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音乐史”之争鸣
浅析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百家争鸣
关键 词 ：百 家争 鸣 ；音 乐思 想 ；儒 家 ；墨家 ；道家 ；孔 子 ；墨子 ；老 子
１ 儒 家音 乐思 想 声 的境 界 。他 反对人 有各 种欲望 。
庄子 ，道 家学派 另一 位代 表人 物 ，著 有 《 庄子 》 一 书 ，主 张 “ 清 静无 为” 。庄子 没有 绝对 的否 定 音乐 ，而 把 音 乐分 为 “ 天籁 ” 、 “ 地 籁” 和 “ 人 籁 ” 三类 ，他 崇 尚 “ 天 籁 ” 反 对 主 观 作用 的 “ 人
形式 ） 。他 的音 乐思想 明显 地表 现 出崇 雅抑 俗 的态度 。
道 家则 重 天 道 ；儒 家 面 向人 生 ，道 家 面 向 自然 ；儒 家 主 张 有 为 ，
孔子评 价 音乐 的标准 是 “ 善”和 “ 美” ，有 特别强 调 “ 善” 的 道 家 主张无 为 ；儒 家积 极 用 世 ，道 家 消极 避 世 ；儒 家 循 绳 墨 ，道 重要性 ，故 而推 崇歌颂 舜 之文德 的 《 韶》 ，说它 尽善 尽 美 ，而认 为 家毁规 矩 ；儒 家 要 求 克 己 ，道 家 要 求 无 己 ；儒 家 要 求建 功 扬 名 ，
孔子 认 为音乐 有 巨 大 的社 会 作 用 ，认 为音 乐 可 以 改 变社 会 风 人伦教 化 ，即研究 人道 的学说 。 ｂ Ｂ 较 而 言 ，儒 家轻 天 道 ，重人 道 。
气 ，“ 礼 ”可 以给人 以约束 ，只有 这样 ，才 能 国泰 民安 。他 的音 乐 儒家抓 住人 道 这一 重 大 课题 ，反 复 研 究 ，艰 辛 探 索 ，建立 一 整 套 态度 是 “ 中庸 ” 和 “ 平 和” ，所 以要 求 音 乐 要 像 《 关雎》 那样 ， 有关人 伦教 化 的学 说 。与儒 家相抗 衡 的是 道 家 。道 家 的创 新之 处 ， “ 乐而 不淫 ，哀 而不 伤 ” ，而 指责 郑 卫之 音 （ 周 代 的一 种 民 间音 乐 也许正 在于 提 出和儒家 处处 对立 的学 说 。举 例说 来 ，儒 家 重人 道 ，
关于“重写中国音乐史”问题研究之综述
内刊论 的 反 响 ， 为 重 讨 请 当时任音 协 主席 的朱 践 耳 同 志 出面 ， 开 过一 个 谈 召
‘ 写音 乐史 ’ 重 的会 ， 当时议 论 所 提 出 的和 触 及 的 问 题 ， 比 ‘ 写 中 国现 代 文学 史 ’ 迫 切 。 ‘ 写 音 似 重 更 重 乐史 ’ 之议 也 由此 搭 上 了 ‘ 写 文 学 史 ’ 便 车 ， 重 的 在
刘 红梅
（ 东 艺 术 学 院 职 教 学 院 、 教 学 院 ， 山东 山 成 济南 ２０１） ５ ０ ４
摘 要 ： 重 写 中国 音 乐 史 ” 以 下 简 称 “ 写 音 乐 史 ” 是 音 乐 史 学 界 的 一个 热 点 问题 。 从 上 世 纪 ９ “ （ 重 ） ０年 代 至
国近现 代音 乐史 》 以下 简 称 “ 著 ” ， 著作 是 大 （ 汪 ）该
陆的 同类 著作 中出版最 早 （ ９ １ 作 为 中央音 乐学 １６ 年 院的试 用教 材 内部 出版 ，９ ４年 由人 民音 乐 出版 社 １８ 正式 出版 ，９ １年再 由该社 出修 订版 ） 再 版 次数 最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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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音乐史”的所思所想word精品文档7页
“重写音乐史”的所思所想“重写”之题，缘于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的“重写文学史”讨论。
它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的主持下，提出了以“重新改造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学科”为目标的要求。
该讨论在当时上海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也包括了音乐界。
他们（指上海音协的人）在时任上海音协主席的朱践耳的号召下，召开了一个“重写音乐史”的会议。
虽然并无太多记载，但可以说，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专门讨论会。
所谓“重写”，汪毓和认为，它即是“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认识，自己没有弄准确的事实进行修正”。
梁茂春认为，它大体可“包括个别重写、局部重写和彻底重写这三个层次。
对旧作或权威著作的补充、修正，属于个别重写或局部重写之列，彻底推翻的‘重写’，需要有学识和观念方面的长期积累，所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一般是很难做到的”。
总之，在这场论证中，“重写”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修正。
一、“重写”的回顾戴鹏海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一文通过对我国“三四十年代颇具知名度的指挥家、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李抱忱的《中国抗战歌曲集》与其它音乐贡献等历史事实的考察与介绍，针对国内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科书，指出“像李氏这样明明应该成为入史对象，且不存在史料匮乏等写作困难的音乐家，在相关的教科书中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回避历史”，“更有甚焉者的还是对历史的歪曲”。
文章同时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左”倾思潮对音乐史研究的严重影响，结合近年来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提出“以开放的姿态和开放的思维，写出一部对‘五四’到建国前中国音乐的演变作全方位的观察和全景式的描述，且又客观公正、真实可信的‘中国现代音乐史’是音乐史学界刻不容缓的严肃任务和不容推辞的职责所在”。
汪毓和的《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回应戴鹏海的文章，认为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某些遗漏并非是一种故意的“回避历史”，而是他作为史学家角度的一种选择，不应把它提高到政治的层面。
“重写”的追问与反思
“重写”的追问与反思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问题是近10多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
本文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问题的提出与讨论，从有何原因、有何学术智识以及如何健康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指出“重写”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有着深层的学理原因，以及“重写”的讨论积累了诸多学术智识的光华。
同时，也指出要使“重写”问题的讨论健康发展，学界应该以平和的学术态度、宽宏的学术视野和双赢的学术效益观来把持我们的对话空间，应该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真正以人为本。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从香港音乐学者刘靖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中共音乐史”算起，至今已近20年，从黄旭东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1998年底发表文论算起，也有近10年。
关于“重写”，音乐学家梁茂春曾站在本质性话语体系的角度，赋予其真理性的表述，称其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从后现代拆解本质特征的话语视角来看，“重写音乐史”话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不是问题的问题。
但是，在世纪之交，这个常识性问题则引起了“中国音乐史”学界一场富有深度的规模性的大讨论。
由于这场讨论直接涉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建构问题，关系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领域的整体性建设，并关联史观、史法等理论层面和史著写作与史料整理等实践操作层面，因此，这场讨论的原因特别是其深层学理原因(历史的和现实的)值得我们反思。
同时，参与者多年来秉笔论战的学术智识也值得我们总结。
而作为至今未果的持久战式的“重写”讨论，如何使其健康发展，并成为新一轮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学发展的契机，更值得我们思考。
一、深度追问：“重写”问题提出和讨论的原因在一定层面上，人的言说作为人的行为，之于主体是心灵的外化，之于他者是语言的对话，之于环境是思想的传播。
外化是否真实，对话是否积极，传播是否可能，都应该有原因。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的提出和讨论，作为学界真诚的学术言说，自然亦如此，并且应该更有其深层的学理原因。
试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音乐思想聚集下的音乐发展
试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音乐思想聚集下的音乐发展作者：何文玉来源：《神州·下旬刊》2018年第01期守，守国之魂。
创，创国之力。
——题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开始注重精神世界的发展，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中音乐的发展，是最快最复杂，传播速度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艺术形式。
音乐的更新速度之快，让社会大众似乎忽略了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前进。
传统音乐的教化娱乐作用也一点点被遗忘，当社会大众发现传统音乐与我们渐行渐远时，想要弥补挽留，但大多举动却无济于事。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抓住传统音乐离去的尾巴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倡乐”“非乐”等音乐思想集聚，音乐处在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中国素以“礼乐之邦”称着于世，具有悠久的乐教传统。
纵观悠远流长的中国音乐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更多地承载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关注和推崇。
“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学派之间形成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
在音乐方面他们之间既有争辩，又相互促进；既有排斥，又相互借鉴，形成了音乐研究上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环境之下，音乐的实际作用被放大，那一时期的音乐也被称作最具有争议但又最有意义的创作，无论时至何时，那一时期的音乐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教育意义。
这也是为何当今开始保护传统音乐的一个缘由吧。
从古至今对音乐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以一个简单的角度去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对音乐的评判，儒家和是墨家对音乐的态度最为明显的。
其中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音乐一般庄严古朴，是由其仁礼崇古思想决定的。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主张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美”“善”合一，《乐记》说：“乐者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孔子将音乐作为教化的重要手段其次他主张“礼”“乐”，乐被赋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
乐成为追求“仁”的力量，由此想象，当下音乐应当注重时代意义，不该被情爱歌曲占据。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演讲稿1840年至今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演讲稿1840年至今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此后，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外国入侵，中国传统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外来的西方乐器和乐曲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气息。
著名的乐器、如小提琴和号角，都出现在中国的乐队和乐团。
此外，还有许多外国音乐分支，如英国室内乐和新生代爵士乐，都在中国受到欢迎，甚至在中国乐曲中受到认可。
同时，中国学者也积极推广中国传统音乐，使其更多与外国音乐融合，向全世界推介中国音乐。
其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许多重要的中国节日的音乐传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许多民间乐器也得到了弘扬。
一些中国音乐获得了许多国际荣誉，如孙中山的《国歌》，这种情况更加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
至于21世纪，中国的音乐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推进，许多新兴音乐形式逐渐趋于成熟，如摇滚、嘻哈等。
把中国传统音乐与多种音乐文化相融合，使中国传统音乐被更多的国家和国际观众认可。
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和变化，确实精彩而又充满活力。
读《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美专音乐史》有感——关于
读《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美专音乐史》有感——关于“重写音乐史”的思考作者：卞祖善来源：《艺术评论》 2014年第8期卞祖善陈建华、陈洁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 2005年5月出版。
编著者陈建华、陈洁系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位教授，是我国音乐理论学术领域里的一对父女学者。
陈建华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其著作颇丰；其女陈洁博士、副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
父女二人携手通力合作，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费时两年半之久，三易其稿，方才成书。
此书记述了 1912年至 1949年间我国的重大音乐事件，逐年按月份先后加以编撰纪录，各年份均附有当年出版的音乐书谱目录。
此书仿佛是一把时光的篦子，将民国音乐史缜密地梳理了一遍。
陈洁所著的《上海美专音乐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2年11月出版。
此书宛如一组探照灯，照亮了一片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艺术园地。
《民国音乐史年谱》与《上海美专音乐史》的出版，填补了不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与挖掘工作，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影响力不容低估。
上列两本中国近现代音乐断代史姐妹篇所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读之令人豁然开朗，获益匪浅。
以下是笔者对上述两书涉及的相关事件和关于“重写音乐史”的思考。
一、国歌民国二年（1913年）2月26日教育部致函蔡元培、张謇、严复、梁启超等人，商请撰著国歌一事。
民国四年（1915年）5月22日袁世凯政府颁布了由王露作曲的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谱，歌词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满洲正白旗人荫昌所作。
民国八年（1919年）国会举行开院典礼，奏乐时需用国歌，内务部函商于教育部，遂以汪荣宝（衮甫）作词，外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作曲的《卿云歌》作为国歌临时演奏。
［1］民国九年（1920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国歌研究会决定仍用《卿云歌》的歌词，萧友梅所谱之曲为国歌。
怎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怎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前言音乐史学家们对于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各个历史时期，评价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与分歧。
所以，近来在中国音乐史学界，要求重写音乐史的呼声日渐高涨大家都期盼采用一种客观，公正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使得评价的结果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而采用何种评价方式才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史实一直以来都是每位史学家奋斗的目标。
中国当代近现代音乐史专家，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孙继南先生，在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登上中国乐坛的音乐大师――黎锦晖先生逝世40周年而作的《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中，提出的“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书写史观点，或许可以给我们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界如何重新编写音乐史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一、关于本书内容黎锦晖(1891―1967) 字均荃，湖南湘潭人。
他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音乐家，在作曲，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商业化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对近代中国流行音乐，儿童音乐以及中国戏剧的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给陈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带来了一股新的音乐又化之风。
但无论是在他生前或是逝后，争议从未离开过这位饱受风霜的音乐家。
作者在该书中以严谨而清晰的结构逻辑脉络，以及客观新颖的评析，把这为历史上颇有争议的音乐家客观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让我们了解到主人公真实的历史生活。
该书体例编排按照人们习惯的逻辑思维方法，采用划分板块加层层深入的叙述法，从对黎锦晖的人生道路，音乐创作和历史评价三个不同的角度作了细致地评述。
这三个板块作者分别以三个章节叙述，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同时又加入了前言，后记，资料和附录内容，使读者可以了解该书的诞生过程和与该书主人公相关的附加信息。
尤其是其后的“资料”板块，附有黎氏所有的音乐作品总目和他的年谱，方便读者查阅资料信息，作者真可谓是细致入微。
此外，该书所列举材料充分，评述观点客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远古、奴隶社会前期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也非常久远。
大约从五万年前到五、六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简单的乐器和乐舞。
山西万泉（现属万荣县）荆村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骨哨、陶埙，有的已可吹奏由两、三个音构成的简单旋律，同时还有鼓、磬等打击乐器和管乐器。
最初的音乐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再现，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
原始时期的音乐总是常常和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的。
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
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会意识形之一，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原始社会到夏禹的时候开始崩溃，奴隶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上有了阶级的区分，音乐艺术了逐渐注入了阶级的意识。
如夏代的代表性乐舞《大厦》，是直接歌颂法代统治者本身的。
与过去歌颂图腾祖先的情况很不相同。
传说《大厦》是歌颂夏禹治水有功。
音乐的阶级分化，在乐器的应用上也有所反映。
奴隶社会创造了象编钟、编磬之类的贵重乐器，这是音乐进步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类乐器，从一开始就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有物，奴隶不必说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备置应用的。
他们最多只能奏弄埙一类比较简单的乐器。
古人常称贵族家庭为“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这种真实写照。
从远古到奴隶社会前期，是我国音乐逐步成型和开始发展的时期。
商代由于冶炼等工技的发展，促进了乐器制造的进步。
出现了钟、铙等等铜制击乐器、编管乐器也有发展。
西周西周是奴隶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它在殷商各种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礼乐制度。
西周统治者特别重视礼和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礼可以分别贵贱等级。
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维护贵族的等级秩序而有效地统治人民。
我对“重写音乐史”的一点看法——读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所想
读 汪毓 和 《 国近 现 代 音 乐 史》 想 中 所
冯 青
（ 州 师 范大 学 音 乐 学 院 ， 江 杭 州 杭 浙 ３０ ０ １ ０ ２）
摘 要 ：汪毓 和 编 著 的 我 国 第 一 部 用 于教 学 的 《 国 近 中 现 代 音 乐 史》 书 ， 一 虽经 几 次修 正 再 版 ， 仍 招 致很 多 学 者批 但 评 ． 由此 引发 了关 于 “ 写 音 乐 史 ” 讨 论 。 文 剖 析 了该 书 并 重 的 本 产 生 的 特 殊社 会 背景 及 历 史局 限性 。 分 肯 定 了其 史 学价 值 ． 充 从 尊 重 史 实 的 角度 提 出 了对 “ 写 音 乐 史” 重 的几 点 看 法 。 关键 词 ： 中 国近现 代 音 乐 史》 “ 写音 乐 史” 尊 重 史 实 《 重 在学 习 中 国音 乐 史 近 现 代 部 分 时 接 触 到 的 第 一 本 教 材 便 是 汪 毓 和 的《 国近 现 代 音 乐 史 》 第 二 次修 订 版 ） 书 。这 本 中 （ 一 教 材对 于刚 刚 接 触 中国 近 现 代 音 乐 史 的 学 生 来 说 ，应 该 是 非 常详 尽 的 了 。 它 向我 们 介 绍 了 自鸦 片 战 争 以来 至新 中 国成 立 “ 历 时 １０ ｏ 多年 中 国音 乐 的 发 展状 况 。 其 间 的重 大音 乐 历 史 事 对
本 书 最 初 编 写 于 １ ５ 年 ．９ ４ 作 为 中央 音 乐 学 院试 用 ９９ １６ 年 教材内部发行（ 以下 简 称 ６ 内部 版 ） １ ８ 年 正 式 出版 （ ４ ，９ ４ 以下 简 称 ８ 版 ）后 又分 别 于 １９ 年 、０ ２ ４ ， ９ ４ ２ ｏ 年两 次 修 订 再 版 。四个 版 本 中我 阅 读 过 的 只 有 １９ 年 的修 订 版 （ ９４ 以下 简 称９ 版 ） ２ ０ 年 ４ 和 ０２ 的 第 二 次 修 订版 （ 下 简 称０ 版 ） 以 ２ 。比较 来 看 ， 两个 版 本 整 体 框 架 没 有 太 大 改 变 ，２ 在 ９ 版 原 有 基 础 上 对 内 容 作 了一 定 的 ０版 ４ 补 充 ， 增 添 了一 些 未 曾 涉 及 的 内 容 ， ： ９ ７ 以 前 “ 歌 ” 并 如 １２ 年 军 为 而治” ．因 此 历 代 希 望 有 所 作 为 的 君 主 都 以 此 作 为 治 国 方 略 ； 是 因 为儒 家 的 “ 二 中庸 ” 似 与 “ ” 关 ， 使 君 王 的 勃 勃 看 善 相 能 雄 心显 得 不 那 么 锐 利 ： 是 其 对 “ 建 纲 常 ” 维 护 是 统 治 者 三 封 的 们 维 护 王 权 的 有 力 武 器 ， 助 于 他 们 治 国平 天 下 。 有 反 封 建 主 义 者 则 积 极 反 对 孔 子 的观 念 。 明朝 的李 贽 是 明 后 期 “ 端 ” 步 思想 家 ， 指 责 儒 家 经 典 并 非 “ 世 之 至 论 ” 异 进 他 万 ， 揭 露 道学 的虚 伪 ， 对歧 视 妇 女 和 压 抑 商人 。他 是 我 国反 封 建 反 的 思想 先 驱 ， 的思 想 在 一定 意 义 上 反 映 了资 本 主 义萌 芽 时 代 他 的 要求 ， 有 民主 性 色 彩 。 明末 清 初 的黄 宗 羲 ， 明 亡 后 。 居 带 在 隐 著述 ， 对封 建 君 主 专 制制 度 进 行 激烈 的批 判 ． 倡 “ 治 ” 反对 提 法 ． “ 治” 人 。近 代 有 三次 对 儒 家 思想 的较 大 冲击 ： 一次 是 太 平 天 第 国 运动 ， 草根 阶层 对 儒学 的 冲击 。 二 次 是戊 戌 变 法 时 代 ． 法 第 变 派 思想 家对 儒 学 的 冲击 。第 三 次是 民 国成 立 之后 的 “ 四 运 五
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历史与教育双重视角的审视
５
天 津音 乐 学 院 学报 （ 籁 ） ０ ０年 第 ４期 天 ２１
的支 撑 。 ⑤戴 嘉枋 还 说 ：从 事 中 国 近现 代 （ ” “ 当 代 ） 乐史 教 学 的 研 究 者 ， 其 是 年轻 一 代 的 音 尤 师生 ， 亟需 扩 大 自身 的学术 视 野 和 提高 音 乐 理
③ 如 黄 翔 鹏提 出“ 曲调 考 证 ” 路 ， 思 并率 先 垂范 ； 文 慈 对 杨 荫 浏 先 生《 国 古 代 音 乐 史稿 》 择 评 文 章 ； 子初 在 音 乐 考 古 学 研 冯 中 的 王 究 成 果 基 础 上 的思 考 ， 等 。 等
④
冯 文 慈 ： 中 国近 现 代 音 乐 史 教学 ： 个 传 统 并 存 与 古 今 衔 接 问 题 》 载《 津 音 乐 学 院 学 报 》２ ０ 《 两 ， 天 ，０ ２年 第 １期 ， ９页 。 第
资 料 问题 （ 乐史 新 史 料 的 涌 人 与 开 掘 及 重 写 音 音 乐史 史 料 问 题 ） ４ 与 研 究 与 撰 写 相 关 问题 ；、
史上是客观存在 ， 如何 处 理解 决 存 在 着 许 多 实
际 困难 ， 因而 就 一 时 难 以 取 得 共 识 ， 为 多 年 成 来 的一个 重 要 问 题 。④居 其 宏 云 ： 在 近 现 代 ” “ 音 乐史 教 科 书 中显 得 特 别 急迫 ， 且 只 有从 史 并
极角 度说 ， 界关 注 “ 学 重写 音 乐史 ” 表达 了推进 ， 中 国音乐 史 研 究 的 良好 愿 景 ， 待 全 面 、 满 、 期 丰
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思考
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思考作者：宋小婉来源：《北方音乐》2015年第22期【摘要】“重写音乐史”这一话题在我国音乐界已经存在了二十余年，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悬而未决。
本文针对“重写音乐史”的一些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浅析，希望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能够更客观的认识到这一课题的现状，对这个音乐界待解决的问题作出更直观的了解。
【关键词】重写音乐史；相关文献；现状一、“重写音乐史”问题的提出背景“重写音乐史”的最初提出，是香港刘靖之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明确讽刺汪毓和先生所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中共音乐史”开始的。
其实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编著史学书籍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和疏漏也算是很正常的现象。
如音乐界普遍反映的，关于作者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从而将客观的历史无意识的加入了政治因素，这会导致对共产党的无端赞美，以及对某些音乐家的贡献的淡化，使这门学科失去了客观性；再如，音乐史书籍大量的介绍了突出贡献的人物、作品，而未能对一些音乐活动作出详细的说明，这样会使这门学科失去了全面性，范围变得太局限。
诸如此类的争议还有很多，戴鹏海1988年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两点质疑致成于乐先生》一文，在文章中就江文也的“右派”遭遇和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质疑，并且提出重写音乐史的必要性。
他认为，重写音乐史是一件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惟有这样做，才是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一再强调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而在此后，“重写音乐史”便不了了之。
时隔十余年，音乐界又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作为编著近现代音乐史的作者之一汪毓和先生，于200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重写音乐史”问题的几点感想》。
文章中指出，针对刘靖之、黄旭东、戴鹏海、冯灿文以及冯文慈在近几年发表的各路意见，他都采取了冷静听取的态度。
而在这篇文章中，他也道出了他自己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
二、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各路观点重写音乐史，是指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分析与评判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分析与评判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史著作，开启了音乐史著作撰写的先河，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后辈的研究者留下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后辈研究者指引了一定的方向，拓宽了道路；本文对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史著作作了简单梳理。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史；著述中国音乐史书的著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些特征与当时的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状况深入结合，描绘着不同时期音乐史学家对音乐历史的总结。
由于每个音乐历史学家的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对音乐历史的了解和个人喜好偏重的不同，在他们的思维活动下所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著述也不尽相同。
我们若想系统的了解中国音乐史著述的特点，并从其中归纳出中国音乐史书的编纂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以及去很好的回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重写音乐史”话题；以及中国音乐史的著述在新时期、新世纪应该如何在编著方面去下功夫？因此，对不同版本、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史书的研究和讨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史书著述研究与分析。
一、建国前不同版本的中国音乐史概述建国前的中国音乐史书，经目前整理有这样几部音乐史书在音乐史的研究与价值上取得了大家的公认。
他们分别是1922年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0年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1931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3年缪天瑞的《中国音乐史话》、1944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
这几部音乐史著作，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其代表性也是其他音乐史书不可比拟的。
它们为中国音乐史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历史功绩。
其写作特点，各有千秋；书写内容，重略不同；撰写语言，大不相同。
这一时期的著书人通常是出过国、留过洋、见过世面的读书人，他们有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并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对音乐史进行研究。
中国近代音乐史论文
中国近代音乐史论文中国近代音乐史论文范文一：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
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
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
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
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
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
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
中华传统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演进
中华传统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演进中华传统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发展历程经历了多个时期，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和演进。
下面将从历史发展、演奏形式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华传统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演进。
历史发展中华传统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当时人们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承、歌舞来表达情感和交流信息。
到了商周时期，中国音乐得到了一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现了一系列的雅乐和民乐。
其中，雅乐是朝廷祭祀和宴会等场合的表演乐曲，民乐则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音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宋时期，音乐文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出现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
例如元代时期的《西厢记》，清朝时期的《长恨歌》，都是中华传统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国音乐出现了一定的断层和转折，而中华传统音乐也经历了一定的困境。
但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中华传统音乐也得到了一定的复兴和传承。
现在，中华传统音乐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还走向了世界舞台，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演奏形式中华传统音乐的演奏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器乐、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三种形式。
器乐包括琵琶、二胡、笛子、箫等乐器。
这些乐器在演奏时，要充分发挥其特点和精髓，例如琵琶的悠扬、二胡的慷慨、笛子的清朗、箫的柔美等，从而把音乐的情感和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民间音乐是指那些经过长期民间传承的音乐形式，例如地方戏曲、民间流行曲、山歌等。
这些音乐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文化内涵，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戏曲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戏曲音乐中，旋律华丽而细腻，歌词优美而充满诗意，演唱者要有精湛的嗓音和演技，从而才能演绎出一出好戏。
文化内涵中华传统音乐夹杂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中国的音乐美学和审美观念。
20世纪末_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论战_的思考
大 众 文 艺大80《窦娥冤》的故事情节追求的是同情与怜悯，《窦娥冤》的结局是告诉人们懂得去承受与忍耐，《窦娥冤》尾声那极富浪漫色彩的无理想象又成为摧毁人们因悲愤而产生斗志的烈性腐蚀剂。
它在告诉人们，面对邪恶、面对不公，人们无需作为，因为“天”，自有安排。
如果《梁祝》的结局如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投坟”应该是它的结束，它那完美结局式的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尾声将不会出现，如果故事发展到这里戛然而止，人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人们会思考些什么？这种思考对于统治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尊法”与“礼制”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传统诸家学派中忽视“悲”乐，甚至约束、取缔“悲”乐的立场与观点。
而《窦娥冤》《梁祝》等作品对于结局的想象性描写，或许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避免触动敏感的领域而阻碍作品的流行与传播。
中国人尚悲的倾向表现在戏曲作品中也体现为一种思考的不彻底性，如越剧《何文秀》，黄梅戏《女驸马》等，他们与《窦娥冤》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无奈地、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已经学会了思考，想出了一些改变现状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典型，就是故事主人公在家庭蒙冤之后发奋苦读，科举中榜，爬出被压迫者的行列，成为社会的上层，然后以一种衣锦还乡的姿态，为自己的小家洗冤复仇。
每一个看了这种故事的中国百姓，无不感到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局。
因为主人公的出身，代表的是他们的疾苦；主人公的遭遇，博取了他们极大的同情与共鸣；主人公的发奋苦读、科举中榜的历程，使他们拥有了幻想，点明了努力的方向；主人公最后的复仇，被视为一种正义战胜邪恶的典范。
其实，在主人公复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特权，掌权者可以恃强凌弱的特权。
当人们在认可了这一故事的同时，也无形中认可了这种力量。
即，认可天、认可礼制、认可由少数利益共同体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悲”若仅对情感体验而言，它所带给人的美感是不容忽视的，它是一种宣泄、一种共鸣、一种人天生具有的同情弱者的心理，也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记录与反映。
近古时期中国音乐史综述 副本
近古时期中国音乐史综述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宋王朝。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的阶段。
唐朝之后已经没有朝代可以支撑庞大的宫廷歌舞开支，宋代社会逐渐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城市发展尤为迅速，城市人口增加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
为适应市民的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市民文化层出不穷。
满目琳琅、世俗情趣的浓厚的音乐形式，活跃在城镇中的瓦子勾栏、艺场酒楼等娱乐场所，“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民间音乐时代。
1.文人音乐方面的发展隋唐时期兴起的“曲子”，到宋代成为了当时传播及其广泛的艺术歌曲，“宋词”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
“曲子”是音乐与文学高度结合的产物，有“按谱填词”、“自制新曲”两种方式。
按谱填词的曲子来源有传统古曲、民间曲牌、外来音乐三种，曲子也有多样化的音乐风格，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曲子的体裁有令、引、近、慢等不同类别，标志着长短不一的曲体，同一词牌也可以有不同体的变化，例如“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等。
自制新曲是突破了传统的“倚声填词”，先成文辞，后制曲谱，宋代的姜夔是自度曲的代表人物。
他是南宋词坛上最为讲究“音律”、号称“格律派”的词人和音乐家，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收录了14首“自度曲”，实际上就是宋代的创作歌曲。
他突破了传统曲子词上下阙强求一致的规格，不受音乐形式束缚，表达思想更加自由，注重音律，追求艺术美，风格清新、情感真挚，韵味清苦幽远，曲调相当优美，诗人杨万里称赞他“有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词的格调有很高的境界。
《杏花天影》是他的代表作。
古琴艺术在宋代也有着显著的发展，无论是在斲琴技术的精妙和弹琴手法的复杂，或是在琴曲创作的内容深度方面，都较之以前有很大突破。
宋代古琴产生了许多有师承渊源、世代相传的艺术流派，在众多的琴人和琴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沔和他所作的《潇湘水云》。
这是一首结构和技巧相当复杂的乐曲，富有丰富的情绪变化，全曲波澜起伏，气势壮阔，结构严密，情景交融，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民族音乐遗产中不多见的优秀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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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书，在史学界的争论是非常大，其争论的核心就是“重 写”音乐史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 学者对于重写音乐史给予了极大否定与批判，认为其实质是篡改历 史，而另外一些学者则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鼓励，认为这是一个非 常亲切自然的话题，是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以下我对关于重写音 乐史的大部分论点进行一个总结。
[参考文献] [1]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 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4,01. [3] 杨善武.中国音乐史学创新:论著的创新[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03. [4] 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 报),2002,03. [5] 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J].音乐艺 术,2001,01.
◎ 述评与书评
黄河之声 2019年第11期 总第536期
“重写音乐史”之争鸣
任 环 环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随着音乐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当代对于音乐史的真实性与完善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期关于中国近现代 音乐史“重写”的问题引起了学界争鸣，音乐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以望未来的音乐史学科达到更 高的目标。 关键词：重写；音乐史；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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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怕浪头高，放下手中桨”——不忘初心，乘风破浪 对于初踏入近代史的我们来说，无论从资历还是学识上，与 那些老前辈相比，都有天渊之别。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年轻一代 肩上的重任就会减轻，也许当我们看到那漫漫的前进征程时，我们 会畏惧，会有退缩的想法，但是，我们想想那些前辈还在迎着风浪 前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我们不能总 在前辈的羽翼下成长，他们当初在那么严峻的学术环境中还能取得 斐然的成绩，看看现在的我们，无论从政治环境还是学术氛围都要 宽松、自由的多，想要践行“实事求是”的学术目标也付出的代价 相对较少。所以，作为未来学术后起之秀的我们，要去不断扎实我 们的基本功、开阔更高的远的学术视野、提高认知与表述水平。这 样，慢慢集腋成裘，我们才能独立担当起这份重任，为未来学术的 发展融入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由于这门学科开启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其本身也存 在着许多问题，我们要试着抛开那时期所限制的框框架架，用当代 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它史学如；古代音 乐史等，相比较，它离学术力量雄厚、史料积累有序、研究成果可 观都还差很远，所以我们要从踏踏实实搜集一点点史料开始，吸取 前辈们留下的“精华”也看到他们的“局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想和“以论带史”研究方法，这种现象给予刚刚起步的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带来了史料上的粗疏、评论的偏颇、文字叙述的空、假、 大、等影响。所以这门学科从刚起步就呈现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 状态，尽管一直以来进行多次修改，但是，如果没有往根基动摇， 其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戴鹏海在其论文《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又 不得不说的话题》中提到了一个本该写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却被 忽略了的一个人“李抱忱”，他为近现代音乐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很 大贡献，却被人淡忘了，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不过，这个建议也得 到了汪先生的回应与肯定。还有学者也分别对重写音乐史给出了意 见，而汪老先生有的做出回应，合理的接受感谢，而不合理的也给 出了他的缘由。我认为这种学术批评交流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大有裨 益的。
近期有幸研读了由中央音乐教授汪毓和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 代音乐史》。此书前前后后共进行了四次修改、重印、出版。1959 年汪先生开始在其讲授过程中编写，于1961年夏完成了初稿，1964 年，本书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试用教材内部出版发行，更名为《中 国现代音乐史纲》。到了八十年代，人民音乐出版社决定将其公开 出版发行，汪先生根据其要求在基本不改变原稿的基础上只作一些 技术性的修改和材料上的充实，1984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次更名为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随着整个音乐史学界对本学科研究工作的深 入及汪先生个人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积累，1994年，汪在1984年 首发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随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2年，汪一方面，对此书的原稿进行了整改，另一方面，对自己的 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这就是这本书经过的四个版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