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

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如：

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口}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

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

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

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左传》的成书《左传》的叙事特征《左传》的记言文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７２２），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４６８），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