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之乱的历史介绍
永嘉之乱的历史介绍永嘉之乱是指公元311年即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
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
下面是，希望大家喜欢从东汉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
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
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
在这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初年，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
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
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
连续不断的胡族内迁引起胡汉双方的矛盾，严重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大规模的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西晋一些官僚也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以郭钦、江统为代表，提出「徙戎」的主张。
他们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胡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并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办法隔绝胡汉接触，来防止胡人的反抗。
但由于各族内迁及胡汉杂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徙戎的主张无法实施。
而此时的西晋王朝却祸起萧墙。
在统治集团内部，西晋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
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生产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
不少人饥饿而死。
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
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晋朝的历史转折与政权更迭
晋朝的历史转折与政权更迭晋朝（公元265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政权更迭和历史转折。
本文将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介绍晋朝的历史转折与政权更迭。
一、永嘉之乱与晋室南渡公元316年，晋朝国力衰退，加上豪强割据和中央集权衰落的局面，使得朝廷内外动荡不安。
永嘉之乱的爆发更是加速了晋朝的灭亡进程。
永嘉之乱是晋末时期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晋朝政权。
二、五胡乱华与西晋灭亡晋朝的衰落为五胡乱华提供了机会。
五胡是指鲜卑、羯、氐、羌、匈奴等民族。
五胡乱华时期，各族混战，形成了乱世局面。
西晋在五胡乱华中政权更迭频繁，最终在公元316年被苻坚推翻，西晋灭亡。
三、东晋的建立与政治改革随着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的结束，中国逐渐进入了东晋时期。
东晋的建立标志着政权从西晋转移到东晋。
东晋的建立对政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简化官制、削弱豪族势力等，旨在加强集权。
四、八王之乱与东晋的分裂公元304年，晋惠帝死后，因继位问题引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指八位晋朝王室争夺帝位的混战。
八王之乱导致东晋政权分裂，各地军阀割据，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重要时期。
五、刘宋政权的崛起八王之乱后，局势逐渐稳定，最终在公元420年，刘裕发动庙堂革命，建立了刘宋政权。
刘宋政权的崛起标志着东晋的结束，刘宋政权统治了南方长达近一百年，为南朝中国铺平了道路。
六、晋朝的历史意义与影响晋朝的历史转折与政权更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晋朝时期的政治改革对后世的封建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奠定了基础。
晋朝历史上的灭亡和政权更迭，揭示了历史发展中政治的更替和社会的动荡。
总结晋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历史转折和政权更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永嘉之乱到八王之乱，再到东晋的建立和刘宋政权的崛起，晋朝的历史发展充满变数和曲折。
晋朝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政治更迭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历史趣谈永嘉之乱的历史影响 南北割据对立长达数百年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永嘉之乱的历史影响南北割据对立长达数百年导语：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
“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迁都建康。
开启五胡乱华之局：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匈奴早有夺取中原的野心，酋长刘宣谓：“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故八王作乱期间，刘渊及刘聪已建汉国，后刘曜陷长安，灭西晋，据长安建前赵;山西、山东则为羯人石勒所据，国号为后赵。
鲜卑本居塞外，日渐强大;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划为三部，继匈奴成为较强民族，包括：慕容氏居于幽州、段氏居辽西、宇文氏居辽东、拓跋氏居漠北。
后来，慕容氏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及代国(北魏)。
至于氐、羌，氐人李雄于惠帝末年建“成”国，后改国号“汉”;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长安。
羌人建国较后，主要有淝水之战后的后秦。
南北对立：永嘉乱时，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闻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拉拢得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的拥护，于建康即位，是为晋元帝。
从此东晋偏安江左，下开宋、齐、梁、陈之局。
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136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此后南北分裂达270馀年，南北对立因分裂生活常识分享。
读《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读《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田余庆先生在书中指出，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需要。
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北方的士族纷纷南迁，形成了东晋政权。
这些士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势力，他们与东晋皇族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士族门阀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通过联姻、推举等方式掌握了东晋的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田余庆先生还指出，东晋门阀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东晋初期，士族门阀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掌握了东晋的政权，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格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他们开始相互争斗，争夺权力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皇族逐渐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试图削弱士族门阀的势力。
同时，一些寒门出身的士人也逐渐崛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崭露头角，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
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的衰落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门阀的势力逐渐衰落，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东晋皇族逐渐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通过削弱士族门阀的势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一些寒门出身的士人也逐渐崛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崭露头角，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入侵，东晋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也导致了士族门阀的势力进一步衰落。
田余庆先生还指出，东晋门阀政治与皇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东晋初期，士族门阀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掌握了东晋的政权，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格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他们开始相互争斗，争夺权力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皇族逐渐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通过削弱士族门阀的势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一些寒门出身的士人也逐渐崛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崭露头角，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
西晋衰落，胡人崛起，永嘉之乱成为西晋灭亡的直接证据
西晋衰落，胡人崛起，永嘉之乱成为西晋灭亡的直接证据GIF前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权的争夺以及领土的纷争更是不胜枚数。
为了最高权益，不惜弑兄杀父的更是大有人在。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永嘉之乱便是由这八位皇室兄弟互相争夺权利而引起的战乱。
永嘉之年，由于西晋后期的匈奴军攻破京都，天子被俘，导致西晋灭亡。
西晋时期，天子为了将自己的领土尽归自己氏族之下，纷纷将各国封地授予自己的兄弟。
随着兄弟间权欲的膨胀，很快兄弟之间矛盾不断，社会开始一片战乱，导致西晋政权日益衰弱。
经济残破，社会矛盾更是日益尖锐。
而远在南面的蛮族更是乘机起兵反秦。
可以说，永嘉之乱既是西晋统一格局走向分裂的开端，更是西晋社会政权短暂统一的结束。
其动乱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以及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矛盾严峻，加剧战乱西晋时期，晋武帝凭借自己的实力成功统一三国，但是却在自己小有成就的战绩中，开始沾沾自喜，并止步不前。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便可查阅到其相关的历史记载。
而八王之乱更是直接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百姓生灵涂炭，盗贼四起。
随着西晋时期政权的日渐削弱，官员更是政治黑暗，很多人为保其身，更是自视清高，不理朝中政事。
在《国史大纲》记载'贵三公王衍，竟劝石勒称帝。
'足见其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不齿。
由于胡人的内迁徙，进而导致西晋社会混乱。
随着胡人实力的增强，受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晋社会问题日益暴露，政权日益削弱，面对内忧外患，西晋已经无力在抵抗胡人的威胁。
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战乱一触即发。
事出有因，因果相辅据《后汉书·传》的记载，西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
当时受降的胡人在汉晋之际，常受当地官吏的压迫。
甚至多地肆意屠杀胡人，更有甚者，随意买卖胡人作为奴隶。
可以说，永嘉之乱亦是胡人自我意识反抗的一种爆发。
而在战乱前夕，八王之乱依旧在如火如荼的处于尔虞我诈之中。
相互之间的猜疑与残杀进一步激化了政权的矛盾，导致西晋政权不堪御敌。
晋永嘉之乱文言文翻译
永兴元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自称汉王，势力逐渐壮大。
其子刘聪继位，更名汉赵。
石勒，刘聪麾下猛将，勇猛善战，屡破晋军。
永嘉四年，石勒率军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晋室宗庙扫地，史称“永嘉之祸”。
时值洛阳城破，士民逃散，哀鸿遍野。
石勒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洛阳宫殿、庙宇、官府皆化为灰烬，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此乱，使晋室衰微，国势日蹙。
永嘉五年，东海王司马越忧心国事，病逝于项城。
洛阳留守李恽等见势不妙，率领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京师空虚。
石勒趁机挥师东进，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大肆劫掠。
晋室宗室、士族纷纷南迁，以求生存。
此乃“衣冠南渡”之始，北方文化东渐，南方经济逐渐繁荣。
然而，永嘉之乱给北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使得中原文化遭受重创。
永嘉之乱，晋室覆灭，天下大乱。
各路诸侯割据一方，战火连天。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趁机崛起，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
一时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永嘉之乱，成为西晋王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也有民族矛盾、外患入侵。
此次战乱，使得中原文化遭受重创，北方民族大迁徙，南方经济逐渐繁荣，为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永嘉之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惨痛记忆。
然而，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展现出顽强不屈的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永嘉之乱虽已过去，但其历史教训仍值得我们深思。
永嘉之乱后的胡人南迁
永嘉之乱后的胡人南迁一、永嘉之乱以前，北方已经遍布各类胡人实际上就因为胡人广泛渗入中原，已经西晋朝廷的腐败，才导致永嘉之乱。
不要说西晋了，胡人内迁在汉代、曹魏时期就一直不间断。
汉代、三国，就有很多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乌桓人、栗特人、羌人内迁，他们中很多人在西晋时期已经融入汉族，比如大月氏人，比如被曹操收编的乌桓人，比如来华定居的栗特人，西晋时期已经基本汉化了，不存在了。
其他的民族也或多或少融入在汉族之中，比如汉代大规模内迁的羌人，自内迁后就不断汉化，与汉人通婚程度也不断增加，如汉末马腾的父亲曾是县尉，也娶了羌女而生下马腾，董卓的军队也有大量羌人。
以上内迁的各色胡人，在汉末三国的战争中，又散播到南方。
二、晋朝人与胡人的通婚并不少见西晋时中原已经迁入了较多的胡人，而且胡汉通婚不少见。
比如，西晋的阮咸，娶姑母的鲜卑婢女为妻，后来又生下阮孚。
阮咸、阮孚都是西晋的名流，可见当时北方的士族也不忌讳与鲜卑通婚，此类通婚应该比较普遍。
不要说士大夫了，就连晋朝皇室也与鲜卑通婚。
东晋明帝的母亲荀氏是燕代人，是晋元帝宫女。
晋明帝生下来以后，“状类外氏，须黄”，类似鲜卑人。
《晋书.明帝纪传》记载，王敦骂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可见他生母就是鲜卑人。
晋明帝的生母仅仅被封为县君(地位低的妃嫔)，为晋朝后宫史上所罕见，显然是因为她身份的原因。
三、永嘉之乱以后，很多胡人、胡化汉人也南下定居前面说了，胡人融入汉族很早就开始了，到了西晋，很多人已经汉化，北方发生战乱，他们势必也有人加入南迁的队伍。
如东晋大兴年间，晋政府设“领诸胡”，就是为了方便管理那些南下而又未被汉化的胡人。
有的胡人在南方地位很高，如王导，在就任扬州刺史时接待的宾客中就有“数胡人”。
《晋书.孔坦传》记载的一件事，同样证实了南方有较多胡人:“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蔑”316年，刘聪(匈奴)的右司隶部有“盗牧马负妻子”的3万多铁骑进攻河东，万余人被杀，剩余的部众被带到南方。
晋朝的永嘉之乱北方民族的南侵
晋朝的永嘉之乱北方民族的南侵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其统治时期并不长久，但却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其中，永嘉之乱和北方民族的南侵是晋朝面临的两大重大挑战。
本文将分别探讨这两个事件，揭示当时的局势和影响。
一、永嘉之乱1. 背景晋朝的永嘉之乱发生在公元311年至316年间，这段时期正值晋末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使得朝廷失去了中央集权的控制。
2. 内忧外患永嘉之乱的内因主要是晋朝朝廷内部的斗争，大臣之间争权夺利，导致了政治的混乱。
外因是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羌族、氐族的矛盾愈发尖锐，同时还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
3. 社会动荡永嘉之乱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恐慌中。
战乱导致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经济衰退，社会秩序瓦解，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4. 影响永嘉之乱使得晋朝政权的威信大打折扣，高级文武官员频繁叛离，加剧了政治的动荡。
此外，永嘉之乱也为南方各地起义军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南方政权开始崛起。
二、北方民族的南侵1. 背景在晋朝的统治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羌族、氐族一直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
而在永嘉之乱后，随着北方政权的削弱和动荡，北方民族开始南下侵袭。
2. 游牧民族的威胁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活方式，具有骑射技艺的优势，经常进行掠夺和侵略。
他们以骑兵为主力，灵活机动，对中原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3. 军事冲突北方民族的南侵导致晋朝频繁与其进行军事冲突。
晋朝虽然派遣军队进行反击，但由于自身内乱和战争疲劳，很难全面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
4. 社会影响北方民族的南侵使得中原地区频繁受到掠夺和破坏，百姓生活在恐慌中。
北方民族的侵略也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给晋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总结：晋朝的永嘉之乱和北方民族的南侵，是晋朝面临的两大重要挑战。
永嘉之乱使得晋朝政权动荡不安，社会秩序瓦解，百姓生活在恐慌中；而北方民族的南侵则给晋朝的统治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原地区频繁受到掠夺和侵略。
这两个事件共同导致了晋朝最终的灭亡，为后来的历史格局埋下了伏笔。
晋永嘉之乱政局动荡的转折点
晋永嘉之乱政局动荡的转折点晋永嘉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动乱事件，发生于公元301年至306年间，对晋朝政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这场动荡中，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的出现不仅使得动乱得以平息，还为晋朝带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与繁荣。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晋永嘉之乱政局动荡的转折点。
一、晋永嘉之乱的背景在论述转折点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晋永嘉之乱的背景。
当时晋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却纠结在一起。
政治上，晋朝统治者的统治能力不足，加上官员的腐败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朝廷无法有效地控制各地。
经济上，战乱和天灾连年以及加重的税赋负担使得民众生活困苦。
社会上，军阀割据、盗贼横行，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
种种因素促成了晋永嘉之乱的爆发。
二、政治动荡的高潮期晋永嘉之乱的爆发使得政局动荡达到高潮。
叛军攻占了一些重要城市，朝廷无力镇压。
多个地方的军阀也以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增加军费开支、加强屯田防备、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等。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政局依然无法稳定下来。
三、名将刘渊的崛起正当政局动荡时，刘渊这位名将崭露头角，成为了晋朝政局动荡的转折点。
刘渊在此前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并且在晋永嘉之乱爆发后，他带领自己的兵力击退了敌军，并一举攻占了平阳，自此起，他开始崭露头角。
刘渊以其精湛的军事指挥能力和高度的统治智慧，逐渐收复了先前失陷的地区，带领着自己的军队积极参与对抗叛军。
四、刘渊的魅力与号召力除了军事才能，刘渊的魅力与号召力也是他崛起的重要因素。
刘渊善于联络各地有实力的人士，他通过贤能之士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后援力量，并且通过政治手腕以及军队的实力稳定了局势。
同时，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改善民生，提升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声望和支持率，使得他成为了众多人的领导者。
五、刘渊的复兴晋朝政策刘渊崛起后，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个人抱负，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复兴晋朝。
晋朝之后的政权更迭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演变
晋朝之后的政权更迭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演变晋朝之后的政权更迭——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演变晋朝的灭亡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这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
十六国时期从公元304年持续到439年，期间涌现出了十六个割据政权。
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简要介绍晋朝之后的政权更迭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演变。
1. 割据局势的形成晋朝在永嘉之乱后逐渐衰弱，内忧外患使得中央政权难以维持统一。
桓温北伐后，晋室的统治权转向了各地方豪强。
各地割据势力的形成导致政权更迭成为必然。
2. 西晋的灭亡与十六国的兴起西晋的灭亡标志着十六国时期的正式开始。
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崛起，其中后赵、前燕、前秦等十六个政权涌现。
这些政权多由五胡族人建立，混战不断，形成割据的局面。
3. 后赵与前燕的兴亡后赵由石勒建立，主要势力范围位于今天的山西、河北一带。
但后赵政权存在着统治不稳定、内部矛盾以及与其他政权的冲突等问题，最终被后燕所灭。
前燕的兴起则与其创始人慕容垂密切相关。
慕容垂在统一北方后，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改革。
然而，慕容垂逝世后，前燕政权逐渐衰落，最终被北魏所灭。
4. 北魏的崛起与统一北魏由拓跋珪建立，其政权的统一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拓跋珪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
北魏政权的昌盛时期主要集中在孝文帝与文成帝时期。
5. 十六国混战与士族政权的兴起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之间的争斗不断，形成了一种混战的局面。
以前燕、前秦为代表的士族政权陆续兴起，为政权更迭增添了新的因素。
前秦的兴起与苻坚密切相关。
苻坚推行一系列的政治与军事改革，且采用了租佃土地制度，发展了农业经济。
然而，前秦政权的统治不稳定，最终被后秦所灭。
6. 十六国时期的分裂格局在十六国时期，除了士族政权的兴起外，西域地区的凉州政权也逐渐壮大。
凉州政权由各地的豪强建立，继承了前秦的统治地位。
同时，南方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割据政权，如李特的江南政权和刘裕的东晋政权。
这些政权与北方割据势力相互对峙，分裂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与前赵的建立
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与前赵的建立公元319年，石勒成功发动了雄永嘉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并在华北地区建立起了前赵政权。
这场叛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政权格局，还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
本文将就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与前赵的建立进行探讨。
一、石勒与雄永嘉之乱的背景在雄永嘉之乱之前，西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由于统治集团蜂起，地方势力割据，以及民族游牧民族的侵扰，西晋政权内外交困。
而西晋末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更加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石勒作为前赵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军阀家族，凭借着吸收流亡士族和叛军力量，积聚了一定的势力和资源。
二、前赵的建立与石勒的领导石勒在雄永嘉之乱中展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策略，有效地组织和指挥起义军。
他对流亡士族的吸纳和亲族政策，使得前赵政权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同时，石勒还以攻克现代河北省信阳垣为标志，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发动进攻，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三、前赵政权的建立与影响石勒在前赵政权的建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土地改革、整顿军事力量等。
这些措施使得前赵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统治。
同时，石勒还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注重了人才的培养和运用。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前赵政权的实力，也为后来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四、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与前赵的启示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以及前赵政权的建立，为后来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很多启示。
首先，石勒充分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实现了政权的建立与稳定。
其次，他的努力和政策为那些有才能和志向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石勒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中国历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石勒的雄永嘉之乱与前赵的建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不仅改变了政权格局，也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发展。
石勒的领导能力以及前赵政权的建立经验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击败北魏的历史
击败北魏的历史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崛起与演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北魏朝廷暴虐专横，统治集权严重，这导致了民众的不满与抵抗。
在北魏的统治下，有很多英勇的将领和智谋过人的政治家，他们奋起抗争，为中国历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将重点介绍击败北魏的历史事件。
一、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民变，也是北魏朝廷统治不善的体现。
公元311年，北魏朝廷准备调动各地兵马以镇压民变，却因其内部官员贪腐而未能有效组织。
此时，北魏朝廷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导致内乱频发，人民生活困苦。
在这个背景下，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北魏统治。
江陵起义是永嘉之乱的主要事件之一。
江陵地区的农民积极组织起义军，率领数万人民抵抗北魏官军的进攻。
起义军的领袖陶侃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战略，他采取灵活的战术，成功抵挡住了北魏军队的进攻。
此外，陶侃还积极与其他反抗北魏统治的地方势力合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势力。
最终，反抗北魏的江陵起义获得了胜利，北魏对江陵地区的统治被逐渐削弱。
二、太和年间的政治变革太和年间是北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北魏统治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北魏的政权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变革和军事战争，积极应对民众的反抗。
一方面，太和年间的政治变革主要表现在北魏朝廷内部的改革。
朝廷开始大力推行法制建设，以减少贪腐和官员的任性行为。
刘裕任丞相期间，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对腐败问题进行了严惩，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加强朝廷对民众的约束力。
另一方面，太和年间的战争是北魏政权巩固的重要手段。
在此期间，北魏不断发动战争，以巩固统治和削弱反抗势力。
其中，北魏与其他地方势力的战争尤为引人关注。
北魏的将领拓跋珪出色地应对了北方民族的进攻，并成功收复了部分失地。
他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善于研究敌军的弱点，以少胜多，在战争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三、南朝梁的抗北魏战争北魏朝廷的不善统治引发了南朝地区的强烈抵抗，南朝梁成为北魏的主要对手。
晋室分裂永嘉之乱与晋朝的衰落
晋室分裂永嘉之乱与晋朝的衰落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其统治时期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其中，晋室分裂永嘉之乱是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将探讨永嘉之乱对晋朝的衰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永嘉之乱概述永嘉之乱发生在晋永嘉二年（311年），由刘渊的宗族刘兴发动的叛乱引发。
刘兴是晋愍帝刘聪的外甥，他借口替革除朝政腐败，征讨北方游牧民族，并在长安自封为皇帝。
二、永嘉之乱对晋朝统治的破坏永嘉之乱给晋朝的统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分裂后的晋室失去了对内外的大权，割裂了统一的国家机器。
各地的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导致晋朝的统治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永嘉之乱导致诸侯割据，各地起义军纷纷兴起，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使得晋朝内外形势岌岌可危，国力逐渐衰落。
同时，大量的战乱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经济的衰退，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最后，永嘉之乱使得士族豪强兴起，国家的中央集权逐渐下降，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晋朝的各级政府无力维持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导致晋朝国家体系的崩溃。
三、永嘉之乱与晋朝衰落的关系永嘉之乱不仅加速了晋朝的衰落，而且深化了晋朝衰落的程度。
首先，永嘉之乱导致了晋朝内外交通的中断，使得晋朝各地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导致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进一步下降。
其次，永嘉之乱使得晋朝的中央政权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
各地诸侯割据、混战不断，中央政权无力加以制约，导致晋朝政权渐渐衰弱。
此外，永嘉之乱还造成了社会治安的崩溃，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士族豪强利用动荡的局势，通过武力和政治手段不断扩大自身利益，削弱了晋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剧了晋朝的衰落。
四、晋朝衰落的深层原因永嘉之乱是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晋朝衰落的深层原因还有其他因素。
首先，晋朝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朝廷的集权。
贵族士族的争斗不断加剧，导致晋朝政权难以维持稳定。
其次，晋朝面临的外患问题也不容忽视。
永嘉之乱之前，北方游牧民族不断扩张，给晋朝的边防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
《中国大历史》之“永嘉南迁”与门阀政治
《中国大历史》之“永嘉南迁”与门阀政治经历了300年的战乱，当南北统一重新来到时，长期反复的人口迁移已经形成了——并非出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本意，却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避的结果——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各民族大多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以汉族为主体，但由于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实际上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族了。
“永嘉南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大迁移。
此时期人口迁移包括：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内迁；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继续向中原推进；为了避乱，中原的汉人则纷纷外迁，外迁的方向一是南方，一是迁至河西走廊、辽东及朝鲜半岛等局部平静地区。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南迁因集中发生在永嘉年间（307—312年），所以史称“永嘉南迁”。
有学者对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数量有个大体的判断，到南朝刘宋时，南迁人口大约为90万。
这次南迁对中国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对南方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移民及其后裔人数虽然只有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由于移民中多有宗室贵族、官僚地主、文人学者，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很多，所以在南方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
有学者统计，在《南史》列传中有人物728人，原籍北方的有506人，南方籍的只有222人，这说明在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北方移民。
隋朝统一后，虽然随着北方文化的再次复兴，南方文化总体上仍处于次位，但差距已经很小了。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内迁，同样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民族的分布和数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民族的迁移甚至是以灭绝而告终的，以至于没有留下有数量意义的移民。
还有一些民族虽然并没有遭遇这样的厄运，但由于史料的散佚，现在也已经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
但是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新的民族融合体，这不仅是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复兴，更是以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历史进步。
但是，这种代价是极其惨重的，某些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往往是以更多地区的衰落和荒芜、大量人口的死亡、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
永嘉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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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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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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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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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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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西晋诸侯王分布晋武帝灭亡东吴政权，统一天下，但是，他完成大一统之后就开始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 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司马光主编 的《资治通鉴》即持这种观点。 同时，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持续十六年的大混战八王之乱，令 晋朝实力严重下滑。 八王之乱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导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中 原地区虽然经由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令晋室国力大 减。八王之乱后期，晋室分裂，匈奴刘渊占据平阳、氐人李雄占据成都。羯人石勒、王弥等率军队乘虚流窜，转 战大河南北。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将八王之乱视作永嘉之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军事
据《晋书》当中记载称："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 五十人。" 司马炎吸取前朝教训，罢除州郡的郡兵，削弱收回了州郡刺史太守的募兵统兵权力。同时又加强宗室 的权力，《晋书·地理志》描述“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 人"。 地方势力间兵力差距巨大，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此当战乱起，地方无兵可守，城池迅速沦陷。"元海至 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而地方却无力阻止这些异族的的迅速壮大入 侵。
建兴四年十一月，长安城破，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 。 建兴五年（317年），晋愍帝在平阳被杀，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到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灭亡，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余年。
北方民族政权活动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形成——以前赵、后赵政权为例
北方民族政权活动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形成——以前
赵、后赵政权为例
李宏祥
【期刊名称】《今古文创》
【年(卷),期】2024()18
【摘要】永嘉之乱,导致西晋被灭,北方诸民族领袖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政权林立,各北方民族政权间、北方民族政权与南方东晋汉族政权间关系复杂,民族融合与民族迁徙成为时代的主流特征。
在同时期的南方,由于皇室衰微而不得不与士族协力求存,一个区别于以往“皇权政治”的“门阀政治”社会正在形成。
在东晋初期的“门阀政治”格局确立过程中,活动在北方地区的诸民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同时,将两晋之际北方民族政权的活动与东晋王朝政治运行相结合进行关系研究,对整体把握该时期各政权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及民族融合大背景下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颇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当今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定借鉴意义。
【总页数】4页(P57-59)
【作者】李宏祥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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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一个交织着汉人血泪的历史名词
“衣冠南渡”，一个交织着汉人血泪的历史名词衣冠南渡，这个名词想必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并不陌生。
在中国历史中，衣冠南渡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指中国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大量迁移南下。
这一点不用多说，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而究其原因正是北方中原地区的祸乱。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第一次南渡，永嘉之乱西晋中后期经历了八王之乱，加上北方天灾连连，可谓天灾人祸不断。
此时在中原四周的胡人开始趁机入侵中原。
公元304年，南匈奴刘渊起兵，占据并州，自称汉王。
两年之后，刘渊派石勒等将大举南侵，在平城歼灭晋军十余万，京城洛阳失守。
晋怀帝被俘，全城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被屠杀。
晋末五胡侵中原图这就是史称的“永嘉之乱”！自此之后，晋元帝为躲避战乱，率士绅南迁，定都建康建立东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衣冠南渡”。
北方正式进入百余年的“五胡乱华”的时代，留在北方的汉人……几无幸免！第二次南渡，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
该事件历时7年之久，也导致了唐朝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大幅下滑。
在此之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在这段时间内，无论是安史之乱的“明皇幸蜀”到黄巢起义时的“僖宗幸蜀”，四川成为了唐王朝最后的回旋之所，也迁移了不少人口入蜀。
安史之乱地图另一支李氏子孙占据了中国南方，建立南唐政权，大量中原人口再次为了避祸向南方迁移，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衣冠南渡”开始了。
自此之后，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乱世阶段“五代十国”降临了！第三次南渡，靖康之难前两次衣冠南渡是中国人士为了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
第三次的“衣冠南渡”也不出意外！公元1126年，金兵攻克宋都城汴京。
次年，金军攻克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
自此，北宋灭亡。
史称“靖康之难”。
宋金对峙情况之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并率领汉人士绅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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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河北学刊May．，2011第31卷第3期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31No．3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孙立群，刘东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
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
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关键词］胡族；豪族；分化；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作者简介］孙立群（1950—），男，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刘东升（1982—），男，河北省唐山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魏晋南北朝史。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3－0066－05［收稿日期］2010－12－29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期间，胡族推翻了晋政权在北方的统治，第一次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民族政权；豪族势力则在动乱中日益膨胀，实现了对地方的严密控制。
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因没有足够实力削平地方豪族势力，缺乏政治向心力，中央集权体制遭到破坏，大一统局面一去不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
此时确立的政权统治模式贯穿了十六国时期始终。
研究两晋之际的胡族、豪族政治发展历程以及双方关系，有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对研究整个十六国时期胡族与豪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晋末胡族的反晋斗争及其策略西晋时期，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日趋卑下。
胡族上层贵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以致于他们发出了“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1］（卷101，《刘元海载记》）的哀叹。
由于部落解体，失去部落组织保护的下层民众沦为贱民，生活困苦。
他们虽然对此心怀怨恨，但在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稳固的情况下，无论是图谋恢复权力的胡族上层，还是期盼温饱的下层，都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晋政权。
然而，自晋惠帝以来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却打乱了西晋稳定的政治局势，这正好为胡族提供了改变命运的良机。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当宗王激战正酣之时，刘渊谎称要回并州为成都王司马颖召集部众打击政敌，从而摆脱成都王对他的控制，随后便在左国城举兵反晋。
一年后，由于司马颖兵败被废，“河北人多怜之，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众至数万”［2］（卷86）。
这时，被掠卖到河北业已沦为群盗的羯人石勒也与牧帅汲桑一起加入其中。
胡族集团虽以武力见长，但其人数和整体实力却远不及汉人。
为了反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胡族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
首先，他们尽可能的淡化反晋的民族性。
刘渊在反晋之初，就打出了“宗汉立国”的旗号。
史载：元海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徳所授耳。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
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
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1］（卷101，《刘元海载记》）“这个旗号超越了屠各与南匈奴的分野，也超越了五部与其他胡族的分野，更重要的是，这个旗号还超越了胡族与汉族的分野。
”［3］（P29）这一策略效果显著，一时间“胡、晋归之者愈众”［2］（卷85）。
至于奴隶出身的石勒，他在起兵之初没有本族部众可以依靠，因此，直到兵败投奔刘渊之后，“他才以一个胡羯酋长的身份出现”［4］（P148）。
但即便如此，石勒也没在此后的建国过程中宣扬羯族本位理念。
民族意识的模糊，为石勒集团吸引了大量饱受压迫的各族民众。
66模糊民族意识虽然是胡族拉拢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民众的政治策略，但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推行并且发挥效用，这完全得益于胡族内迁中原后，胡汉之间长期的交往与融合。
其次，他们把打击范围锁定在西晋的各级政府机构之内，而对民间势力则以政治争取为主。
在胡族反晋过程中，高门士族和地方长吏都遭受了沉重打击。
如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没后，刘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1］（卷102，《刘聪载记》）。
同年，石勒于苦县宁城擒杀了以王衍为首的诸公卿及众多晋室宗王［1］（卷104，《石勒载记上》）。
在征战中，石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1］（卷90，《邓攸传》），他们一旦被俘，便难逃一死。
相较而言，胡族对在地方结坞自守的广大豪族，却显得格外宽宏。
通常情况下，纵使豪族坞主有过激烈反抗，坞壁被攻克后，胡族非但不将他们处死，反而还会委其以官职。
如《晋书》载：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石勒）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1］（卷104，《石勒载记下》）。
又载，石虎讨平徐龛武装之后：晋兖州刺史刘遐惧，自邹山退屯于下邳。
琅邪内史孙默以琅邪叛降于勒。
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1］（卷105，《石勒载记下》）。
胡族对民间地方势力的“恩惠”，正与他们对晋官方势力的残暴大异其趣。
胡族武装在荡平西晋的地方基层统治机构后，通过委任“守宰”的方式，使大量降附于他们的豪族势力获得了其所控区域的政治统治权。
胡族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现实的政治利益，来消弭“夷夏之别”的观念。
这虽然也是出于胡族的一种无奈，但它确实起到了分化瓦解晋势力的作用，大大削弱了军事行动中的阻力。
此外，胡族首领还充分利用了晋政权内部的阶层矛盾，大力拉拢先前备受排斥的庶族、寒人。
特别是其中的才学之士，一经发现便会被胡族首领委以重任。
这一政策致使大批出身卑微或怀才不遇的有识之士突破“夷夏之防”观念的束缚，投效于胡族集团之中。
如《晋书》载，尝自比张良却又壮志难酬的张宾在遇到石勒后，赞叹道：“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
”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
后渐进规谟，乃异之，引为谋主。
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
及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勒朝莫与为比也［1］（卷105，《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
由上可见，正是在这一政策作用下，很多怀才不遇而又打算建功立业的人士，放弃了为西晋政权效命的打算，转而走上了与胡族合作的道路。
他们的投效为胡族的武力建国及日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极大援助。
二、北方豪族的分化伴随着北方胡族反晋斗争的风起云涌，控制乡里社会的豪族势力也发生了分化。
按照政治取向，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反晋之豪族。
他们大多是觉得政治前途渺茫，想通过反晋建国的方式改变政治处境。
王弥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弥，家世二千石，早年也曾在京师游宦，但并不顺利，最终铩羽而归。
“惠帝末，妖贼刘伯根起于东莱之惤县，弥率家僮从之，伯根以为长史。
”［1］（卷100，《王弥传》）由于豪族控制着广大的地方乡里社会，且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武装。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西晋社会最为强大的势力。
然而就单个豪族来说，他们的军事实力、社会声望和政治感召力还是很有限的，根本就不足与国家政权抗衡。
是以王弥在兵败后，不得不投奔胡族刘渊集团。
胡族集团虽以强劲的武力见长，但人口数量不足却是该集团的“短板”，因此刘渊十分愿意与控制地方的广大豪族联合。
为此，刘渊给予王弥隆重的礼遇。
《晋书》载：（刘渊）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书于弥曰：“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
迟望将军之至，孤今亲行将军之馆，辄拂席洗爵，敬待将军。
”及弥见元海，劝称尊号，元海谓弥曰：“孤本谓将军如窦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华也。
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
’”于是署弥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1］（卷100，《王弥传》）。
第二类，倡言拥晋之豪族。
他们除了或多或少受到传统的忠君卫国、尊王攘夷的思想感召外，其主要目的还是想趁乱建功，以图云台标名。
刘琨、祖逖早年就有这种想法。
其他，诸如坞主李矩、苏峻之流也都抱有同样打算。
这类豪族虽然都立志匡扶晋室，然而他们之间却没有形成默契，非但行动步调难以统一，甚至时而76◆史学纵横◆爆发武装冲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与他们的根本政治意图有关。
尤其是中原地区的众坞主，他们组建坞壁的初衷更多地是为了自保，“匡扶晋室”只不过是一个旗号，其中并“不排除借‘拥晋’的旗号以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成分，所以才会出现政治旗号一致的流民团体互相排斥、攻击的情形”［5］（P102）。
但是，无论其初衷如何，他们通过策命晋室、抗击胡族，基本上都得到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东晋王室为了表彰其拥晋抗胡的功绩，对他们大加封赏，如加封魏郡邵续为平北将军、冀州刺史；平阳李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辽西段匹磾为幽州刺史；河内郭默为河内太守；广平刘遐为龙骧将军、平原内史，等等。
上述诸人一般都是在本乡组织抗胡武装的，东晋拜授他们为本郡甚至本州牧守，使他们成了名实兼备的地方主宰。
得到传统政治权威———晋室的委任，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权威。
在其本人专制一方的同时，他们甚至还有权拜置地方守令。
这为他们整合辖区内其他武装力量，拓展自身势力，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三类，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单纯以自保为务的豪族。
两晋之际绝大多数豪族都是如此。
在动乱之际，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武装豪族不思“进取”，这与他们的自身实力和政治形势有关。
单个豪族是相当脆弱的。
因此，面对大乱，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筑坞自保，而“坞壁通常仅具有消极性的防御作用；只能免于盗贼的窜扰，对于胡骑的压境是无法长久抵御的”［6］（P121）。
依托消极防御的坞壁，守尚恐不足，就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
两晋之际中央集权统治的瓦解，使得各地豪族势力犹如一盘散沙。
他们之间虽有局部联合，但由于各自的名位互不相下，故其联盟注定是不稳固的。
不用说协力迎敌，就是其内部各势力之间也难免自相屠戮。
由此，他们很难与胡族势力抗衡，只能消极自保。
然而，处于胡、晋之间，豪族亦须对政治取向作出必要的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无奈地选择“两属”，期间视胡、晋势力的消长而决定去就。
由于这类豪族较多，所以无论是胡族还是东晋，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容忍他们的选择。
因为，如果迫之过甚，无疑会把广大持“两属”态度的豪族推到敌对一方，而这对胡、晋统治者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这类豪族虽看似无所作为、无足重轻，但事实上却对南北对峙格局的出现和地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如曹文柱所论，他们“牵制了胡族政权的精力与兵力，客观上对偏安的东晋政权起到了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