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文学叙事学的几点看法

有关中国文学叙事学的几点看法作者：格非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2期格非，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六四年八月生于江苏省丹徒县。

主要作品有多卷本《格非文集》，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和《人面桃花》等，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另有学术论著多种，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语种的单行本在国外出版。

最近，我重新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的叙事学训练还不够。

因为现在包括小说文本在内的许多文本，分析功夫不够。

在新批评以后，中国作家的叙事学训练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另外，我们过去一直把叙事学看作小说训练的技术性问题，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跟我们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的学问。

因此，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进而重建中国文学的叙事学图谱显得非常必要。

一首先，我要讲讲“作者”问题。

为什么要说“作者”问题？我先说一个小的概念。

依赛亚·伯林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刺猬，另一种人是狐狸。

伯林显然是有所指的，他分析的对象是谁呢？是列夫·托尔斯泰。

他说托尔斯泰本来就是一个狐狸，他自己硬要当刺猬。

在我所了解的作家里面，托尔斯泰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

他的思想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他非常关心农民，想着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可是骨子里对农民又非常憎恶，根本瞧不起农民；他整天讲道德、正义，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一个东正教的信徒，可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他确实为那个婚外恋、红杏出墙的安娜辩护。

因此，伯林认为，托尔斯泰本人写得最好的部分就是彼得堡、莫斯科的简单的日常生活，写那种少男少女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非常美好。

可是，老托尔斯泰非要去写什么宏大的史诗——他要概括他所在的那个时代。

因此，伯林说老托尔斯泰是狐狸做了刺猬的事情。

依照伯林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小说，我认为古代小说就是一群狐狸，文类各异，趣味不一，没有人拿它们当回事。

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却突然要去做刺猬了，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小说的写作者的动机与过去突然不一样了。

例如，鲁迅说过，他写小说就是为了救国。

我曾经还和蔡翔先生讨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的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在我看来，至少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已经非常现代了。

他的小说不管是白话文的熟练程度，还是叙事技巧，一点也不亚于鲁迅。

不过我所关心的问题不在这儿。

我觉得大家普遍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与古代小说看成一回事，这是很大的误解。

严格地讲，中国过去根本就没有什么短篇小说，有的只是残丛小语、道听途说，或者是传奇、志怪、小品、话本、拟话本、变文、鼓词、箴规和遗闻趣事。

其实，中国的短篇小说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启蒙运动一起出现的。

可惜，文学界对于这样的大问题却没有好好去梳理。

我要问的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强调小说的社会性的？什么时候小说又突然成了救国救民的载体？1902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认为，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小说不发达。

我们今天觉得这样的题目会很可笑，国家发不发达跟小说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小说的重要，在那个年代，我国的大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做过小说研究。

例如，胡适就是做小说考证出身。

胡适的文学观念、见解无甚高明之处。

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搞创作，谨严有余而性情不足，文学上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好像确实有问题。

他说中国最好的小说是《九命奇冤》，当然是不着调的说法。

但是胡适这个人非常可爱。

他有一整套的理路，他在启蒙运动中贡献巨大，是一个很理性的知识分子。

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

这篇文章涉及到文学的社会性问题。

文学要写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描写的范围，他都代作家做了规定。

文学在启蒙过程中加入进来，变成科学和民主的忠实的鼓吹者，变成建立民族国家的马前卒。

就连沈从文在写《边城》这样的唯美小说时，居然也要“重塑民族灵魂”！小说突然被提到一个它自己完全不能承受的高度去讨论，结果是，小说的地位当然提高了。

可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复杂的门类，比如传奇、话本、志怪等，经过这样的筛选，原来非常丰富的资源就变得非常单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作家原来最喜欢写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突然匿迹。

长篇怎么会没有了？“短篇”是怎么产生的？这跟启蒙关系很大。

这里不多讨论，但都是可以深入研究下去的课题。

我觉得章回体的衰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我的判断大概是，18世纪中期以后，小说突然开始和社会挂起钩来，小说和社会的进步，即所谓的启蒙联系起来了。

那么小说原来是什么呢？我们暂且不说。

我们先说一说小说成了社会、政治的附属之后，导致的一连串问题。

比如《红楼梦》，现在索隐派又占了上风，大家又来考证秦可卿是不是谁的女儿。

俞平伯的考据做得那么出色，他的研究已经奠定了那么好的基础，可是现在我们又好像走到邪道上去了。

大家都谈得很玄，过去讲《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现在人们热衷于所谓政治斗争。

耿占春先生曾认为，文学在科学、民主化的启蒙进程中恰恰杀死了它自己。

文学本来是一个充满魅惑、充满未解、充满想象的世界。

但文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丢掉了，都变得科学化了。

以至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学没法放进所谓的现代性的篮子里去。

如果我们纯粹用社会性这样一个尺度去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对《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会无可奈何。

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小说就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南帆先生在清华大学讲到一个问题，假如文学的功用就是推动社会进步，那么以后社会变得很民主，很合理，甚至更合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到了这样的社会，文学是不是就该扔掉？其实，文学中还有一个硬核，我把它称之为对感时伤生、时间的相对性、生死意义等的思考和追问，而不是什么“无病呻吟”。

但是，今天这些问题都被偷换掉了，在文学里曾经一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好像都不存在了。

我不是反对文学的社会性，不是说文学不要表现社会，而是说文学表现的领域应该更大，更加开阔。

二我们接下来应该谈一谈作者和经验的关系问题。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社会当中最有资格讲故事的是什么人？在过去，本雅明认为是水手，也就是拥有绝对经验的远行者。

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人出门在外，周游世界，拥有了许多经历和经验，然后回到故乡，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村里的邻居。

他是一个绝对的讲故事的人，一般都认为，他全世界都跑遍了，你不听他的你听谁的呢？这时候的作者，即故事的作者，拥有绝对的权力。

他说什么你只能听，他吹牛你也只能听，因为你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我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最能讲故事的就是那些供销员。

这些人在全国各地跑供销，回到村庄里他们就是信息的中心。

每年夏天的时候他们会把全国各地的信息带回村庄。

可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哲学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这样的故事和叙事开始发生变化。

今天，随着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样化，我们所有的人听到的东西都差不多，知道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凭什么读者要看作家的胡编乱造，凭什么作家的小说读者要看。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过去我们在讲故事时，其实是在做信息交换。

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经验。

聚会的时候大家讲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现在你们朋友聚会讲故事的时候，还有我们当年讲故事时的那种自信吗？因为很多的故事是网上来的。

即使是原创性的故事，流传得也特别快。

我们自以为原创性的故事，其实别人都已经听过。

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个讲故事的自信问题。

这不是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难题。

今天的文化事实上已变成一个同质性的文化。

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化的民主化问题，其实都是同质化的底子。

我们今天都在写作，比如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毕飞宇都在写作，凭什么说毕飞宇的小说好，郭敬明小说不好，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说？怎么衡量？比销量。

不服气，你卖100万给我看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情境。

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平气和地聊天，从事创作，进行文化的成批量的再生产，但却像本雅明所说的：“我们今天对人对己都无可奉告了”。

作家没有什么可以告诉读者了，都成为相对性的东西，没法说了。

我想，本雅明在说这句话时，带着无比的沉重，他带着强烈的批判性。

比如他说“故事”在今天已经不成其为“故事”了，至多不过是信息而已。

依靠自己完全的经验进行创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里，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故事开始蜕变，蜕变成消息。

什么是故事？什么是消息？本雅明很会打比方，他说一杯水，把故事倒进这个杯子里，水会溢出来，这个就叫故事。

消息是随时可以消费掉的东西，故事不是这样，100年以后你看同样一个故事，仍然会很有意思和意味。

比如说，《红楼梦》，多少年之后，那故事还在那儿，你重新阅读，它几乎还是全新的。

三今天，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僵硬。

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价值，首先关心的是能不能被我们所用，能不能进入交换和流通渠道。

在功利性的阴影下，恰好有一大块东西是被我们遮蔽或过滤掉了。

《红楼梦》里面当然有所谓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尔虞我诈，基本的社会人伦，但是除了这些内容之外，《红楼梦》还涉及到中国人历来非常注重的对时间的终极思考。

所谓“树倒猢狲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谓“眼见你起朱楼，眼见你筵宾客，眼见你楼坍了”。

这是需要放到一个时间的特定的反复当中，我们才可以看出来的东西。

这方面的内容，《红楼梦》表达得很深奥，外国人大多不懂。

《红楼梦》里面包含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

人为什么要忍受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如何来完成生命对俗世的超越？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我刚才讲过了，时间是最重大的问题。

农村有句话，“恐怕你躺到棺材盖子上，你才会想到这个问题”。

意思是，生活中我们误以为会永远不死，会以为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可是时间有相对性的变化，有一首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后面两句很精彩，劝人及时行乐。

一个人的时间段，最多就100年了，100以后你不存在，之前你也不存在，只有这100年的时间段属于你的，当然是个很重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在后来的问题中被空间偷换了。

我就想到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说法，过去的人哪，我们生活的目标是好，可是今天“好”被偷换，我们追求生活的“多”。

其实，“多”是一个空间概念，“好”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因为失恋。

他永远不能忘怀这段记忆，才有了这个作品。

可是今天我们的作家不会这样写作了，如果有这样的作家，我们会认为他神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