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屈原与《离骚》
三、《离骚》 1、《离骚》的篇名和创作背景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约作于怀王末 年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 “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的意思。王逸 则把“离骚”解释为“离别的忧愁”。今 人游国恩认为“离骚”就是楚国的乐曲 《牢商》，其今义则是“牢骚”。上述三 种意见中，司马迁和班固的观点最为可信。 《离骚》是屈原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的情况下，忧愁幽思，抒写悲愤的作品。
（2）屈原在《离骚》中广泛运用了比兴手法，使比不 再局限于以物比物，兴也不仅仅用于作品的发端，。他 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来比喻人的品质和志行，诗中的比兴 带有普遍的的象征意义，“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 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王逸《楚辞章句》）。诗中还大量“引类譬喻”，使 比兴的意象互相联系，各成系统。例如他用香草上比喻 忠臣之士，用“滋兰”、“树蕙”比喻培育人才，又用 “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比喻人才变节； 他用驾车来上比喻治国，用“来吾导夫先路”比喻自己 愿做政治革新的先驱，用“路幽昧以险隘”比喻国家形 势危殆，用“恐皇舆之败绩”比喻为国家前途担忧。这 些生动的比兴，使作品产生了蕴藉深厚，言近旨远的艺 术效果。
楚地的民歌和音乐也别具风韵。早在 春秋时期，这些作品便被称作“南 音”、“南风”而表现出与北方音乐 不同的特色。从保留在古籍中的一些 楚地民歌来看，这些作品句式参差错 落，音韵清切，句尾多用“兮”字， 已具有楚辞艺术形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它们是楚辞的直接源头。
二、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1、屈原的生平
3、《离骚》的艺术成就
（1）《离骚》是诗歌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诗 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幻想，采用象征、比喻、 拟人、夸张等手法，驱使各种神话形象、历史 人物、禽鸟花草，纷至沓来，构成了瑰丽奇伟 的艺术境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异常芳洁高大， 从精神世界到外表服饰都带有理想化的特点， 远远高出于世俗之上。他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自由往来，在奇幻的神话境界中展开顽强的求 索。诗中自始至终闪耀着理想的光辉，跳荡者 火山爆发般的激情。
屈原的_忠_与_过_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文艺论丛・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杨 曦(成都大学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106) 提 要: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关键词:屈原;忠;过;朱熹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42(2007)02—42—03 收稿日期:2006-11-24作者简介:杨曦(1979-),女,成都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2434的重点也在于此。
如云:“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竭忠诚以事君”,“思君其莫我忠”,“忠何罪以遇罚”(《九章・惜颂》);“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九章・涉江》);“忠湛湛而愿敬兮”(《九章・哀郢》);“重仁袭义”(《九章・怀沙》)……我们前面谈到的贾谊、扬雄、班固,主要从儒家伦理的消极方面入手,批评屈原不能用行舍藏,不会明哲保身。
但是在儒家的教义中更有积极入世,取义成仁的要求。
如:《论语・子张》所谓“士见危致命”[6](《论语义疏》卷十);《论语・阳货》有云:“怀其宝而迷其邦”,不可以谓之“仁”[6](《论语义疏》卷九);《季氏》又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6](《论语义疏》卷八);《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称赞史鱼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6](《论语义疏》卷八)。
我们将此移来称赞屈原也未尝不可,因为屈原也与史鱼一样,无论邦有道无道,都行直如矢,竭忠用事于君。
这正是朱熹的出发点,以忠信名节的“人臣之义”,去理解屈原过于中庸之行,则屈原之忠是应该赞赏的,屈原之过是可以原谅的。
所以,在看待屈原之忠与过的问题上,朱熹这样说道:“屈子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
品中国文人1 (屈原)
品中国文人刘小川【推荐人语】“品中国文人”不自刘小川始，刘的独创性在于现代性眼光与平民情怀，心理透视与笔墨才气之融会。
——著名评论家雷达刘小川的风格兼有余秋雨和于丹两位老师的长处，以娓娓道来的笔触探究历史的奥秘，为我们写下了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
——著名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小川的文字，融诗情、史识、哲思于一炉，表现出对古人文化风度的追怀与向慕，执着地追问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近年值得关注的文学收获。
——著名评论家、文学博士李建军诗性是一个民族的核心隐秘，它不仅体现了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本能，还包含了更多的不可思议的能量。
刘小川从古人身上看到的是时间之奥秘，是逼人的生命光辉，是无法言说的天地奇迹。
且看作者议论和记叙的竟是这样一些人物：旷达笃定的嵇康、举目悠远的陶渊明、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丰赡细腻的白居易、柔肠旖旎的李煜……他们在天幕上永远闪烁，可是伸手指点这清澈这晖光的，却要是有心志有情怀的人。
——著名作家张炜【内容简介】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
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
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的艺术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
【作者简介】刘小川，1960年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
供职于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苏曼殊》、《汉刘邦》、《暖昧》、《色醉》、《老夫少妻》。
主要论著：《苏轼：叙述一种》、《来到汉语中的德国大师》。
目录1屈原（战国约前340-278）司马迁（西汉约前145或135-？）司马相如（西汉约前179-前118）嵇康（魏晋223或224-263）陶渊明（东晋365-427）李白（盛唐701-762）杜甫（盛唐712-770）白居易（中唐772-846）李煜（南唐937-978）2苏东坡（北宋1036-1101）柳永（北宋987？-1053？）欧阳修（北宋1007-1072）五安石（北宋1021-1086）陆游（南宋1125-1210）辛弃疾（南宋1140-1207）李清照（南宋1084-1151）曹雪芹（清代1724？-1764）鲁迅（1881-1936）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代后记）屈原《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
中晚唐屈原接受研究
隋天天（1994—），女，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诗歌史；刘伟（1977—），男，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化美学。
该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晚唐屈原接受研究”（项目编号:CXJJS18022）。
中晚唐屈原接受研究隋天天刘伟（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1517）摘要: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步入了中晚唐的新阶段里,藩镇与中央对立,政治上经历了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给广大文人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冲击。
政治上的无情打击与贬谪,使广大文人自觉地与屈原的精神世界产生深深的共鸣。
本文以中晚唐诗文为研究对象,辅以其间发生的重要的政治事件,力图从屈原“人格接受”“美政接受”“文辞接受”三个方面论述中晚唐文人对屈原的接受情况,挖掘失意士人群体的多种心态,从而使中晚唐文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立体饱满。
关键词:中晚唐;屈原;接受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71(2019)03-0021-07集宁师范学院学报/May.2019/No.3一尧中晚唐之政治形势本文所论中晚唐范围,从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说,即德宗贞元中至昭宣帝天祐末。
在此期间,发生了诸多对唐王朝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如德宗贞元十二年增设左右神策军中尉及中护军,影响了唐王朝的权力结构与转移,其功过是非至今争论不休;顺宗时为时颇短的永贞革新,更成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政治事件,但也造就了刘、柳二人更高的文学成就与艺术水平;文宗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事变,对文人心态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有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两党互相攻讦,将唐王朝拖入黑暗的深渊;最后在黄巢起义的浪潮下,唐王朝大厦欲倾,已成日落西山之势。
下文就中晚唐一些重要的转折点略述当时的政治形势。
(一)“安史之乱”之余波“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影响很大,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才得以平复。
宋代屈原接受研究
鉴赏宋代屈原接受研究徐艳凤 刘 伟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宋代的文人，特别是两宋与南宋时期的文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与屈原极为相似，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本文以屈原的精神旨归为线索，映照宋代的众多士人，将文学与士人心态研究结合起来。
全方位立体的审视着宋代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进而总体梳理宋代文士们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
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
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政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
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政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
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
120个文言实词小故事全文翻译
120个文言实词小故事全文翻译1爱l楚人爱（宠爱）其子，虽爱（吝惜）钱财，于其子之求而无不应。
其子成人，有陶氏之风，独爱（喜爱）菊，众人爱（爱慕）其高洁，称之。
约其茶亭见之，爱（隐藏）而不见。
有个楚人宠爱自己的儿子，即使他吝惜钱财，对于自己儿子的要求也没有不答应的。
他的儿子长大成人，有陶渊明的风范，只喜爱菊花，大家都爱慕他的高洁，称赞他。
和他相约在茶亭见面，他隐藏着没有出现。
２安战国间，诸侯欲觅安（安全）闲之地，得旦夕安（安逸）寝，常与邻国相安（安抚），以为无患。
时有寇盗相侵，而能安（安稳）如泰山，所求衣食所安（养），于是去险要之远地安（安置）军，败矣。
逝者如斯，而今安（哪里）在哉？战国时期，诸侯想要寻找安全闲适的地方，来获得旦夕之间的安逸，他们常常与邻国相互安抚，认为没有祸患。
这些国家不时有贼寇盗贼侵犯，但他们能够像泰山一样安稳，他们想要求得的是衣食的给养，于是去险要的偏远之地去安置军队，失败了。
逝去的东西就像这一样，现如今又在哪里呢？3被屈原忠而被（表被动）谤，既黜，其思忧且幽。
被（披在身上）发被（穿在身上）氅行吟泽畔。
虽大雪被（覆盖）衣，身被（遭受）十余创，尤不为苦也。
屈原忠诚却被人诽谤，已经被罢黜，他的思想既忧愁又幽深。
他披散着头发，穿着皮衣在江边行走吟唱，即使大雪覆盖了衣服，身上遭受了十余处创伤，他也不觉得凄苦。
4倍苏武陷匈奴，不倍（通“背”背离）节义。
乡情于游子过百倍（倍数）。
十年间，每逢佳节，犹倍（加倍）思亲。
苏武被困在匈奴，不违背自己的气节道义。
思念之情和游子相比，还要超过百倍，十年间，每遇到佳节，就更加思念亲人。
5本柳宗元本（本来）求宦达，而谪柳州；近自然，植木本（草木的根），反其本（根本）也；多有所得。
后人将其所述辑成多本（量词，书册的计量单位），即今日所见本（版本），以本（推究）其当日心境。
柳宗元本来追求飞黄腾达，但被贬到柳州，亲近自然，种植植物，返回到他的根本，有很多收获；后人将他的言论编辑成许多册书，就是今天所见的版本，来推究他当日的心境。
_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_序
[收稿日期] 2003-03-16[作者简介] 王水照(1934-),男,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2003年第3期(总第70期)中国文学研究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 ,3,2003G eneral ,No.70[名家序跋]《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序王水照(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在群星璀璨的我国文学家人物画廊中,屈原位居榜首,是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
以他为代表的作家们所创作的楚辞,与《诗经》一起,并为中国文学之源,影响与规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生生不息、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诗骚”传统。
屈原研究也就成为一个常作常新的课题,以期加深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加深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理解与把握。
而研究屈原,既要探求屈原其人其事,尤其是其作品文本意蕴的阐微抉幽,更要考察后世对屈骚的接受过程,梳理出文学前后赓续之链、异代精神交融之迹,并把这两者经纬互补,循环互释,才能呈现出完整意义上的屈原和屈骚。
罗敏中先生的《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一书正是遵循这一研究理路、辛勤探究的可喜成果。
敏中先生是一位学殖颇厚、勤于思考的学者。
在前人成果甚丰的屈原生平研究领域中,他提出了屈原后半生经历了被疏、被放、被迁三个阶段的见解。
“被疏”“被放”已是成说,而“被迁”———即把整个部族(家族)迁到边鄙之地,远离朝廷和原居住地,当是新见,从而解释了屈原最後移居汨罗的原因。
这已为不少屈原研究者所称引,起到了补充旧说之未备的作用。
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无疑是他政治观的核心,也是屈骚笔下却往往是被歌颂的对象:洪 笔下的梨园乐工雷海青在安禄山夺权之后的庆功戏宴上,大骂反贼安禄山和贪生怕死、忘恩负义、反面事新朝的文武大臣,并用琵琶作武器掷打安禄山而被杀身亡,表现了他“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工命一条”的忠贞不屈的精神气概(《长生殿》);孔尚任笔下的戏曲伶人苏昆生,在得知阮大铖是魏党后,愤而离开阮府戏班,做了李香君的教曲师傅;在香君血溅诗扇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桃花扇并将之安全送给复社文人侯方域;而当侯方域等被阮大铖逮捕入狱后,又是他冒死向左良玉求救,表现了他明辨是非、弃暗投明的政治立场;李香君虽是一个名妓,也是一个名旦,却敢于利用唱戏的机会大骂奸臣阮大铖和马士英而几乎被打死,表现了她“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安于享乐、不思复国的朝臣的蔑视与痛恨(《桃花扇》);吴敬梓笔下的鲍文卿是崔按察司门下的一个戏子,崔按察司要参处向知县,他因怜向知县是一个大才子,颇会做曲又敬重斯文并无恶德,大胆向崔按察司替向知县求情免参,让崔按察司大为感动。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说_5月5纪念屈原由来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说_5月5纪念屈原由来端午节，你除了知道是纪念屈原之外，你还知道关于屈原的传说么?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说_5月5纪念屈原，希望大家喜欢!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说在中国，有一个和端午节紧紧连在一起的名字。
当您闻到粽叶的清香，当您听到龙舟竞渡的鼓角，也许您都会想起他，一个峨冠博带，在江畔行吟的背影。
他就是三闾大夫屈原，一个让无数中国人敬重的爱国诗人。
我国人民为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过端午节，这个风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国。
屈原，生活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年轻时就胸怀远大抱负，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得到了楚怀王信任，官至“左徒”，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他内“与王图议国事”，外“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是掌管内政、外交的大臣。
战国本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混乱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常对六国发动进攻。
当时只有楚国和齐国能与之抗衡。
鉴于当时形势，屈原主张改良内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因而侵害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那些受秦国贿赂的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上官大夫、令尹子椒的排挤和陷害。
糊涂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把他放逐到汉北，结果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当了三年阶下囚，死在异国。
屈原看到这一切，极端气愤。
他坚决反对向秦国屈辱投降，这遭到政敌们更严重的迫害。
新即位的楚襄王比他父亲更昏庸，把屈原放逐到比汉北更偏僻的地方。
屈子行吟图。
我们记住了一个诗人屈原，可成为诗人也许并不是屈原的期待。
我们从史册中看到的是一个胸怀壮志，意欲治国平天下的三闾大夫。
可现实给他的指示无情的幻灭，是汨罗江畔无依的漂泊。
回想起来，一首首华丽的楚辞，内中却是多少辛酸与无奈。
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没有屈服。
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决不随波逐流。
拿起笔抒写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指斥“群小”误国，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最伟大、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后人称他的作品为“楚辞”。
《渔夫》赏析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
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
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
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
但此说漏洞颇多。
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
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
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
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
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
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
”(《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渔父》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
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
全文六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
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
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
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
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
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
论析宋南渡文人对屈原的接受
第31卷 第4期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V ol.31 No.4 2018年08月 J O U R N A L O F W U H A N T E X T I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Au g. 20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简介：李欣（1973-），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李 欣1，李美琴2I206.2A 2095－414X(2018)04－0075－04宋南渡文人指主要活动于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1-1162）且历经靖康之难的文人。
在这个由和平转向战乱又趋向和平的特殊时段，动荡变幻的社会时局、艰难困苦的士人际遇、贬谪避地的切身体会都成为宋南渡文人接受屈原的契机。
宋南渡文人对屈原的接受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1]的歌咏，形成文坛上悲慨雄豪之风；另一方面体现在宋南渡文人对屈原作品评价的繁荣，这又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及诗话评论为代表。
宋南渡文人对屈原的接受在中国诗歌史及楚辞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宋南渡文人接受屈原的原因，首先是与屈原生活时代类似的动荡变幻的社会时局。
北宋后期，内有党锢之祸、农民起义，外有异族入侵、侵吞山河，内外交困中汴京沦陷，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北上，北宋灭亡。
1127 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在南京即位，次年定都杭州，从此偏安一隅。
宋高宗在位的三十五年，金主屡下南侵南宋小朝廷，壁垒森严的新旧党争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矛盾，那就是和战之争。
高宗立国之初，先后启用主战派李纲、赵鼎、张浚为相，希求有所作为，但与此同时，议和派的势力也不断地消解抗战志士的斗志和参政热情。
靖康元年，在汴京解围之际，指挥此次战斗的李纲却被罢职。
建炎元年，迁为尚书左仆射的李纲积极措置边防，但为相仅七十五天，就再次遭贬，只至儋州。
绍兴八年，秦桧排挤赵鼎出朝，力主和议，遭到廷臣反对，围绕着是战是和的话题，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重大的争论，吕本中、张九成、李弥逊、胡铨皆因上书力排和议而受到政治打击，同年遭黜的还有陈刚中、曾开、冯时行等人。
论白居易对屈原的接受
论白居易对屈原的接受作者：薛璞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5期摘要：白居易接受了屈原“士”的精神与忠直性格，他不赞同屈原投江的行为，对屈原行为进行了接受性的选择。
他诗歌中的讽喻特点、香草美人的比兴特点，承传了屈原辞赋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白居易；屈原；接受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149-05Abstract：Bai Juyi accepted Q u Yuan’s spirit of scholar and uprightness， but he disagreed with Qu Yuan’s drowning himself in the river，choosing to accept part of Qu Yuan’s behavior. In Bai Juyi’s poem， the allegory， metaphors of fragrant herb and beauty show his acceptance of Qu Yuan’s Poem in the way of expression.Key words：Bai Juyi；Qu Yuan；Acceptance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
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1]白居易就是“衣被词人”其中之一，白居易亲历了唐王朝走下坡路的过程，藩镇割據，党争弄权，民不聊生，他不顾自己安危，频繁上书言事，但不幸却因言获罪，被贬谪江州，宦海沉浮之中，饮酒买醉，信佛问道，开辟了与屈原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不同的另一条排遣情绪的道路。
我们在品读、分析白居易的诗文时，能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满腔的忠义气，满腹的牢骚气，能看出屈原及其作品对他的个人思想及作品的影响。
苏轼对屈原的评价
苏轼对屈原的评价屈原，古代文学史上的才子与浪漫主义代表，他的才华与激情令人叹为观止。
苏轼，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对屈原的评价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首先，苏轼赞美了屈原的诗歌才华。
他认为屈原的诗歌充满了浓厚的个人感情与时代气息，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苏轼称赞其语言华丽，意境清新，展现了屈原超凡脱俗的文学造诣。
“惜乎！山之石可攀，江之水可载，朱之书可读，金之人可佩，然而诗书传世而已。
”苏轼深知屈原的诗歌之珍贵，对其短暂的生命倍感遗憾。
其次，苏轼也指出了屈原在政治上的理想与追求。
苏轼称屈原为忠诚坚持的楷模，他为国家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何日可留熹微火，使明美人清万户？”身为文人，屈原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兴衰和民生的喜乐，他的悲愤之情体现了对社会不公与政治腐败的痛定思痛。
此外，苏轼也提到了屈原的悲情命运。
他的无限悲伤和感伤寄托于他的诗作之中。
“采华丽而壮观者道容之，尝苦心而阻缓者谓之深思。
”苏轼认为屈原的崇高志向往往被现实所打压，他的悲剧人生成为了他作品的灵感源泉。
他用自己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出对命运的无奈和对人生的思索。
苏轼对屈原的评价给我们指出了文学的价值与使命。
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艺术的体现，更是思想与感情的传达工具。
屈原通过自己的诗歌，展示了个体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怀与思考，他的作品持续影响着后世，显示了诗歌的力量。
苏轼希望我们能够向屈原一样，关注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通过文学来推动社会进步。
总之，苏轼对屈原的评价给我们带来了对屈原才华、理想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屈原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出光芒，引领着我们思考和感受生命的意义。
论王维、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
杜甫研究学刊二〇二三年第二期总第156期论王维和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赵建明〔摘要〕屈原崇高峻洁的人格品质和卓绝一世的文学成就对我国历代士人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王维、孟浩然深切同情屈子的不幸遭际，秉承了屈原忠洁、孤傲的高尚品质，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方面皆汲取屈骚营养，尤其是在山水诗中体现出了他们对屈骚幽寂阒寂意境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屈原王维孟浩然接受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上）》中说：“我们可以放胆的说，自战国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几乎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
”①高度肯定了屈原的文学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
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诗歌取得的突出成就，除了汲取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人的艺术营养之外，与对屈骚的学习和接受也是密不可分的。
如王维诗“楚词共许胜扬马”（《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②，孟浩然诗“渔歌激楚辞”（《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③，可见“楚辞”是二人诗歌创作重要的源泉之一。
一、对屈原悲剧命运的同情王维、孟浩然对屈原的不幸命运是深切同情的。
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忠贞不二，在楚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主张内政修明法度，崇贤任能，外交坚持联齐抗秦的合纵之策。
然而，在靳尚、郑袖等奸佞之徒的谗害下，昏庸的楚王听信谗言，疏放了屈子。
忧愁的诗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怀恨沉江，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屈作者简介：赵建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61006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部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度课题“屈骚与汉代蜀赋研究”（BSYB23-40）成果。
①郑振铎著：《文学大纲（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33页。
②〔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6页。
③〔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17原的遭遇引起了自宋玉、贾谊以来历代无数怀才不遇的士人的同情与共鸣。
屈原流放汉北考
屈原流放汉北考楚辞界对“屈原放逐，著《离骚》”之事，大多没有异议。
在怀王时期屈原曾被流放汉北三年，也有许多学者认同。
但是，对流放的时间、汉北的地点等分歧却很大，本文就此试行探讨，谬误不当请指正。
一、怀王曾流放屈原于汉北1、怀王流放屈原的依据。
《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1P628)“虽放流，……系心怀王”说明曾被怀王“放流”。
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
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1P945)从《离骚》内容看只未涉及襄王，当是在怀王期间所作的可能性更大。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2P176]。
《七谏谬谏》：“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
”[2P256]屈原被放三年，“不得复见”、“愿壹见而陈辞”的当是怀王。
《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2P139]。
与《惜诵》的“欲高飞而远集兮”，都是以鸟喻己。
可见流放之地在汉北。
《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2P139～140]表述了流放之地在远离郢都的北方，和不能回郢的痛苦心情。
《思美人》：“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
”[2P148]此时屈原被放于汉北，故称郢都朝中小人为“南人”。
2、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楚世家》：“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
秦复与楚上庸。
”[1P340]黄棘会盟后，“秦复与楚上庸”。
怀王甘心投入秦的怀抱后，很可能把反对与秦“会盟”的屈原流放到汉北。
此说虽然根据不充分，但是，按屈原年谱排下来，其可能性比较大。
屈原《悲回风》中有：“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
”洪兴祖《补注》曰：“初，怀王二十五年入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其后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
今顷襄信任奸回，将至亡国，是复施行黄棘之枉策也。
浅谈屈原在各朝代的接受情况
浅谈屈原在各朝代的接受情况题目：浅谈屈原在各朝代的接受情况学号：12106001 姓名：鄢慧敏班级：语文教育（1）班2013年12月12日浅谈屈原在各朝代的接受情况摘要：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伟大诗人，以其高尚的人格、不朽的著作，凌越千古而俯视百代。
两千多年来，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伟大精神逐渐被后人所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但屈原并非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接受，所承认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被历史所接受，所认可的。
在此我们就浅谈一下屈原在各朝代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接受影响评价批评一、屈原在汉代的接受情况汉代对屈原的接受，与皇室的提倡以及学术文化思潮的演讲有着密切的关联。
屈原以及其作品、思想被汉代文化接受的一个原因是：屈原是楚辞的代表，而汉统治者在深层意识中对楚辞有着喜好和眷恋。
汉高祖刘邦本出生于楚域，从小受到楚文化的濡染，因而对楚风表现了强烈的兴趣。
汉初的赋受楚辞影响较多，如楚辞的华美辞藻、放射性思维方式、反复铺陈的艺术手法、设喻问答的篇章构筑形式，尤其是楚语方言“兮”字句的使用等，因而我们称汉初的赋为骚体赋。
当然汉初的骚体赋和楚辞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一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国家的统一、汉初较为清平的政治环境，使楚辞中的讽喻之意逐渐变为歌颂之作或咏物咏身世的作品，缺乏对社会深层存在的问题的反映；二是作家生活环境的变化，其作品往往缺乏屈原那样的先进思想和激越情感。
有些作品甚至是强为呻吟之作。
但汉赋还是吸收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一些特点。
汉代以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肯定派，肯定了屈原的作品和思想。
但，汉代以杨雄和班固为代表的否定派，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批评与否定。
杨雄《法言》中就可以体现他对屈原的作品还是有一定认识，将屈原作品归入“诗人之赋”加以赞扬，将屈原以后之赋归入“辞人之赋”而批评，即是证明。
他从道德品行的角度来评价屈原，对屈原“独立不迁”的行为进行批评，批判屈原不能随物变化，与时俱迁，以致投江而死，杨雄认为是不值得的。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 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 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 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 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 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 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 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 石投汨罗江而死。1953年是屈原逝世 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 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 名人之一。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 《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 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 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 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 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 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 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 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悬钟馗像：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俗。在江淮地区，家 家都悬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唐明皇开元，自骊山讲武 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 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 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 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 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 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 魔。
朱熹释屈原之“忠”
朱熹释屈原之“忠”作者：孙光作为古代承担着文化使命的儒士，一直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道义担当为己任。
这种担当不独体现在天下无道时的振臂一呼，更是随时随地体现在一切行为与话语之中，尤其体现在借对前代典籍的注释来表达个人思想的特殊话语中。
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duì）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qiǎn quǎn)恻怛（cè dá）、不能自已之至意。
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wěn，释义;擦）泪讴唫（jìn）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这是朱熹从志行、教化和效果三个层面对屈原及《楚辞》的一个系统评价，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发掘出所要阐发的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此一“大义”，以期“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朱熹认为屈原的思想和行为“过于中庸”，这是对过去班固、颜之推等人对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等评价的概括。
对此朱熹也承认其“不可以为法”。
但同时他又说：“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
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
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
”（《楚辞后语·反离骚后序》）屈原之“忠”使他在“大节”上无可挑剔，他的“过”只是言行过激，没有很好掌握“忠”的尺度。
相对于“大节”，这些“细行之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朱熹巧妙地运用儒家思想理论的权威武器，将“忠君”的屈原引入了儒家思想的殿堂。
而且，还独具深意地以“爱国”附骥于“忠君”。
“忠君”是历代对屈原正面评价中最有力的支柱，萌芽于司马迁的“睠顾楚国”，至洪兴祖《楚辞补注》则提出了“忧国”一词，《楚辞集注》明确为“爱国”。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典故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典故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典故屈原遭到放逐以后写下离骚的典故是怎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的相关信息，仅供大家阅读参考!屈原，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
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
主要作品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哀郢》，《怀沙》，《招魂》,出自屈原的名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
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
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
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离骚典故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
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
“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
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
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
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少文人墨客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与经历中有感而发，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名作，也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学成就柳宗元虽然只活到了46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许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
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文的成就大于诗。
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
《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
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
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
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
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
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
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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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宋人对屈原的接受叶志衡(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摘要: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关键词:宋代文人;屈原;楚辞;朱熹;忠君爱国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2-0272-04考察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情况,可见出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文人心态。
两宋时期的现实处境与战国后期楚国的形势有着许多相似处。
强敌环视,军事不振不仅是两宋当局统治者的心腹之忧,也一直是神经敏感的宋代文人们的穿心之痛。
这种心痛在两宋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具体到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
其兴盛程度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宋代的楚辞研究堪称继两汉以后楚辞学的第二座高峰。
《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楚辞》类著作12部,除首二部为屈原等撰《楚辞》十六卷和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外,其余为:晁补之《续楚辞》二十卷、又《变离骚》二十卷,黄伯思《翼骚》一卷,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考异》一卷,周紫芝《竹坡楚辞赘说》一卷,朱熹《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一卷,黄铢《楚辞协韵》一卷,钱杲之《离骚集传》一卷,共七家十种。
此为收录宋人楚辞专著文献最集中处,而更多零星的评论、拟作则散见于《宋史》之《儒林传》、《文苑传》以及众多的个人传记中。
还有部分资料散见于宋人杂史、笔记、书录、文学作品等文献中。
姜亮夫先生著《楚辞书目五种》①,辑得宋人著作凡16家22种,另图谱7家9种,为迄今著录宋人《楚辞》类著作最全者。
近年又出版了李诚、熊良智主编的《楚辞评论集览》②,该书从《四库全书》等处集得宋人楚辞评论80余家凡200余项,传世之宋代楚辞文献遂大备于斯。
一 唐以前文人对屈原的评论主要执于褒扬和贬抑两端。
褒扬者如刘安、司马迁等从屈原人格高洁的角度,认为“其志洁”、“其行廉”,“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贬抑者如班固、颜之推等则从屈原言行过激的角度,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忿怼不作者简介:叶志衡(1962-),男,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研究。
①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初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出版发行,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崔富章对此书作了若干修订调整,于1993年予以重印,同时出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
② 该书为崔富章总主编的大型丛书《楚辞学文库》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容,沉江而死”[1]50,实属“文人无行”。
有时一人竟持褒扬和贬抑两论,皆因其时间和境遇不同使然,但从未曾有人提出过屈原“忠君爱国”的概念。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这是楚辞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忠君爱国”的理念来解读屈原精神。
这一概念的提出,或者说这种君国意识的确立,是建构在政治上“中国正统”论基础之上的。
周边异邦的压力,迫使宋人明显感觉到“中国”不等于“天下”,宋人只踞有“中国”,已无法操控“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身民族的合法性,确立汉人中国的正统性便成了宋人的重要使命。
从宋初石介的《中国论》①开始,到欧阳修的《正统论》和《正统辩》②,正统意识、夷夏之辩陡然清晰起来。
而屈原那种自视高贵、傲然不群的品格和对宗族乡土的无限眷恋情结,便成了宋代文人认同和共鸣的基点。
王禹偁为官“八年三黜”仍“不屈其道”,仿作骚体赋,以抒发情志。
梅尧臣作《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赞美屈原“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的忧国之心。
苏轼写《屈原塔》、《屈原庙赋》表达他对屈原忠贞人格的肯定和推崇,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与不平,并寄托自己与屈原一样的拳拳忧国之心。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刘敞、晁补之、张耒等北宋文坛名人都写有诗文评述和赞美屈原的“忠贞之志”、“仁人之心”、“不屈之志”。
靖康难后至于南宋,文人们对民族危机越加忧心忡忡,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
所以在这一时期,坚持主战成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共同认可的正确立场;而呼吁洗雪耻辱、收复中原,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表现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的文学作品也成了当时文坛的主流。
诗里每见“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陆游《白鹤馆夜坐》)词中多是“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
(辛弃疾《喜迁莺・警臣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诗》)而直接凸现一个“忠”字,涵咏爱国主题的文字也不乏见,最为重要的是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出现和朱熹《楚辞集注》中“忠君爱国”理论的直接提出。
今存《楚辞补注》卷一的《离骚后叙》中有这样一段话:“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
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耇,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1]48完全就是针对北宋国破家亡现实的感慨之言。
国破家亡之际最能考验人臣的忠贞气节,也是彰显屈原忠贞精神的最好时刻。
虽然康王南渡建都临安,绍续了大宋国统,但毕竟只剩得半壁江山。
徽钦二帝被虏,北宋灭亡给文人造成的心灵创痛是显而易见的。
洪兴祖反复以“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既是责人也是在责己,其倾力补注楚辞的真正用意也已昭然。
类似的评述在《楚辞补注》中出现多次。
可以说,洪氏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最完整的楚辞注本,而且也为宋人重新接受屈原、升华楚骚精神添上了很重的一笔。
朱熹的《楚辞集注》不仅在注释方面大量采信洪氏成果,而且在思想理念上也多有吸纳洪氏观点之处。
很显然,洪兴祖的“忠臣”、“爱君”、尽“臣子之义”等提法,对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明确提出“忠君爱国”概念是有影响的。
二 朱熹在肯定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即屈原的思想行为已明显偏离中正之道,不能效仿。
张九成更是直接指出:“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不在放浪高远处,亦不在枯槁憔悴处。
”指斥“凡刻意尚难,愤世嫉邪,沽激矜持,决去不反如屈372宋人对屈原的接受①②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
见《欧阳修全集》卷十、卷六十,中华书局,2001年版。
472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博士论坛原、申屠狄之流,皆非圣王之道也。
圣王之道,不疾不徐,不激不抗,悠然自得,从容中道”[2]。
有些理学家甚至因之而否定整部《楚辞》的价值。
魏了翁《跋胡复半埜诗稿》云:“古之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于既溢之余……《离骚》作而文辞之士与世之以声律为文者附会牵合,始与事不相俪。
”[3]卷六十八有些道学家的态度则比较缓和。
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将司马迁、刘勰等人评骚的观点具体化,第一次以“《北门》之志”与“《小弁》之情”来解释《离骚》,借助《诗经》中两篇有因谗而怨内容的作品,化解了班固等人对屈原过度怨愤忧思的指责,并巧妙地将屈骚精神纳入了经学儒教的轨道。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也有相似的阐述。
叶氏在《跋刘克逊诗》中云:“孔子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水为沅、湘,不专以清,必达于海。
玉为 、璋,不专以好,必荐于郊庙。
”[4]卷二十九肯定《诗》、《骚》华质两备的特性。
叶适在为“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作的《徐灵渊墓志铭》中也说:“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4]卷二十一更是将《诗》、《骚》并列为诗歌极致。
但终归未能脱出以经说骚、借经以提高屈原和楚辞地位的苑囿,而这正是道学家们所坚守的底线,也是他们倡言“道统”和“文统”的需要。
洪兴祖在注完《离骚章句》后援引司马迁《屈原列传》中那段著名的赞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50斥责班固、颜之推对屈原言行的指责“无异妾妇儿童之见”[5]50。
朱熹则是从理学“诚”意的角度出发,认为屈原“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可有助于“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6]“理”是无所不包的,理是宋代理学家心目中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的总原则。
正是由于朱熹对屈子精神“忠君爱国”的解读和对屈原之心本“诚”的推论,使他不再有班固、颜之推式的指责,而是包容了屈原志行中那些不合“中庸”的细节,只着重肯定其至仁至诚的“忠君爱国”之“大节”,并将它提升到“三纲五典”、天理、人性的高度。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不满于前人的楚辞研究只重名物训诂,不重义理阐释和精神提炼的偏向,使得他在潜心儒家经学的同时,花时间著述了《楚辞集注》、《楚辞后语》,直接引周敦颐、二程、邵雍等人的“无极”、“太极”理论来解读屈原和楚辞,最终将楚辞研究也纳入了他一生所极力倡导的“道学”轨道,完成了宋人对屈骚精神的重塑和升华,留下了在楚辞接受史上最具宋代特色的一笔。
其后,“忠君爱国”成了屈骚精神中最鲜艳夺目的一面旗帜。
每当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国人们便会高扬起这面旗帜,使之成为一种抗敌护国的力量,其泽润及今日。
三 但是道学家毕竟不是宋代文人的全部,何况程朱理学在朱熹生前还曾一度被斥为“伪学”,遭到禁黜。
许多文人敬仰的是屈原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以及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并把这两点当作自己处穷时期的楷模和励志的动力。
两宋时期虽然文官当政,但北宋党争不断,守成与革新之论贯穿始终;南宋国运多舛,主战主降之争此消彼长。
一批文人政坛得志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另一批文人的仕途失意。
从范仲淹到欧阳修,从苏轼到辛弃疾,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大批文人亲历了尽忠遭谗、怀才不遇的痛苦感受,或者目睹了亲友同僚无端遭贬、直言获罪的情况,这都使得他们将目光投掷到与自身命运及现实政治相仿佛,同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古贤屈原身上。
借屈原之酒浇自家之愁,以屈原之志励己之志,以屈原之行勉己之行。
在这方面,杨万里《天问天对解》,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醉翁亭记》,苏轼《屈原塔》诗、《屈原庙赋》、《答谢民师书》,晁补之《续离骚序》、《变离骚序》,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多篇小序和注文,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芳草谱》,朱熹《楚辞集注》序文和注文,钱杲之《离骚集传》注文;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喜迁莺・警臣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诗》等词;以及陆游、王十朋、陈傅良、楼钥等人的大量咏屈诗篇,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种精神意趣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