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资本外逃的后果分析

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

从表面上看起来，与其它存在有资本外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似乎并没有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投资减少、经济滑坡或者引发债务危机等。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外资的大量流入缓解了资本外逃所可能引起的国内资金短缺危机；此外，中国比较合理的“引资”结构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经济当中存在的风险因素。然而，如果我们从深层次上来看，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局部性后果以及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其中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外逃在未来政策发生变化、如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后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第一节后果不明显的原因分析

资本外逃的成因与后果之间事实上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比如说，一国国内某些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可能作为“成因”推动了资本外逃的发生，而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导致这些基本经济因素的进一步恶化，于是后一种情况下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就又成为资本外逃的“后果”。因此，资本外逃的后果与成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逻缉关系，也就是说，由不一样的成因所推动的资本外逃，其所产生的后果也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比较中国1982—1999年期间与拉美重债国家80年代的资本外逃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区别。

通过第一章第四节对总体投资环境理论的讨论可以知道，80年代拉美重债国家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国内基本经济因素的严重恶化所导致的。当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压制、汇率高估、储蓄率降低、经济衰退和沉重的债务负担等问题，国内的投资风险因此而急剧升高，于是居民纷纷倾向于将资本向境外转移，即发生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而国外投资者在同样的风险预期下，也不愿意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因此大规模的撤资现象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债权国也“适时地”提高了对这些国家放债的条件要求，如增加偿债的利息率等，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内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投资水平进一步下降、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加大、政府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增强等等一系列恶性后果的出现，最后终于爆发了

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

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的拉美重债国家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内严重恶化的投资环境与资本外逃互相刺激、互相助长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样存在着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拉美重债国家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如图4.1所示，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的投资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逐年升高，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很多年份都为两位数。此外，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债压力还表现得并不严重，而国内经济的稳定程度也比较高。

图4.1：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经济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及（刘国光等，2000）；

为什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又同样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资本外逃额，但所表现出来的后果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资本外逃的成因方面来看

首先，尽管国内也存在有很多的风险因素，但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外逃的发生。

正如第三章第一节中所讨论的，中国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年份有两位数的通胀率、财政赤字也在逐年递增等；此外，利率压制和汇率压制现象也比较严重，国内的私人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等。这些因素增强了居民对国内投资的风险预期，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国内风险因素。第三章第三节中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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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分析：1982—1999

中国的资本外逃总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内的这些风险因素所推动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拉美重债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内风险因素还远远达不到可以称得上“恶化”的程度。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图4.1所示），这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始终保持有很强的信心，因而从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风险因素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本外逃所产生的抑制性的作用，即经济增长速度GROW 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减少约10.70亿美元的外逃资本额。

其次，除了上面所说的国内风险因素之外，中国政府对外资制定的优惠政策，即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也是导致资本外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由这种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资本外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资本外逃，因为这类资本外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要长期或永久地滞留在中国境外1，而是要想方设法再寻找渠道转回到国内进行投资，从而以“外商”的身份在中国享受其原本所不可能享受到的优惠待遇。为了区分由国内风险因素所推动的资本外逃部分和由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资本外逃部分，我们把前者叫作“真实性的资本外逃”，而把后者叫作“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这种叫法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两类资本外逃的不同特点。正是由于中国每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过渡性资本外逃额2，而这些外逃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会重新返回国内再进行投资，从而使国内的投资水平并没有因为资本外逃而有所下降。应该说，中国政府对内外资实施的差别待遇政策也是导致中国每年存在有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主要原因3之一。

二、中国尽管一方面存在有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但同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积极引进外资政策的影响下，实际流入的外资总额（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其它投资额）呈现出一种逐年递增4的强有力势头（如图4.2所示），年均增长约29%。从1993年开始，我国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1或者投资于国外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甚至房地产市场以享受较高的回报，或者存在国外的银行以享受其完善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较高的利息收入。

2第三章第三节对中国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外逃中有近20%的部分是由这种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

3当然这不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确会对真正的外国投资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真正的外商投资额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4除1989年由于政治因素略有下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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