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自始至终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与富强、人民自由与民主，而是陷入帝国主义长期操纵的新旧军阀混战。
各系军阀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与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实施残酷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祸。
直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前途，从此纷纷去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促使新文化运动开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掀起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浪潮。
李大钊在先进的中国人这一历史演进中，从《晨钟之使命》到《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祈盼“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3]，深入研究并认知俄国革命及其主义的杰出代表，代表着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目光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问题与主义”之争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被“问题”与“主义”的两难选择所困扰，最初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和胡适。
在这战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逐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次对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问题；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全中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一些先进人士纷纷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上，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继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希望放在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是继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探索之士，而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不得不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
在此期间，西方的各种思想也纷纷传入中国，“主义”这词语开始出现各个报刊，梁启超在1901年10月作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曾多次使用“主义”这一舶来词，在1902年5月的《论自山》中，梁启超又多次使用这个词语。
毋庸置疑，西方的各种近现代“主义”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是功不可没的。
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接受新思想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新旧思潮激烈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曙光。
俄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经济文化较其他国家比较落后，革命前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和当时的中国国情有些类似。
1917年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先进分子看清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因此，俄国革命就成为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
中国近代史简答题
中国近代史简答题《三次论战》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解题过程]①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而论战。
②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③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展开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
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认识：①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与地主阶级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论战的内容直接触及了封建制度，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②与之相比，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分歧，不触及封建制度。
③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内部在民主革命手段和目标上的分歧，在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并无重大冲突。
因此，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其影响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另外两次论战。
第一次：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
第二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
论战围绕“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
第三次：革命派与保皇派（保皇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论战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体之争。
相同点：都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第一次论战：19世纪60、7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三次思想论争
第四课三次思想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也有多种西方思想学派传入中国，不同的思想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必然出现不同的意见，由此引起了三次大争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第一次思想论争。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从1919到1921年在中国风行一时，这种思想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滴的进化和改良。
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主张应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要高谈主义。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主义必须结合，改造社会必须“根本解决”，才能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此后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字主张，认为改造“文明”应“一点一滴的”完成。
李大钊则发表文章论证“新思想”的发生，是由“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决定的，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
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论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李大钊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辩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高谈主义还是研究问题，而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是社会改良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争论。
这一争论意义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求得根本解决。
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这是第二次思想论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的辨别能力，已大大提高。
当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以“社会主义”名义宣扬改良主义时，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
梁启超文集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后名《改造》），宣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1920年3月，梁启超创办讲学社，聘请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批评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不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
读经典 担使命—学习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030文艺评论读经典 担使命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正确阐述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作了“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的告白；也下定了“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的决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作了最初的提示。
时至今日，“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依然是我们需要深深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再论问题与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进一步思考的理论成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时起，先进的中国分子就开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
许多仁人志士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百年相继的历史长河中编织着救亡图存、国强民富的梦想，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李大钊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优秀代表，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民主是历史的潮流，封建专制统治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中国，是决不会退回到专制政治的老路上去的。
所以李大钊当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号召国人以断头流血、万死不辞的精神为建立民主政治而奋斗。
但是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一战的残酷结果，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的丑陋表演，也使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是有缺陷的。
他认为，我们必须走民主之路，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尚在试验中，好坏未知。
如果不行，可以另辟蹊径。
正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民主有某种程度上的怀疑和保留，才为他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最早抛弃资产阶级民主，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看到了一种更为广泛真实的民主，看到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之下，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世界潮流的新理论，也正是在研究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1919年的夏天，在李大钊要向全体中国人民郑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刻，胡适写作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反对空谈的主义中明确提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李大钊就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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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还是“主义”的话题在90多年前已经由陈仲甫与胡适之先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我再次思考这个话题缘于一场讲座。
11月5号晚上，甘阳讲座时，一位政管院的研究生发问：
“甘阳先生，您在80年代曾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后来转向新左派，现在又倾向保守主义，请问您能回答一下为何您的思想会有这么大的转向呢？”（大意）甘阳回答：“关于主义我过去谈的很多，现在当然也还可以谈。
但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关注点不在这方面，我更多地倾向于就我能达到的条件去干一些具体的事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大意）
我深以甘阳的回答为然。
必须承认，“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广阔的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如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义”上，在“主义”无法得到有效性进展的条件下便冷落时局与人生（或不问世事或牢骚满腹），则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我们周围充斥着太多由“主义”层面生发的声音。
无论是从哪种“主义”出发，他们都希望从根本上给现实来一个脱胎换骨。
大家都以宏大叙事的语调，以全称判断发语，予现实以疾风暴雨般的抨击。
动辄“现在中国……”、“现在C.C.P……”、“现在中国人……”云云，大有“包举宇内，并吞八荒”之心。
这样的风雨要不要？要。
但是不能全是这些，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根本无法在任何一个体制下能轻易“全盘××”。
更何况，就我所见，这些全称判断所下的结论往往都不能做到完全正确，有时候甚至是大部分错误。
真正有效用的入手处恐怕还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层次，完全可以按照各人的条件各自入手。
例如，暴力拆迁问题。
入手之处有立法的层面，有监管执法的层面，有舆论评价的层面，有物质支援层面，有直接的法律援助层面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人去做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
若果按照某些“主义”者的分析，必须打到“××执政党”才能根除，那么我觉得这将永无解决之期望。
且不说打到“××执政党”不知何时才能变成现实，就算你打倒“××执政党”之后新的“××执政党”就不会再暴力拆迁吗？等到那一天，啥菜都凉了。
当然，他们也会问，暴力拆迁的大量发生难道还仅仅用个别“问题”的视角去看待它吗？这分明已经是而是普遍问题，必须在主义的层面来一个总的解决。
对此我不敢贸然说不需要总的解决方式，但总的解决也未必一定就是打倒“××执政党”的方式。
我认为还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暴力拆迁的事件并不都是达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即不顾人的死活拆迁），其中大部分是能协商解决的。
设若达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我的建议是不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这样代价大而收获小。
对待灭绝人性的拆迁者，已经超出“人与人”的范围，而是“人与魔鬼”的较量，你在魔鬼面前自焚有什么意义？要是真有自焚的勇气，与其下狠心杀自己，不如下狠心杀几个魔鬼。
我甚至建议，如果现场魔鬼人多势众，不妨暂且退让，等到他们偃旗息鼓了，挑其中弱的下手。
即便拆迁队员个个身强体壮，一般人打不过，但你那些领导也都身怀十八般武艺吗？要知道，西方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个人权利”并不是温文尔雅地得来的，也不都是大刀阔斧地革命得来的，其中好大一部分就是独行侠式的方式向执政官强索来的。
他们甚至采取过绑架执政官孩子的方式。
（当然，伤及无辜的方式不提倡）
那么，还有人问，你的意思是完全不管“主义”的问题吗？那也不是，我说了，是从“问题”入手，“主义”再如何美好，要落实还是要针对问题。
我认为，对待不同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主义”可以包治百病。
而是应该杂糅并济，如同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一样，不应拘泥于“主义”而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