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与艺术

领导艺术与权术作者：《领导科…文章来源：《领导科学》点击数：834 更新时间：2006-5-18 17:30:23 什么是领导艺术?什么是权术?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识破和摒弃权术，提高领导水平?这是现代领导科学研究与实践中不容忽视和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它不仅关乎现代领导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而且会直接影响领导实践效果。

一、从“权变”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果实什么是权术?《辞海》中说，“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

“术”为手段、策略、方法、心术。

权术就是权变艺术。

从其本意而言，权术最初并无贬义，它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通办法、灵活处理的手段，是一种智术。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权术的千古骂名呢?概括地说是根源于权术运用者的阶级立场、思维原则和方式。

统治阶级从英雄历史观和唯心诡辩论出发，仗权依势，权衡是非以自我实现为原则，应变之术不择手段。

因此，权术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内涵。

战国时期的韩非基于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把君臣之间看成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而臣又是君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

他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为了巩固君权、贯彻法令和加强吏治，都需要“术”。

他主张“抱法处势”，认为“法、术皆帝王不可一无之具”。

韩非给“术”下过一个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入主所执也。

”从这种观点出发，历代的权术家们凭借强权玩弄权术，或以言废法，以言代法，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至上，不容忍任何有损于自己利益和权威的行为；或仗势欺人，以势压人，耍弄鬼蜮伎俩，阴谋瓦解对立面，排除异己，清除障碍；或培植心腹敌视部属和同僚，实行特务统治，动辄使用包括生杀权在内的种种残酷手段，了结对方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在西方，权术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对之加以系统化。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说：“君主要像狮子一般凶猛，狐狸一样狡猾；要运用权术，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操纵臣民，用伪诈骗民众。

”他认为“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阻止我们采取行动”。

他这套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权术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治无道德”，“不说假话成不了政治家”。

几百年来，剥削阶级政客们一直把它当成争权夺利、愚民治民的行为准则而如法炮制。

每每处于社会交替及权力变更时期，权术便更加猖狂地滥施淫威，顺我者存，逆我者亡。

权术是一把血淋淋的刀。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中，权术同样扮演了肮脏、丑恶的不光彩角色，充当了抬高自己、排斥异己的急先锋。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说：“要当政治家，首先要是一个成功的政客。

在一般情况下，诡计多端、爱慕虚荣和装聋作哑是令人讨厌的习性，然而对领袖人物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赤裸裸地表明玩弄权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一种顽症或通病，当然也就为尼克松自己在“水门事件”的行为做了合理的诠释。

可见，权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始终扮演着“假、恶、丑”的社会角色，承担了为统治阶级尽忠、尽责、尽能的历史使命。

权术对民众而言，意味着残酷、欺骗、愚弄和背信弃义。

大权术家无不是大阴谋家。

现代意义的权术专指统治阶级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关于权术的说教也真正成为了“厚黑学”或“肮脏的科学”。

权术已经从最初无所谓善恶的智谋之果，蜕变成了毒瘤，成为假、恶、丑的化身。

与之相反，在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雨露滋润下，本原意义上的权术长成真、善、美的领导艺术之果，决策、用人、协调、激励、沟通、公关交际、处理危机事件等权变艺术之花五彩纷呈。

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从具体的客观环境出发，在其自身拥有一定的知识、经验、素质的基础上，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原则、方法来灵活、机动、创造性地有效处理问题的综合才能或技巧。

它将权术界定为权变艺术来认识和运用，强调领导者在领导活动过程中要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和运作模式，通过对领导方式的变革来提高应变环境、不断创新的能力，以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大、最有效的利用。

权变艺术成为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正确认识领导艺术的内涵，就要准确地把握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领导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其一，完整的领导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科学与艺术的“合金”。

有人说，在整个领导活动中，实践上是三分科学七分艺术，学习上是七分科学三分艺术。

这个比方是否妥当先不必深究。

在领导工作中，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却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也并不说明二者没有区别。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个时期的工作中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种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凡科学都是可以用数学工具来描述的，艺术则不然，永远不能数学化。

这是二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正如钱学森所说：“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从大量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所谓“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是事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

比如，毛泽东同志讲的“牵牛鼻子”的艺术，“弹钢琴”的艺术等。

其二，领导艺术是创新性的领导方式或方法。

创新性的标志是“运用之妙”。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

”这里虽然是就战争而论，但却准确而深刻地指出了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

“聪明”、“才能”，即指领导者的创新素质。

“客观情况”即指领导艺术的现实基础，就是要把领导艺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

“审时度势”是领导者对客观情况的认识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及时”、“恰当”是领导者基于“审时度势”基础上的处置方法，所谓“巧妙”就巧在“及时”和“恰当”上。

这样就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深刻揭示了领导艺术的能动性、灵活性、创新性、有效性特征，揭示了领导艺术与领导方法之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即领导艺术是科学领导方法的具体运用，科学领导方法则是领导艺术的归纳和总结，领导艺术生动直观，领导方法指导性强，两者从本质上都符合规律性。

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将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统称为领导方法艺术的理由。

其三，领导艺术依赖于领导者的素质和实践。

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同一工作难题由不同的领导者来处置，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风格不尽相同，这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是一个道理。

同时，领导艺术来自于领导实践，又被领导实践检验。

列宁说：“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的，而是从经验中来。

”领导艺术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中成功的、有效的，才能称其为领导艺术。

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不同价值追求其实，识别领导艺术与权术并不难，根本点就在于其是追求真、善、美还是追求假、恶、丑。

一是理论依据的真与假。

领导艺术以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领导艺术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变化发展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总结和升华，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权术则以剥削阶级专制统治理论和运权统御术为指导，以唯心诡辩论和历史唯心论为理论来源，成为诈骗术。

二是服务对象的众与寡。

领导艺术强调“领导就是服务”，希望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以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和执政水平，以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能力，使之为革命和建设多作贡献。

权术为少数人专权服务，见不得阳光。

统治者或专权者私自总结出来的运权、治人、御臣之术都秘而不宣，害怕这些权谋被民众所识破和掌握，更恐惧志士仁人起而防之，从而威胁自己的权威。

三是运用手段的善与恶。

权术是向恶的。

它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只要利益，不要良知。

它或奴颜婢膝，或盛气凌人，或阳奉阴违，或软硬兼施。

在权术家们看来，法律、道德、理性只不过是制止政敌实施破坏行为的工具。

领导艺术则是遵循领导科学的基本原则，为解决疑难问题而采取的机动灵活但又合乎道德、法律规范的措施及技巧，力求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四是表现形式的明与暗。

权术是怕见阳光的阴谋、暗算、专断、冷枪暗箭，它表现出来的狡猾、伪善和诈术是其假、恶、丑的“遮羞布”；领导艺术则力求形式与本质的统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总是为了增强“透明度”，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中的真、善、美，受到艺术魅力的感染和影响，发现领导艺术的创造力本质。

五是实现目的的美与丑。

权术为统治者或专权者所运用，其目的是为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或者为了造就一批为自己尽忠尽孝的御用官僚或亲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人唯亲，排除异己。

领导艺术的运用，则是为了有效解决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当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

我们也讲用人艺术，但注重的是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其目的在于治事，在于推进改革和发展。

六是历史评价的褒与贬。

玩弄权术者沉溺于搞阴谋诡计，玩弄民众的感情，毁坏政治谋略的名声，损害健康政治的肌体。

权术对于一切善良和正直的人们来说，意味着灾害和悲剧。

领导艺术的传播和运用，则会给人们以智慧的技巧和便利的武器去解决复杂问题。

二者的历史褒贬评价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当玩弄权术者以“权变艺术”的假面目出现的时候÷正是领导艺术同权术在“权变”这个接合部激烈交锋的时刻。

权术往往以“权变”的形式掩盖其假、恶、丑的嘴脸。

假如我们撇开本质只关注形式，就很容易在领导实践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把权术当成领导艺术，或离开科学性来谈“变”的艺术性，使领导艺术滑至权术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