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周作人的文抄公体(修订稿)

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文/毛天哲
在周作人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历来悬挂未决，那就是对于周作人晚年文章，尤其是那种往往通篇用大量引文联缀而成的文章，被人嘲为“文抄公”的文章，究竟该如何评价。

有人说周作人是文抄公，证据很多。

最大的证据是他自身的文章，文中古书缭绕，所引古书文字有时竟超过周作人本人的文字。

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偏颇的，至少也不算是公允的。

周作人在这一点上倒不多为自己辩护，只是认为自己并非一味糊抄，而是“披沙拣金”般的筛选，付诸于文章，结缘于读者。

他说过一旦其实读者把他那笔记的笔记当做抄本读也一样能得到好处的（大意如此）。

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论及抄书有云：“……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

”
在晚年致鲍耀明的书信也曾说：“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

他说（我）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
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

”
钱钟书在文字中，多少也讥笑过周氏的文风，但我读他的《管锥编》，好似也能找到两人相近的地方。

有些人尝讥钱氏“掉书袋”、周氏“文抄公”，其实都是无所依托的浅显评说。

他们这类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堆文字垃圾高举过顶，竟自以为是文学作品，直起可爱的嗓子嚷嚷：“我可是原创！”人们禁不住要问：原创什么？——原创垃圾！这些炫耀自己思想的“新颖”和“独创”的所谓“原创”作者们自身也就像自以为身着新装的皇帝，一路傲慢地走着，却不知自己身上本就是光脱脱的。

参透这一点，“掉书袋”、“文抄公”们的可爱以至可敬便不言自明。

敢于把自己思想所由来的轨迹一一昭示出来所需的不仅仅是表达的勇气，更需要的是来自学术本身的自信和底蕴。

从猎书者角度看，这类贯于一丝不苟引经据典的学者著述中的引文和脚注便成了价值不菲的“猎书”指南或向导。

现代以来，倘论及读书札记类的写作，都不由地要谈到苦雨斋主人。

这很类似章太炎之于学术，鲁迅之于小说。

在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他们给后人的暗示，是不能小视的。

在被喻为边缘化的知识群落里，苦雨斋的影子是浓厚的。

喜欢性灵小品者，是那么众多。

我在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舒芜那里，都能感到周氏的遗韵。

周作人对读书人的影响是内在的，你读一读黄裳，难道看不到知堂的情调？在董桥、谷林等人的身上，也有“文抄公”的神采吧？
其实抄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是看了十册八册难以抄下一段值得下笔的东西，因为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哪能是断章取义胡乱抄啊，也是非具慧眼不可的。

可见要当一个高明的“文抄公”绝非易事，不仅须勇气，毅力和开通的观念，更须博学强识和远见卓识。

引书人人都会做，但是引书引到周作人这个境界的太少太少。

引书之人的文字往往被所引文字所吞没，大才如李敖者，也不能免。

而周作人的文字不但没有被吞没，反而破所引文字之茧而成蝶，有如暗夜珍珠，发出夺目的思想光辉。

周作人是个读书万卷的人，他一辈子读了多少书，他自己也没做过统计，别人也没能专门的研究，只有天知道。

据说周作人南下，周恩来特批一车厢给他运书。

再看他读的书，也真是惊人。

古今中外，无所不有。

周作人一九四四年给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写了一篇《我的杂学》，收在《苦口甘口》里，凡二十节，共四十页，是所有文章中最长的。

从小时候读《儒林外史》谈起，一直谈到佛经，但主要是谈自己受的外国影响。

第十八节写：“我的杂学如上边所记，有大部分
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

周作人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有三种，一种是读书万卷，全无心得；一种是书没读几本，全是心得；第三种是读书万卷，有些心得。

周作人属于第三种，也是我欣赏的那一种。

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我颇觉得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甚是可爱。

这里所说的“文抄”，即是指“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

而恰恰是这类“文抄公”的文体是周作人所独具备。

不仅是内容上的‘六经注我’，连引用来的古人的文章也像是周作人的文章。

他晚年这类文抄公体文章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

这一类的文章正可以表现他读书的广博而渊深，那一两句的评语也不容轻看，其与所抄文字相映发，涵义渐显，耐人寻味。

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抄书之作，同是通篇黑压压一片的引文，而其文章布局，曲尽变化之妙。

有的是连类抄引，一环扣一环，峰回路转，变化多端，似乎有些东拉西扯，却令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读过之后，只感到扎实和丰满，丝毫不觉其贫薄松散。

有的是横向并列的抄录，需要更完整的学问，但总保持着雅趣与可读性，异于一本正经的沉闷的学术论文，在夹叙夹议的行文之中，所抄之书有的成了“叙”的内容，有的代替了“议”的作用。

此外还有种种抄法，每种抄法又可以有各不相同的运用”。

此论颇为独到和中肯。

没错，文学创作倡导的是要有独特的眼光和新颖的思想。

不过就一个“新”字，还是无法强求的；没有厚实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也就无法奢谈求得这个新字，仅凭一身蛮力是捏不出一支“新”的绣花针的，因为新意大多仅仅是妙手偶得之，或自以为新，其实却不新的，我们的先人早已由过阐述，一味求新立异更是有害无益。

在这种情形下，我看还不如学学周作人的“文抄公体”，于己于人还算有益。

2005年1月19日撰稿
2009年12月29日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