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实用word文档 (5页)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风险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风险三、现有大、中、小城市的发展环境都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归宿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最大障碍是城乡户籍制度，提出只要放开严格的户籍管理就能改变现状。
我历来不认同这个观点，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类大城市，这个观点与事实不符。
实际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现农民市民化，最大、最重要的障碍并不是户籍，而是生活成本的高昂和社会保障的短缺。
下面仅以两个典型事例说明问题。
第一，从住房问题看。
从2004―2011年，国内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增长92.83%，平均每年价格增长11.60%，大致8年翻一番，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年增水平高于16%，大致6年翻一番。
在中央政府的严格调控下，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从2012年11月开始，房价水平又大幅反弹，许多大中城市已接近两位数字。
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52%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为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近郊区的农民住房，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1%。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足3%。
2010年农民工月租房成本平均为421元，占月平均工资的1/4。
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3200万套保障房以四口之家计算可容纳近1.2亿人，但这个保障房工程基本上没有农民市民化的份额，更不要说可能有上亿人的规模了。
第二，从社会保障问题看。
最近8年来城市企业退休基本养老金水平连续提高，2012年已从月人均700多元提高到1700元，年收入达到20400元，这就为全面参加社会保障项目提供了基本条件。
相比之下，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2011年底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16.4%，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仅为18.6%，参加工伤保险的仅为27%，参加失业保险的仅为9.4%。
如此低的参保水平，主要受制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
以武汉市为例，一个农民工如参加城镇各项社会保险，用人企业每月需为其缴纳516元，农民工本人每月缴纳166元(占其本人月工资的12%)，合计为每月682元，每年为8184元。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潜在风险及对策(本科)-城市社会学论文-社会学论文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潜在风险及对策（本科）-城市社会学论文-社会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题目：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潜在风险及对策目录摘要（详见正文）一、前言（一）课题研究意义（二）城市与城市化（三）城市化的进程及现状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一）快速城市化的内涵（二）我国快速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三）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风险因素分析（四）防范快速城市化风险的对策结论参考文献以下是论文正文摘要：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经济、环境、社会各个方面, 发达国家花了几百年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正在用很短时间走完，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如何妥善处理城市化过程中风险与问题,已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本文在借鉴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提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快速城市化；风险一、前言城市化，是人类所居住的城市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工业化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是人类社会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表现为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数目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农业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用地扩展，城市建设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当中。
城市化是区域人口变迁、社会经济转型和地域空间重构的过程。
城市化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诺瑟姆（R.M.Northam，1979）总结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历程和轨迹，将城市化的发展分为初级缓慢阶段，中级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饱和阶段。
根据诺瑟姆的S型阶段模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城市水平处于30%～60%的时期属于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时期。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一、城镇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来建设住宅、学校、医院和公共设施，加之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在一些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土地造成了不小的不满。
同时，新建住宅区和公共设施区占用了大量的农田和耕地资源，导致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对于国家粮食储备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隐患。
二、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城市污染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中国，城市空气和水质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农村地区的资源大多被城市富裕居民收购，土地过度使用，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也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带来了威胁。
三、城镇化带来的房价波动问题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房价也逐渐呈现出波动的趋势，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涨幅巨大。
这种房价波动的趋势会导致一些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此外，如果房价一直处于高位，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购房难度也越来越大，从而影响了消费水平和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城镇化带来了实际增长率，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的失衡问题。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一些人口富裕，一些人口贫困。
这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导致社会稳定性问题。
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建立社会保障系统，降低贫富差距，切实保障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五、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大量年轻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这些老年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并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此外，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的不断增长，医疗和养老问题将成为国家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影响城镇化的发展。
案例分析一、土地问题案例：2012年，广东省某地政府强制征用了一批土地来修建城市，该做法引发了上千名农民的抗议，当地政府被迫停止征用土地。
二、环境污染问题案例：2015年，北京市PM2.5指数在雾霾天数中达到了70%，空气质量急剧下降，百姓因此感染呼吸道和肺部疾病等。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分析.doc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分析-为您编辑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分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分析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城乡矛盾的内化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消灭城乡差别。
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
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两个极不对称”继续发展，也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让中国城市化率达到很高水平（比如75%―80%）；让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口比例大大减少，从而在形式上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
但是，一切问题都不会得到真正解决。
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将会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的种种矛盾，例如城市人群贫富分化加大加剧的矛盾，城市户籍市民和大量非户籍就业人群的利益矛盾，政府管理差别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矛盾，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和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等等。
由此，在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基本结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面临一种非常纠结的状况。
那时，城市土地无论在商用、住宅还是工业用地方面的进一步扩张，都会继续创造巨大产值，城市建设与城市繁荣会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中国经济总量肯定上一个大台阶。
与此同时，大量失地农民只有少部分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大部分成为不稳定的城市最低收入人群，以及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就业者。
这时，如果我们执政党还要继续坚持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在已经没有大量土地资源和公有制土地红利使用殆尽的情况下，斡旋余地将十分有限，成本和难度会非常之大。
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分配，失地农民损失巨大，城乡矛盾内化的社会矛盾一定会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国内已经出现的“城乡矛盾内化”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扩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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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广大朋友们，关于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城乡矛盾的内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消灭城乡差别。
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
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2006年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城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
1996年到2003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 5.12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1996 2003)，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始终保持在49%―50%的水平，变动差率在1 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城市化把大量农村土地拿走了，代价仅仅是不成比例地接受少量城市户籍市民，继续留在农村就业的人群比仍然相对较高，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以1980年到2010年为例，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为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9.2倍，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0万增加到6.7113亿，增加了3.5倍，其中户籍人口只有4.579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3.15%，有2.1321亿人没有成为市民。
两个极不对称继续发展，也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让中国城市化率达到很高水平(比如75%―80%);让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口比例大大减少，从而在形式上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防范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防范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伦理道德危机、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等问题。
本文对现实进行分析，对社会风险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措施。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1.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严重(1)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新的阶层不断涌现，并打破了原有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充分利用自身的才干、技能，勤劳致富;也有一些人，善于领会政策，预见社会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私营企业家，并很快致富，甚至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一跃而成为社会的新阶层。
在城镇，也有大量原来的“工人阶层”下岗，有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生活艰辛。
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某一地区内部富有的阶层和收入较低的阶层之间，而且也表现在东南部地区农民的比较富裕和西部地区农民的比较贫穷之间。
反映社会公正度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初期为0.2;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基尼系数逐渐提高，基本维持在0.4以上。
2006年时则已经达0.47(即超过了中等不平等程度。
国际普遍认为0.4为黄色警戒线，若达到0.5，则可能出现社会动乱)。
(2)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形成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导致一些弱势阶层心中滋生不满情绪。
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由于地域、个人努力、甚至是部分人初始所处的位置不同，使本应“平等”的社会竞争实际上带有了一定的“不平等性”。
如有少部分人不是通过遵纪守法、勤劳致富，而是利用不正当手段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钻法律空子、偷税漏税而起家，等等。
由于“起点”的不公平、“不平等”，使得一些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的人心怀不满。
在城镇，由于整个经济处于转轨过程中，分配秩序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典型的如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其收入并非由于其付出更多的劳动，而是因为凭借国家给的垄断地位而获得了比普通社会成员大得多的利益，使得不少社会成员觉得自己的付出与获得存在相当大的不公平，也易于引起一些不满。
重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隐藏的风险
重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隐藏的风险
作者：尉建文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 2020年第2期
尉建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
我国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问题，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解决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和融入问题。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仍然隐藏着一些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由于户籍、就业等因素的限制，一些进城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进得了城却无法长久留下来。
二是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产生了较大社会成本，导致特定时点交通运输压力较大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等问题。
三是众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农村务农经历，虽然在农村仍有承包地，但一些人面临着回不去、留不下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紧迫任务，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素质和能力。
（来源：《人民日报》）。
城镇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浅谈我国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摘要：我国城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在大力的推进城镇化建设，而在逐步的城镇化建设中又展现出了许多的挑战与机遇，而正确认识这些挑战与机遇是有利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促进我国经济和政治更快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我国（中国）城镇化挑战机遇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原因与发展状况（一）原因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行，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也越来越重要，其中在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足以证明我国对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度。
同时城镇化建设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就现阶段来说,四大经济失衡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健康持续增长,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而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突破口。
所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建设就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
从局限“区域协调发展”一隅，到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综上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国家全面推进城镇化发展。
（二）背景及发展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指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并且，从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看，城镇化建设是一条共同经验，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须走这条路。
例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那么我国现在的城镇化建设又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或说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史诗，这也是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一篇：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
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
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二）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问题一些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
还有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
城市规划和管理脱节，市政工程缺乏统筹规划和建设，综合管理能力滞后，影响城市运行效率，一些城市“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比较突出。
（三）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目前，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已超过1亿人，但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很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也很突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工作刚刚起步，养老保险尚未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
很多录用农民工的企业都没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其录用的农民工提供法定的保险。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广大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欠帐，虽然降低了目前的企业运营和城市发展成本，但是将构成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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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
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201X年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城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
1996年到201X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5.12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1996—201X），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始终保持在49%―50%的水平，变动差率在1—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城市化把大量农村土地拿走了，代价仅仅是不成比例地接受少量城市户籍市民，继续留在农村就业的人群比仍然相对较高，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以1980年到201X年为例，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为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9.2倍，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0万增加到6.7113亿，增加了3.5倍，其中户籍人口只有4.579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3.15%，有2.1321亿人没有成为市民。
贺雪峰：中国城市化之忧word资料26页
贺雪峰：中国城市化之忧2019-11-14 00:35 作者：贺雪峰核心提示：其表面说项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而且使进城农民的处境堪忧。
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而尤其是地方政府，都正在急于做土地文章，急于做房地产的文章。
其表面说项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而且使进城农民的处境堪忧。
迄今为止，中央在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一直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采取了较为稳定的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践效果。
不过，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在如何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明显表现出激进情绪，这种激进情绪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笔者近年来一直反对目前学界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的激进情绪，而主张一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遗憾的是，笔者的声音过于微弱，根本无力阻止地方政府的狂热情绪，因此再撰此文重申自己的观点。
一、地方政府的实践最近一个月，在城市化的激进实践方面，笔者连续看到三个版本，一是众所周知的重庆市高调出台的农民转户进城政策，二是山东由诸城开始已在山东全省相当部分地区推开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实践，三是2019年7月笔者在河南K镇调研发现的河南小城镇建设案例。
1.重庆版本2019年8月1日开始，重庆市实施《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启动重庆市农民转户进城的改革，根据规划，重庆户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19年至2019年，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登记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城镇居民338万人;第二阶段是2019年到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
重庆市长黄奇帆说，“届时，重庆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为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
调研报告：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政策建议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XX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5.61%。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前期所积累的大量问题和矛盾，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正集中爆发，加快城市化，转型发展形势严峻。
在财政金融方面，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已经不能持续，所隐藏的地方债务风险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隐忧。
在房地产方面，城市化速度放缓、城镇劳动人口增长放缓以及老龄化加速将导致住房需求放缓，中国房地产风险进一步暴露。
在社会融合方面，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1亿多城镇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居住在棚户区，城市内部二元矛盾凸显。
在环境治理方面，经济体量、新增量的持续上升带来的环境压力仍处高位，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也加大了城市环境压力。
一、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财政获取城市发展资金。
这与中国独特的地方治理结构相关。
首先，中国的层级政府结构包含中央、省(区、市)、地区(市)、县(区)、乡镇(街道)等五级。
在行政上，中央政府任命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官员，省级领导任命地级领导，依此类推。
在财政上，中央政府决定中央和地方的税种和税率，地方政府实质上不具有税权。
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比如国家层面拟定的年度GDP增长目标)，一般通过各级政府逐级下达，由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框架中设法达到。
研究表明，地方领导干部的提拔，往往与他们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绩指标密切相关。
在这种激励之下，地方各级政府在同级政府之间竞争GDP增长率和外来投资，并试图达到地方税收最大化。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占比变化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规范了政府间的收入范围，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试图使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更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
但是，地方政府一直抱。
中国既往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五大问题
中国既往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五大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按照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1996—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的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速度将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左右，到2030年之前，我国仍将有2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
但是，在既往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主要由于受一些体制机制性因素的影响，累积了多方面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寻求城镇化新的发展路径。
既往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高速度、低质量如前所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在过去的15年间达到年均1.39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个速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个“名义速度”。
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也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这部分人的主体是农民工，目前的规模大约为2.2亿人。
在现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限制下，他们基本上享受不到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诸多市民所享有的权利。
不仅城市中的原有户籍人口没有把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员，农民工的大多数自己也没有对所居住的城市产生归属感。
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已经在城市内部转化成新的二元结构。
2011年，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是34.71%，与当年的城镇化率51.27%相比有16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因此可以认为，按照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城镇化率，其内涵是不够充实的，质量是不够高的。
2.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既往的城镇化发展方式之不可持续，首先表现在城镇建设的过度扩张方面。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少城市热衷于拉大建设框架，搞低密度开发。
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8.5%，但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46.1%。
警惕城镇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警惕城镇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城镇化战略既是当前我国拉动内需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然而，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由此带来的内需扩大，更要高度关注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我国城镇化战略提出的背景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7.12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2.5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如果按照城镇户籍的人数，即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
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城镇打工的有2.63亿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大概不到1%在城市购房，其余的都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并不真正属于城镇居民。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缓慢，外部需求仍然疲软，而城镇化能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我国经济下滑的压力。
有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
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
未来7-8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元。
城镇化还可以带来以消费为目的的投资，一般来讲，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3倍。
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会带来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
所以，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对未来城镇化发展指明方向。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内涵对于城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的进一步补充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我国前十年城镇化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城镇化的质量不高。
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是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也就是说其中有将近20%的比率还是农民。
大量的人口集聚到城市，实现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
因为我们这个统计是根据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就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其实这个52%的城镇人口中有1/3的身份是农民，他们是半城镇化的人，工作、职业是二产和三产，但是消费、身份、家庭仍然是在农村。
所以说城镇化的质量不高，这一些人无法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
2、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城镇扩张的速度大于集聚人口的速度，农村人口减少但是占地却增加了。
比如2000-2010年，我国城镇建城区面积一共扩张了64%，将近65%，但是城镇人口集聚了仅仅是45%。
就是说大量的城市扩张了，人口却没有集聚那么多，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按照理论和国际实践，城镇化是节约土地的，因为农民进了城，土地就可以腾出来，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减少，农村用地却没有减少。
2000-2010年农村人口减少了1.37亿，但是村庄用地却从2.17亿亩上升到了2.21亿亩。
3、城镇发展严重不平衡。
这个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1）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过度，城镇化不足。
这个地区从全国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孔雀东南飞”，或者“一江春水向东流”，大量的中西部的人才、资金、信息、劳动力全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但是却无法落户和定居。
相反，大量内地的乡镇企业、内地的中小城市因此导致了衰微，不能说是衰落，但是基本上缺乏产业支撑，工业化严重不足，趋于萎缩和凋敝，即沿海地区工业化过度，城市化不足。
为什么城市化不足？因为大量的人口实现了就业的工业化，但是无法在当地定居。
而内地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的支撑，劳动力大量流走，开始凋敝、萎缩。
城镇化风险及解决办法分析
城镇化风险及解决办法分析在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内涵以及未来城镇化的总体发展思路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面临众多的挑战与障碍，其中核心是贫民窟的隐忧、老龄化的挑战和城镇化的资金来源问题。
贫民窟隐忧：拉力不足和推力不确定性增大巴西贫富差距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案例。
巴西1960-1990的前30年即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贫民窟大量产生的过程，社会贫富差距达到极点。
巴西的城市化率从1960年的46.1%上升至1989年的73.1%，人均GDP从1960年的208美元上升至1989年的2893美元。
1989年可以说是巴西的一个转折点，总体上基尼系数从这一年开始产生下降趋势。
土地制度是巴西前30年快速城市化和贫民窟相伴生的重要原因。
巴西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和大农户手里，大部分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这种土地极端不平均的状况使贫民窟现象不可避免。
但在后20年发展中，巴西开始关注低收入人群，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服务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以各种帮扶计划援助低收入人群，经济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从巴西的例子可见，城市化包括两种力量：推力和拉力。
推力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推动农民的非农就业；拉力是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
当推力远远大于拉力时，容易产生“贫民窟”现象；当推力远远小于拉力时，容易产生“民工荒”现象。
在中国，还存在人为施加的制度障碍户籍和土地城乡二元结构。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包括两个：一是拉力不足，就业与住房容纳能力欠缺；二是推力受地方政府征地、新生代农民工偏好和农民增收影响，不确定性增大。
从拉力看，目前中国的特大城市拉力有余，而战略主体的中小城镇拉力不足。
中小城镇的国有企业效益较低，吸纳劳动力有限，而民营企业活力受压制，吸纳能力减弱，中小城镇的发展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
这促使中小城镇的农民非就近转移，而选择长途奔波地跨省、跨区域流动。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
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1、城市数量虚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不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贪大求快，只追求建设速度和数量，其实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2、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1）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
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
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
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2）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
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
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一是在教育方面。
二是在医疗方面。
（3）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
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东西部城市化差距大。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zhōnɡɡuó)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wèntí)与对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取得(qǔdé)了巨大的成就。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shèhuì)发展的大战略, 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是全面(quánmiàn)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之一。
本次讨论我们围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揭示城镇化过程中的真正需求和发展目标, 进而提出合理的发展对策。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1．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存在虚高问题200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3．9％，低于与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大体相当的国家55％的平均水平。
同时，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快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但同这些国家在它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城市人IZl增长率相比，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却相对较低。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和同等收入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比同等城镇化水平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城镇服务业发展也远为滞后。
按现在的统计口径，虽然有很多人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公共服务不足等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没有享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
严格地说，这些人不属于被城市化了的人口。
如果剔除这部分人，则中国城镇化水平更低。
2. 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镇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 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 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 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
除原有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开始形成。
2006年, 我国城镇人口5. 77 亿人, 城镇化率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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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城乡矛盾的内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城镇化的
发展，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消灭城乡差别。
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
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
盾并没有真正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
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
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201X年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城
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
1996年到201X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
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
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
5.12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1996201X），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始终保持在49%―50%的水平，变动差率
在1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城市化把大量农村土地拿走了，代价
仅仅是不成比例地接受少量城市户籍市民，继续留在农村就业的人群比仍然相
对较高，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
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
后来，
又有人提出了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以1980年到201X年为例，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为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9.2倍，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0万增加到6.7113亿，增加了3.5倍，其中户籍人口只有4.579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3.15%，有
2.1321亿人没有成为市民。
两个极不对称继续发展，也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让中国城市化率达到很
高水平（比如75%―80%）；让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口比例大大减少，从而在形式
上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
但是，一切问题都不会得到真正解决。
城乡
二元化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将会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的种种矛盾，例如城
市人群贫富分化加大加剧的矛盾，城市户籍市民和大量非户籍就业人群的利益
矛盾，政府管理差别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矛盾，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和超越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