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千秋——异彩纷呈异彩纷呈的篆、隶、楷、行、草书法艺术

异彩纷呈的篆、隶、楷、行、草书法艺术
我国书法演变经过了漫长的历史。

文字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郭沫若认为：“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

”书法艺术比较注重单字的点画，用笔与结构，整体的行气与章法，以及作品表现的气韵和风神，而文字的意义内容，有时则无关宏旨。

可是，另一方面，书法作品又不能仅由一些意义毫不相关的文字构成，即便是二字榜书或题额，也必须要表达出一个特定意思。

书法艺术并不难懂，但的确是比较抽象的，因为书法不像绘画有具体的外形，而是由文字抽象的点画线条，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美。

书家挥毫时，每由自然万物中汲取各样的美，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化于笔端，融为书法。

欣赏时又从书法作品中笔画的动势、结构的气象等，体会到书家创作灵感的源泉。

所以，历来书论书评多用自然景观，人物情态来形容各家书法．如谓东晋王羲之楷书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草行书如“清风出袖，明月人怀”；唐张旭书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颜真卿书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宋苏轼书如“古槎怪石，怒龙喷浪”。

这些不同形态的美，并来具象地呈现于纸上，而是透过书法让人兴起共鸣和联想。

由此共鸣中得到书法律动的声音，看到书法蕴藏的物象。

唐张怀瓘把书法艺术称作“无声之音，无形之相”，正是书法艺术抽象精神的所在。

书法艺术渊源已久，自殷商甲骨文迄今3000余年，其间发展出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总括起来，皆植根于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

以时代风格而论，周、秦以前篆书独尊，秦、汉时期隶书由萌芽、发展而至垒盛，西汉、三国、魏、晋、草、行，楷三体相继而生，取代篆、隶而成为当代主要书体，书法五体至此大成。

自南北朝以后，五体并行。

隋、唐时期楷书最盛，诸家立宗开派，为后世楷模。

盛唐以后，草书异峰突起，千变万化，开创了草体的新局面。

两宋行书最优，神采发越，尽态极妍。

元，明楷、行、草书并重，然以复古为宗，而气势已不及唐宋。

清代中叶碑学兴起，古文篆书颇为得势，书风古茂峻奇，自出新意。

纵观历代书家创作，篆、隶、楷、行、草，无论哪一种书体，都在于如何凭藉这些书体表现出个人独特的思想情感与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感受，以使这些书体臻于更善更美的境界。

书家的功绩就在于在有限的书体中，创造出无限的美感。

各种书体都是书法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异彩纷呈的各种书体美。

下面就以这五种书体为基本线索，分述各体的渊源发展，及各代书家对同一书体的发展与阐释，给抽象的书法艺术，作一些系统具体的描述。

1.圆转劲健的篆书
篆书在五种书体中起源最早，其中又因时间先后及文字结构的繁简，而有大篆小篆之别。

大篆指由仓颉(黄帝时人)造字一直到小篆通行以前的古文字，小篆则是秦始皇命丞相李斯等人，将大篆的结构省改，笔画加以匀圆整齐而成的新体。

在文献记载中，大小篆每因书写用途及书写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名称。

例如“古文”是指秦以前手写本书籍及简册中的字。

“籀文”是周代字书“史籀篇”所用的字，“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字，“金文”或曰“钟鼎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石鼓文”则是刻在石鼓上的文字。

古文、籀文、甲骨文、金文及石鼓文都属大篆，以往能见到的古文与籀文，仅在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与魏刻《三体石经》中有所保留，但均属摹写，已不可信。

近年出土大量战国简册上朱书或墨书文字，字体与《说文解字》中所谓古籀颇为接近，为古文书体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小篆主要字体见于秦代刻石，另外还有特殊应用
的字体，如“刻符”用于符节信物，“缪篆”用于印章，“署书”用于检署，“殳书”用于兵器，“鸟虫书”用于幡信，虽名称各异，但均属小篆。

甲骨文(公元前13—前11世纪)
甲骨文(图1-14)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为我国商代占卜文字，是用刀直接刻在甲骨上，极少数用墨写。

甲骨文字形大小不一，分行布白自然，或疏落错综，或紧密严整，或放逸娟秀。

刀法也有方圆肥瘦之别，随字异形，纯朴可爱。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很多龟甲，据考证是3000多年前的遗物，已发现约l0万片，已考释出l000多字。

在今天可知的汉字中，以甲骨文为最古，是我国起源甚早的一种书法形体。

如果说6000年前西安半坡彩陶刻画仅仅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产生的甲骨文则是一种很进步的、艺术水平很高的文字了，它为汉字的演进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开了先河。

在结构上，尽管甲骨文因骨片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长短大小略无一致，但均衡感较强，章法与排布，疏朗严整，极为错综，较钟鼎盘彝之类的款识，更觉精神爽朗。

因为当时书写的工具是刀笔和骨版，所以笔画细瘦，方圆相间，且方笔居多，字形长方，而少轻重顿挫。

其作圆形的，有如草书的“游丝体”，回环婉转，卓然天成，同一段文字大小不一，字的结构也不定形，同一个字繁简悬殊，异体字较多，反映了象形宇的特点。

现存甲骨文为商代武丁(约为公元前l238—前ll30年)至帝辛(约公元前1062—前l027年)之间将近300年的作品，就在这短短300年间，甲骨文风格几经变化，由初期的雄强宏伟，到束期的严密匀整，可知文字草创时期的书家，已经开始在结构与气势上力求变化，以期丰富书法的内涵。

甲骨文虽然是早在3000年前应用的文字，但为人们知晓却是近百年以内的事。

清代光绪年间，有学者在中药店发现第一片甲骨，自此掀起研究甲骨文的热潮。

在清代书坛上，甲骨文的出现，为当时风行的金石书法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而用毛笔书写在纸上的甲骨文，由于工具材料的差别，与殷商甲骨文的趣韵亦颇有不同。

清代甲骨文追摹殷商，笔触力求朴拙，而书家在经过用笔繁复的楷、行、草体训练后，再回头来写这种几无变化的甲骨文，就难免流露雕琢痕迹，但行气贯串，间隔整齐，较之殷商甲骨文的错落有致，又别具一番韵味，特别是笔墨浓淡润燥之趣，远非殷商能及。

总的说来，甲骨文精细严密，秀美沉着，古朴烂漫，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书法艺术。

金文
铸刻在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均称金文。

据丁佛言《古籀补叙》说：“自鼎彝龟甲以至钵陶化布，传形精拓，博搜遍览，不下七八千种，此秦前文字也。

”金文主要通行于西周，多见于周代的钟鼎等铜器上，所以又称“钟鼎文”。

古代铜器种类繁多，一般分礼器和乐器两大类。

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因而人们把两者作为一古铜器的总称。

西周的金文，风格丰富多样，有凝重的，有恣放的，有质朴随意的，有雄奇严整的，以后日渐趋向纯正。

金文是商周时代的书体，因为书写于国家重器上，字体力求严整庄重，绝无草率之笔。

殷商周初的早期金文，笔面每每加描使肥，近于图画，非一笔写成，行距虽不明显，然气势甚为流畅。

西周后期金文，齐犍严饬，加描的肥笔完全消失。

字体长方，虽结构仍有图画形状，但笔画线条均匀粗细一致。

横排直行，距离整齐划一，通篇匀整优美。

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出富有地方色彩、装饰意味浓厚的金文。

如南方楚地文字，字形狭长，纤细流利，表现出不同地域的书家对文字处理的差异。

金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同甲骨文形体比较接近，已考释出来的有2000多字。

因为古代铜器造型讲究典雅、古朴，金文往往要与这种器物美相适应，所以金文
的书写形式，比甲骨文更考究，更美化，更具备书法艺术的特色。

由于它是用笔写在软坯上而后铸刻在铜器土的，所以比甲骨文笔画粗肥丰满，而且屈曲圆转，于环转中略带方势，结体严整疏朗，字形也因物器不同而参差错落。

周厉王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841年)的《散氏盘》为西周后期的青铜器，上有铭习文357个字，是盘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用笔豪放质朴，醇厚圆润；结字寄奇谲于纯正，壮美多姿，是大篆范本之一。

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的《史颂鼎》为西周晚期金文成熟之作。

布白密里有疏，疏里有密；行款左右相让，字形大小不一，斜正相参，圆转多姿；结构自然，富于变化，韵律极美。

大篆至此，已进入书法史之辉煌阶段。

宣王时的《毛公鼎》，是钟鼎文的杰出作品，铭文长达497字，结构长方，较《散氏盘》稍端正，笔意圆劲茂隽。

气象浑穆，是学习金文的范本。

与之同期的(《虢季子白盘》图1-15)，书法颇具新意，形态方折舒展，笔画密处匀整有绪，疏处宽适自然，疏密相映，甚有情致。

总之，金文分布自然，气度宏伟，朴茂雍容，古趣横生，是书苑中开放较早的艺术之花。

它至今不凋，书法家用金文写出楹联和条幅，古朴烂漫，引人喜爱。

石鼓文
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84—前324年)。

周代除钟鼎外，尚有石刻《石鼓文》(图1-16)，迄今为我国第一批石刻瑰宝。

书法工整匀称，线条圆劲，圆不副规，方不中矩；结字端正恣肆旁逸，婉丽通畅，为小篆之祖。

康有为说：“《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彩。

”
大篆又叫籀文或籀书，相传为周宜王时太史籀所作，通行于春秋战国时代，是在甲骨文、金文基础上，经过整理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原太史籀所作大篆l5篇，保留在《说文解字》中的仅有200余字，真迹已不可见。

籀文主要是秦国系统的文字，时代相当于春秋到战国初年。

如果将《说文》里的籀文和古器物上籀文相比，可看出籀文与石鼓文相同，其中有一部分和商代的金文相同。

现在一般学者都把《石鼓文》看做大篆的代表作。

它是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记功刻石，像圆桌那么大的十个石馒头，因形状像鼓。

故日“石鼓”，每一石上刻着一首四言诗，用篆文写成，故称“石鼓文”，内容是歌咏泰国君游猎情况的，故又称“猎碣”。

《石鼓文》原出土于陕西宝鸡附近的三畴原，所刻线条匀圆婉转，体态谨严，生动而有法度；横竖排布行气自然，如虫食木，卓然天成；结构趋于整齐，离开图画的原形更远，显得雄强深厚，端庄凝重而又意趣汪洋，同时初步打下了方块字的基础。

张怀瓘赞美它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之珠玉，飘之缨组。

”韩愈的《石鼓歌》形容它如“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这种流畅宏伟、古拙静雅、凝重遒劲的书风，与传为李斯所写的《泰山刻石》颇为接近，被称为。

书苑鸿宝”，誉为“篆书之宗”。

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古朴雄浑的大篆书法珍品，至今仍为广大书法家与金石家所推崇。

刘纲纪说：“大篆的产生，不但是古代的一次文字改革，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创造，是一种新的书体美的创立。

”如果说在商周至战国时期，书法主要通过与工艺品的结合才能成为艺术的话，那么到了秦代，就慢慢脱离那种“工艺美术装饰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了”。

金文中近似图像的字形，在《石鼓文》中已大部绝迹，抽象的线条结构，是后来小篆结体省改的基础。

小篆
张怀瓘《书断》说：“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
文，谓之小篆，亦日秦篆。

”
小篆是大篆的对称，又曰秦篆，是秦代统一文字以后的一种书体。

它由大篆演变而来，把殷商以来的大篆，整理成为小篆，这是对几千年以来文字发展的一个总结。

秦丞相李斯，河南上蔡人，他不仅是秦朝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到各地游览，立石刻铭，歌功颂德，如《泰山刻石》、《琅珂台刻石》、《之罡刻石》、《峄山刻石》(图1-17)、《含稽刻石》等，相传均为李斯所书，是小篆的标准样本。

李斯奉秦始皇之命，削繁就简，创立小篆，书法丰匀，方圆妙绝，为小篆正宗。

张怀瓘誉其书：“画如铁石，宇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又赞日：“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虯作骖騑，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

”李斯生年无可考，被诛于秦二世胡亥二年(公元前208年)。

《泰山刻石》为李斯手笔，结构谨严，笔画秀劲圆健，秦篆神貌，可窥端倪。

《峄山碑》早毁于火，存世者为宋徐铉所临，故《泰山刻石》尤为可贵。

秦诏版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诏统一度量衡的诏文，章法比较随意，结字奇正间出，不拘成法；用笔方折，挺劲有力。

观诏版，可见汉隶书雏形。

汉朝隶书兴起，成为日常应用之通俗字体，篆书于是就成为在特别郑重的场合，或特殊用途所采用的古体字了。

例如石阙铭、镜铭、封泥，印章及砖瓦文等。

据文献记载，汉时书家曹喜(章帝时人)工篆，与李斯体小异，尤善悬针垂露之法，可惜其书迹均已不存，未知面目如何。

不过，由现存之石阙铭及碑额或能一窥曹喜风格，留存之汉篆大多混入隶书之方笔，或成为图案化的美术字，仅石阙铭与少数碑额未失古风，然字形已由长变方，结构不若秦篆严密，行笔拘迫，气势已远不及商周秦代之雄奇，或因书家习于隶书的方拓渡磔，一旦收住笔锋，书写匀圆的篆书，就不大自然，这也与时代风气有关。

汉《袁安碑》(图1-18)(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属小篆体势，书法结构宽博，笔画圆转劲瘦，自成面目。

三国时期，篆书使用情形与汉朝类似，但曹魏及孙吴的篆书碑，亦有自出新意之作。

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年)所立的《三体石经》，是用古文(即大篆)、小篆与隶书三体，书写《尚书》，《春秋左氏传》等经，刊于石上。

其中，古文笔画或两端尖锐、中腹粗肥，或头圆重、尾尖细，与《说文》中的古文相近，与商周金文距离较远。

这种书体与晋、楚简册颇有渊源，只是在运笔方面变得较为刻板与形式化。

石经中小篆结体精密，惟竖笔皆出锋，当与汉曹喜悬针篆有关。

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年)所立《天发神谶碑》(图1-19)，是此期篆书成就最高之作。

此碑相传为大书家皇象所书。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章草最佳。

此碑笔法甚奇，竖笔起笔方折，末端皆尖垂，状如韭菜。

史称“倒韭篆”。

横画起笔用隶书的方笔，收笔顿回无隶书的波拂，转折方笔居多，偶尔掺以婉转圆笔，字形近方，笔力沉稳、气势雄强。

篆书经过西汉的沉寂，至此大放异彩，书论评此碑奇伟惊世，颇有见地。

其结体在篆隶之间，方严劲厉，笔力雄伟沉着，近人马宗霍评曰：“吴之皇象书八分篆草，并驰妙称，今所传《天发神谶碑》，以秦隶之方，参用篆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

”
魏晋南北朝流传书迹以楷、行、草为大宗，篆书几乎绝迹，仅于碑额与墓志盖上可见。

其书多于笔画首尾加意勾挑，状似鹄首龙爪，笔法已失篆意，仅结构尚有篆书轮廓，实则已演化为纯装饰的美术字。

唐朝可说是篆书的中兴时期，自秦李斯、汉曹喜以后，再无专擅篆书的名家出现。

直至唐始有殷仲容(高宗时人)、王通运(玄宗时人)、李阳冰(肃宗时人)
等人，以篆书名世。

其中李阳冰声名最著，其代表作是《三坟记碑》(图1-20)(大
历七年，即公元772年)。

唐以后再至清初，写篆多循阳冰之法。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

书艺主要得法于《峄山碑》，以瘦劲取胜，劲利豪爽，骨气丰匀。

康有为有“瘦劲取胜”之评。

其篆书碑刻有多种面目，有字画疏瘦近峄山体者，有笔法谆劲的摩崖大字，亦有如蚕吐丝的铁线篆体，其中摩崖大字变化开合，神气隽永，较秦篆的淳古更多一分恢宏之气。

其中《峄山碑》之篆体，对后世影响最大，匀整对称，结构完美，与唐楷颇有相通之处。

五代宋初的书家，因研究古文字而长于作篆。

如南唐徐铉(917—992年)、徐锴(920—974年)兄弟校注的《说文解字》，后周宋初郭忠恕(?—977年)校释的《古文尚书》及所著《汉简》等字学书，释梦英(太宗时人)作的《偏旁字源》等，其本意都在对古文字的研究，故在篆法上多整理而少创新，其篆仍师法李阳冰，严谨匀整，工或不及唐，学则过之。

元代篆书大致袭李阳冰传统。

多用于碑额、题记、引首或篇末年款，长篇篆书则多见于千字文。

此期篆书书迹多为纸本，故笔触细腻清楚自然，远较元以前拓本篆书更为亲切。

赵孟頫、俞和、吾丘衍等均为元朝篆书名家。

元篆虽不脱阳冰的匀整．但在笔法姿态上屡出新意，如笔画起止处的提顿，长画年时露飞白，清晰地透露出笔势动态，都是元以前篆书所未有的趣味，为明清篆书变化多端的风格开创了先河。

明代篆书初仍循李阳冰、赵孟頫之风，惟在用笔气势上可表现个人独特气质。

号为“篆圣”的李阳冰，笔触直率强劲，起笔收笔绝不刻意修饰，充分流露出他刚直的个性。

明中叶以后，书家打破了篆书工整严密之风，如陈淳用笔带有行草的放任随意，文彭则采用了楷法的挑趯，至明末赵宦光，更进一步把草法的飞丝连笔带入篆书，并以“草篆”闻名。

这也是明代书家为篆书另辟蹊径，努力求变的表现。

汉代以来，篆书始终屈居书坛小宗。

而唐以后，篆书传统又一直以李阳冰为主流，发展上颇受限制，直至清代中叶才有改观。

乾嘉年间。

盘石出土日多，摹拓流传日广，碑学因此兴盛，学者都从商周彝器及秦汉丰碑来研究小学，书家受其影响，开始上溯商周金文、秦汉篆隶及北朝隋唐碑刻，作为学习对象，书法史上称这一时期的书风为“碑学派”。

篆书在碑学风气带动下，开始了空前蓬勃的发展。

碑学派篆书大家首推邓石如。

邓石如，名琰，号完白，更字顽伯，篆书(图1-21)成就最高，法宗李斯、李阳冰，出入汉碑额，融入隶意。

其书博大精深，奔放豪迈，一洗前人之习，开创篆书一代新风，影响深远。

康有为说：“完自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形成，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代。

”他的篆书打破了李阳冰一味匀整对称，常于小处加以不规则的变化，并在运笔上掺以隶书飞扬的气势，字形活泼生动。

元明篆书中常见的干笔飞白，在邓氏作品中完全绝迹。

相反地，邓石如好用浓墨书篆，转折提顿间每现晕染，篆书中呈现如此淋漓的墨趣，是前所未有的。

有“金石僧”之称的达受和尚，师法秦汉印章与砖文，行笔缓涩有力，重现古篆简朴厚重的风格。

清吴昌硕，初名俊卿，字仓石，安吉人，以临《石鼓文》知名。

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单字各部组合每每出人意表，全以己意自运。

《石鼓文》之凝重，在吴昌硕手中转换成纵横老辣，篆书到此又是一代风范。

吴昌硕能书善画，兼精篆刻，其书法朴茂雄健，凝重苍老，出之以长形而来斜势，独具风格。

尤工《石鼓文》，对海内外影响很大。

民国以来，篆书受吴氏影响甚深，用笔却能自出新意。

小篆的艺术特点是：藏锋逆入，提笔运行，圆起圆收，转角处均呈弧形，没有外拓的笔锋；结构造型上还保留着因形立意的象形文字特征；体正势圆，横平竖直，左不见撇，右不见捺，基本组字的方法是用点、直、弧三者；笔画粗细一
致，对称中有长短，均衡中有参差；独立处有连贯，体势上有互补，有图案的装饰美。

由于年湮代远，较难辨认，实用价值也小，但由于它具有装饰的美和独特的艺术性，仍不失为艺术园地里一束奇异的花朵，为书法家喜爱的书体之一。

2.横拓方折的隶书
隶书在汉代是作为官定正体而广泛通行的。

但隶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秦，甚至更远的战国时代。

湖北云梦地区的睡虎地就曾出土过战国楚简，其文字书写体势虽属大篆，而笔势已带有很浓的隶意，并有明最的波磔。

可见隶书应在大篆盛行的晚期，至秦代，隶书的雏形便在徒隶们中间广泛流传。

因为它属于俗书，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好在徒隶(当时办公文的小官)中施行，所以取名“隶书”。

秦初的隶书(图1-22)由于快速潦草，呈现出许多方折的笔画。

方折散开的笔画，写起来比圆转勾连的笔面方便得多，而圆转勾连中的许多细节，也就容易省略。

这当日即是“俗”处和不标准处。

最初由篆变隶时，恐怕就是从这些地方变化的，如《诏版》等。

文字是人们表达思想、记录语言的工具，当人们在频繁使用这种工具时，总是以简要便捷为好。

所以，文字的演进总是由繁难日趋简化，其书写也是由迟缓日趋便捷，隶书便是这种演进过程的产物。

隶书到了汉代，便在秦隶简化便捷的基础上，慢慢向汉代通行的正体字过渡。

为了写得更美些，才在主笔出锋时，加上一个向上翘的动作，并在入笔时，取藏锋逆转之势，造成一种“蚕头”、“雁尾”之势。

到东汉隶书日臻成熟，尤其是桓、灵时期，已发展到精熟程度，字的形态端方劲挺，法度森严，雍容大度，风趣盎然，在书法史上形成一代风范。

汉隶出现是书法史上一个转折点，从此书法用笔表现，不再拘于篆书之匀圆内敛，而任由笔锋波拂挑踢，毛笔特性逐渐显露出来，最终发展出笔法复杂、毛笔功能发挥充分的楷书。

隶书据史载是秦狱吏程邈所创。

张怀瓘《书断》说；“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

邈字元岑，始为卫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

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书3000字，奏之，始皇喜之，用为御吏。

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

”
隶书是由小篆省易快写的一种便捷应急字体，刨于秦，通行于汉。

隶书与小篆在初期除用笔有所不同之外，结构上并无大的差别。

晋代卫恒《书势》云：“隶书者，篆之捷。

”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隶书风格多样，异彩纷呈，仅就汉隶而论，就有以方见长，凌厉古朴；有长于圆笔，飘逸秀丽；有方圆兼备，结体端庄。

向有秦篆汉隶之称。

汉隶的波、拂、提、顿与回锋已非常清楚，前期浑厚，而后期逐渐流利。

其代表佳作频出，使东汉书坛放出灿烂的光芒。

雄奇劲拨的《石门颂》(图1-23)，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l48年)，是汉代的大型摩崖石刻。

笔势瘦挺、意态恣肆，奇趣横生，如长枪大戟，结字雄伟舒畅，曾被认为是篆书的用笔、隶书的结体、行书的意态，为汉隶中的一朵奇葩；
质朴凝重的《乙瑛碑》，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l53年)。

此碑体势工整，骨肉匀适，俊秀清丽，波磔分明，方正有度，是汉隶成熟时期杰作之一。

清书法家何绍基曰：“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
清俊瘦劲的《礼器碑》(图1-24)，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l56年)。

此碑书法工整刚健，隽茂有致，其碑阴碑侧的字则大小相同，方扁纵横跌宕，与东汉的竹简隶书相仿佛。

《礼器碑》是汉隶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刻工上乘，字数很多，为习汉隶入门的最佳碑刻。

清代书法家对此碑非常重视，王澍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
方劲厚重的《鲜于璜碑》，立于东汉灵帝延喜八年(公元165年)。

此碑为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