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论“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的历史必然性
漳州师范学 院学报 （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２ ０ 第 ４期 ０ ６年
（ 总第 ６ 期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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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常斐 ：论 “ 诗吉志”走向 “ 诗缘情 ”的历史必然性
第 ４朗
变 为以社会功用 为主流 ，表达 “ 志 ”或 “ 众 己志 ”为 目的。李 春青认 为 “ ‘ 诗言志 ’是对诗歌本体 和功能 的双重认 定 ：从本 体 角度 看 ，其说 明确 指 出诗 歌 的基本 构成或 日根 本之 处在 于 “ ” ；从 功能角 度看 ， 志 ‘ 诗言 志 ’等 于说 ‘ 诗是用 来抒发 怀抱 的 ’，或者 说 ‘ 诗可 以用来抒 发怀 抱 ’”…㈣ “ ， 诗言志 ” 的双
亲自 整理古籍 ， “ 古者 《 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皆歌弦之 ，以 求合 《 《 《 《 韶》 武》 雅》 颂》之音。”『 ２ 孔子的教学重视诗书礼乐的结合 ，尤其对 《 诗》推崇备
朱 自清先生在其专著 《 诗言志辨》 中作了更为清晰 的阐述 ，明确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诗论 ，而 “ 诗 言志 ”又是其 开山纲 领。 “ 诗缘情 ”承 “ 言志 ”而 志”的关系问题上 ，代表性观点有三种 ：一是情志不同 ， 是情志同义，三是情中有志 、 二 志 中有情 。其实 ，二者的关系只有放在具体 的文化语境 中才可确定 ，且初期 ，由 “ 诗言志”到 “ 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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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渊源与差异
浅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渊源与差异作者：周津来源：《剑南文学》2013年第07期摘要：“诗言志”和“诗缘情”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先后出现的理论观念，是前后承接又具有差异性的。
本文通过对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论述两者的内在渊源和各自侧重点，最终认识到“诗缘情”并非是对“诗言志”的完全颠覆，而是对它的修正和完善。
“志”与“情”构成诗歌内在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两者具有内在的张力性，在碰撞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志；情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3“诗缘情”是西晋著名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观点。
他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体分八体四类的基础上，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其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1]（99页）陆机在对当时最重要的纯文学诗与赋的特征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重要文学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意义。
这一主张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成为与传统“诗言志”的观念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的范畴，对后世影响极大。
许多学者认为从儒家传统角度看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一种对儒家诗教的背叛。
他们认为“诗缘情”与“诗言志”是完全对立的文学观念。
但本文以为：“诗缘情”与“诗言志”并非完全对立的，“诗缘情”是由“诗言志” 发展衍变而来。
在对从“诗言志” 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的分析中可看到它们的渊源与差异。
一“诗言志”的發展历程在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
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基本认识就是“诗言志”。
“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观念最早是在《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
简述南北朝之前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逻辑进程
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发展。
这种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
在这个阶段，诗歌被视为表达诗人内心思想、志向和情感的工具。
如《尚书·尧典》中所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在这个时期，诗歌与音乐、舞蹈紧密相连，往往是集体歌唱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教化、劝谏等。
第二阶段是汉代的“赋比兴”。
在这个阶段，诗歌的表达方式逐渐丰富，不仅言志，也开始描述事物，这被称为“赋”；同时，诗歌也开始用比喻、象征等方式来表达情感和思想，被称为“比兴”。
这个阶段的诗歌功能更加多样，既有言志的成分，也有描述事物的成分。
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缘情”。
在这个阶段，诗歌开始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而不仅仅是表达志向和思想。
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有关。
当时，社会动荡，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因此诗歌也开始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
如曹丕的《燕歌行》就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实现的无奈。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这个过程不仅是诗歌功能的变化，也是诗人对诗歌本质认识的变化。
在“诗言志”的阶段，诗歌被视为表达诗人内心思想、志向和情感的工具；而在“诗缘情”的阶段，诗歌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
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也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同时，“诗缘情”说的兴起也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关。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这种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使得诗歌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
总之，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发展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体现了人们对于诗歌本质和功能认识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自身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
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嬗变说起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10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嬗变说起李永娇【摘 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两个重要诗歌理论。
前者强调诗应侧重于反映现实，对上要“箴谏”，对下要有“教化”的作用，体现诗人之意志。
后者强调诗应感物而抒发情志，表达诗人之性情。
本文指出了“诗言志”、“诗缘情”的含义和功能随着时间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诗言志 诗缘情 情感 嬗变“诗言志”和“诗缘情”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上重要的两大诗学命题，“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它的含义与作用被不断发展与延伸，并在汉代达到顶峰。
在西汉时期，诗的“言志”功能衰弱且“缘情”功能加强。
魏晋时期的玄学兴起，陆机否定儒学观念中的程式化倾向，并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完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
这个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沿革与发展有着某些必经之路。
一、概念释义（一）诗言志的内涵“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志”有三个意义：记忆、记录及怀抱。
正是这三个释义见证了诗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到了“诗言志”这个时期，“志”就指“怀抱”了。
诗就是用来表现人的志向以及怀抱的，反映诗的一种政教意识，朱自清先生称其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二）诗缘情的内涵“诗缘情”出自陆机的《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就是说诗是由情而发的，诗以抒发情志为主，情感的表达要生动优美。
强调诗吟咏性情的功用，自由地抒发真实的情感而不受礼教的束缚。
“诗缘情”是在魏晋文学自觉的背景下提出的，否定了关于以往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张扬人的个性，适应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需要。
二、“言志”诗学的功用献诗陈志：“由下而上”，传述讽旨。
献诗陈志大约出现在西周时期。
献诗是为了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和观点，也就是补察时政，而庶人的批评意见先是在民间流传广布被官吏知道后上报给管理者知晓的。
从诗言志和诗缘情解读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
抒 情 相 比 ，言志 占主 导地 位 ，诗 中 所 抒发 的情感 是 受 到 志的 制 约 。
“ 志”既 然是作 诗人 的思想 感情 、愿 望 和 意志 的表 达 ，言 “ 志 ” 的诗 就
释 “ 志”指 的是 “ 怀抱 ” ，是 与古 代
表 现在 诗歌 中对 时 间和 生命 的短 暂 的感 慨 ，人 们 渐渐 开 始 注重 个体 情 感 的抒 发 ， 自我意 识 开 始觉 醒 ，将
“ 志 ”的情感 丰富化 ，为 魏晋 时期 文 学批 评 的繁 荣 和文 人 自我 意识 的觉 醒奠定 了基础。 魏 晋 时期 是 文学 自觉 的 时 代 ，
从 诗 言 Ｐ ＿ ｌ 志 ， ＿ 和 Ｉ ’ Ｈ Ｉ ＿ 诗 缘 情 解 读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中 的 情
圃 普 琪
内容摘 要 ： “ 诗 言志”被 誉为是 中国诗 学的开 山纲 领 ，先 秦 时期 由儒 家推 崇的 《 诗》 成为最权 威 的教 材 ，并且 “ 志” 占据 了主导地 位。汉代 以后 ，诗歌 中的 “ 情”在慢慢 的增加 ，重在真 情实感的流露 ，直到魏 晋 时期 陆机在 《 文赋》 中提 出 “ 诗 缘情”的说法 ，中国诗 学从 一种 功利 功能 向审美功 能转化 ，其 中 “ 情”成
为 中 国古 代 诗 歌 的根 。
关键词 ：志 情
功利 情感
一
、
“ 诗言 志”
中情 感 的抒 发 。 最先 在 诗 歌 中表 达 自 自己 志 向不 能 够 实 现 时 ， 写 下 不 朽 的诗 篇 《 离 骚》，这与 之前 的具 有 功利 的诗是 截 然不 同的 ，从 《 诗大 序》 可 以看 出 “ 情 ”在 诗 歌 中 的 比重在 慢慢 增 加 ， 诗歌 中的 “ 志”和 “ 情 ”是 可 以 统 的。 《 说 文解 字》 对 于 “ 志 ” 的 解 释为： “ 意 也 ，从 心 之 声 ”，而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９ ・ Ｏ
孙 婧 ：诗 言 志 ” 诗 缘 情 ” 盾 的 非矛 盾 性 “ 与“ 矛
者， 吟咏情 性也” 。
情 是一 致 的 ， 即都 是表 现 。两者必 须 同时萌 发 ， 之 形 于言 ， 才是全 面 的 符合 创 作 实 际 的 。正 是 毛 诗 序将
“ 首 次 提到 了一个重 要 的位置上 。这 种对 于文学 情” 艺术情 感性 的重 视 ， 明 了人 们 对 文学 艺 术 的 特征 说 有 了进 一 步的认 识 ， 是 一种 历 史 的进 步 。 中国文 这
而行 于言 ” 刘勰 说“ 文者情 动而 辞发 ” 严 羽说“ ， 缀 ， 诗
基 金 项 目 ： 川 省 教 育厅 重点 研 究 课 题 “ 四 四川 动漫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 阶段 性 成 果 （０ ００ １ ２ １１ ０ ） 作 者 简 介 ： 婧 （９ ９ ） 女 ， 林 九 台 人 ， 士 研 究 生 ， 要 从 事 文 艺 美 学研 究 。 孙 １７一 ， 吉 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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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１ 年 １ ０２ 月
２ ２ ０１
“ 言 志 ’ “ 缘 情 ＂ 盾 的 非 矛 盾 性 诗 ’ 诗 与 矛
孙 婧
（ 四川 大学 文学与新 闻学院 ， 成都
摘
６０ ６） １ ０ ４
要 ： 直 以来 ， 论 界 将 “ 言志 ” 诗缘 情” 立 起 来 ， 而形 成 文 论 发展 的 两 个 不 同 流 派 ， 乎 两 一 理 诗 与“ 对 从 似
本 体 。言 志 派 一 般 将 “ 比兴 ” 解 为 伦 理 道 德 的 理 象 征 和 美 刺 讽 谏 的 寄 托 。该 派 主 要 承 袭 了 毛 诗 序的言志教 化说 与牵 强附会 “ 文 而谲谏 ” 主 即歌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阅读答案及解析
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
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
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
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
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
“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
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
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诗言志”与“诗缘情”简述共4页文档
“诗言志”与“诗缘情”简述“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诗言志”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虽然《尚书·尧典》的确切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但其在春秋战国期间已经出现应无可疑。
但此时“诗言志”只是“赋诗言志”，即不进行诗歌创作，而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或在外交上表达国家意愿。
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就有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道志”。
此处之“志”并非诗歌作者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
此后，孟子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以意逆志”之“志”是诗人之“志”。
孟子认为“说诗者”不能因自己言志的需要而曲解诗句原意。
孟子在此已经认识到诗歌是诗人的作品，表达的是诗人的情感。
所以，有学者说“孟子论诗，是那个时代人朝着诗的本质属性认识迈出的极为关键的一步” [1]。
顾颉刚甚至把“以意逆志”称为“诗学的发端”。
然而，战国末期荀子又提出了“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的观点。
认为《诗经》的“志”不是诗人自己思想情感，而是儒家治理天下之“道”。
汉代，《毛诗序》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论，其对“诗”的描述凸显了“诗”作为独立文体的地位，创造性的将“志”“情”相连：“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确认了“诗”表达诗人之“志”的功能。
其从“赋诗言志”走向了“作诗言志”，并把“情”、“志”并列而谈，“志”与“情”得到了统一。
虽然在情志关系上《毛诗·大序》仍然更侧重于“志”，但是其已经认识到了抒情与言志是密不可分的，并把“情”作为诗歌的内容和创作冲动加以论述，很好的为“言志”到“缘情”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不过，受孔子“思无邪”思想的影响，《毛诗序》对“情”进行了约束，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时代动荡，思想活跃，人性觉醒，儒家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略谈陆机诗的特点及其在文坛的地位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略谈陆机诗的特点及其在文坛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程朱理学等几个大的阶段，其中魏晋玄学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影响最为巨大。
它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种种恶浊现象的根源。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本质就是不为名教所拘，求得精神上的自由。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陆机则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第一个系统的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理论，将创作提上了文学批评的议程，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机弹琴图陆机的代表作《文赋》是古代知识分子进行创作的指南，提出了“言意之辩”，阐发了儒玄之要义。
他提出的“文章之体，有万变之殊，中众物之形，无一定之量”，指出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创作的审美要符合时代的特征。
这是将文学的多变性与客观事物的多变性相结合，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
一、陆机的生平自曹魏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是一种凭出身门第选拔官员的制度。
统治者对士族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陆机字士衡，是东吴名臣陆逊之孙、陆抗之子，也是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士族之一——吴郡陆氏的代表人物。
孙吴时期，吴郡陆氏一门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是南方顶级门阀士族之家。
西晋统一后，晋武帝对当时南方士族对新生的西晋政权并不合作的形势深怀忧虑，怎么样才能让南方士族死心塌地的与政府合作成为困扰西晋新生政权的大问题。
晋武帝最终采用了对南人加以礼遇的办法，“随才授任，文武并叙”，来笼络和招揽南方士族。
在这种情况下，陆机与弟弟陆云于太康十年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
陆机剧照作为士族门阀大家，陆机兄弟肩负着光大家业的使命。
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既是南方士族的总代表，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有'太康之英'的美誉。
论魏晋时期“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论魏晋时期“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作者：于海蓉来源：《速读·中旬》2015年第07期摘要：“诗言志” 和“诗缘情”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但是，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一直为学术界所探讨，两者之间的过渡因素在我国现在学术界中说法不一。
本文从魏晋时期社会的变动、崇文风尚的提倡以及玄学思想的兴盛与屈原思想这三方面探究“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时期；诗言志；诗缘情；文学自觉“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两大理论源头，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在我国现在学术界中说法不一。
但是毫无疑问，魏晋时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
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越来越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迎来诗学自觉的时代。
这种自觉的产生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变动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从三国之战开始人们就处于烽火硝烟之中，之后围绕皇权的争斗一直不断，加上社会中地方权贵的利益冲突等等。
这些社会的变动导致了人们一向视为神圣的正统观念被颠覆，正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受到质疑。
文人开始从群体意志中走出来，个体变得更加突出。
这就引发了个人自我的觉醒，文人开始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自我人生价值超越了外在价值。
有一种说法，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是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应当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
反之，当社会政治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文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挫折、遭受不幸。
有的是不得志有的甚至是国破家亡。
这种经历虽说痛苦万分但是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都有了不同常人的认识和感悟。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诗言志”根本不能满足文人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宣泄个人感情。
因此，这些文人通过自己的诗、自己的作品宣泄自己的情感，他们的作品更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风格，它以表达作者志向和记述历史事件为
主要特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的主题逐渐从言志转向了缘情，即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首先，社会环境的变化是
一个重要因素。
在古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和战争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很多诗人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态度和观点。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变革，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政治转向了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
其次，个人经历和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主题转变。
诗人在创作诗
歌时往往会受到个人情感和经历的影响，诗言志更多地反映了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的理想和抱负。
而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诗人逐渐发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情感和感受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创作灵感。
此外，诗歌的发展和变革也是导致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之一。
诗歌创作
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诗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中吸取了各种风格和表达方式。
诗人们逐渐意识到缘情的表达更加贴近生活，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总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经历和诗歌创作的发展都对这一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诗人对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也使诗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生活的关怀。
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诗歌的认知和要求逐渐提高。
传统的“诗言志”观念，主要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诗歌的道德伦理价值，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诗歌的多元化需求。
因此，诗歌开始突破传统的束缚，寻求更多的表达方式和主题。
其次，随着个体诗人的出现和文学的个性化发展，诗歌的创作主体开始发生变化。
个体诗人的出现，使得诗歌不再仅仅是文献诗，而是有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表达。
这也使得诗歌的创作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加广泛，逐渐形成了“诗缘情”的观念。
此外，随着诗歌文体的不断发展，诗歌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也不断创新。
个体诗人的出现和诗歌文体的创新，共同推动了“诗缘情”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诗歌的认知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六朝时期流于绮糜的文风，使得“诗言志”的政治教化功能再次受到重视。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强调诗歌的个人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
这种背景下，“情志并举”的观念开始出现，从而推动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个转变过程不仅推动了诗歌的多元化发展，也对于后世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摘要：一、引言二、诗言志的内涵及发展1.诗言志的定义2.诗言志的传统3.诗言志的现代发展三、诗缘情的内涵及发展1.诗缘情的定义2.诗缘情的传统3.诗缘情的现代发展四、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1.主题和情感的差异2.表达方式的不同五、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1.主题和情感的交融2.表达方式的互相借鉴六、结论正文：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两大主题，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内涵和风格。
诗言志，指的是诗歌用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在古代，诗言志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个人遭遇的抒发。
比如，《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典型的诗言志之作，它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不满，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感慨和期待。
在现代，诗言志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它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和思想，还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个体的成长。
诗缘情，指的是诗歌用以描绘和表达诗人的情感。
在古代，诗缘情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歌颂和对友情的赞美。
比如，《离骚》就是典型的诗缘情之作，它表达了屈原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以及对个人遭遇的感慨和无奈。
在现代，诗缘情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它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情感，还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个体的体验。
虽然诗言志和诗缘情在主题和情感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在表达方式上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诗言志和诗缘情都可以采用抒情、描写和叙事等手法，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同时，诗言志和诗缘情也可以互相借鉴，来丰富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内涵。
总的来说，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两大主题，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内涵和风格。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摘要：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概念解析1.诗言志的含义2.诗缘情的含义二、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1.表现手法上的差异2.主题内容上的差异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1.诗人情感与个人理想的结合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四、诗言志与诗缘情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唐诗宋词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2.现代诗歌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正文：诗言志与诗缘情，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主要方向。
诗言志，即诗歌是表达诗人志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诗缘情，即诗歌以描绘世间情感、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
在这两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分野，又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首先，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表现在表现手法和主题内容上。
诗言志的作品，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这类诗歌多以直接、豪放的表现手法，展示诗人的壮志豪情。
如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便是典型的诗言志之作。
相较之下，诗缘情的诗歌则以描绘世间百态、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注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
这类诗歌多采用细腻、含蓄的表现手法，以期引发读者的共鸣。
如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忍将旧愁，付与新愁共。
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即为诗缘情的代表。
然而，诗言志与诗缘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尝试将两者融合，以期在诗歌中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此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又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完美结合。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许多现代诗人既关注个人情感的表达，又关注社会现实的描绘，使得诗歌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如北岛的《回答》中，“告诉你，世界。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展示了诗人在面对世界时的豪迈与激情；而顾城的《门》中，“我是一座城，一座被时间遗弃的城。
魏晋时期“诗言志”与“诗缘情”文艺思想的对立与融合
摇 摇 从汉末建安元年开始，以曹操父子和围绕 他们的文人集团的创作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是 “ 文的自觉” 时代。在曹氏政权对文学创作的重 视下，建安诗歌得以发展进步，“ 建安风骨” 逐
渐形成，建安时期也是儒家文艺思想从“ 言志” 发展至“缘情” 的关键转型期。建安前期的诗 歌承续《 古诗十九首》， 《 古诗》 多“ 怊怅切 情”，建安诗歌充溢着忧时 愍 怀 的 慷 慨 悲 凉 之 气。曹操的诗歌多展现他个人统一天下的雄心 壮志，他观沧海作“ 歌以咏志”［员］（ ， 孕员圆圆） 更期待 “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员］（ 的 孕员员怨） 盛世图景。曹 丕本人敏感多情，其作诗也多依个人情思，曹 丕所作之诗大多婉约柔美，“ 能移人情”［圆］（ 。 孕苑圆） 曹植作诗言志，前期有“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圆］（ 的 孕苑愿） 报国之志，后期诗歌也多表现出 个人的用世之志， “ 闲居非吾志，甘心 赴 国 忧”［员］（孕员缘远）。曹植的诗歌都是“ 情兼雅怨，体被 文质”［猿］（ ， 孕怨苑） 可以说是文人诗的标志。而文士 们在经历了长期战乱流离的生活之后深知稳定 生活的 可 贵， 加 上 儒 家 修 齐 治 平 观 念 的 熏 染， 他们追求功业，期冀进入仕途。他们对曹操广 纳贤才的举措深为感激，因而歌颂曹操成为文 士们文学创作内容的一部分。虽然孔融后期多 次嘲戏曹操，但在这一时期孔融也发自肺腑地
追求功业的表现，以著书立说作为自己进取仕 叹，虽有志于讥讽政事，但因司马氏集团的打
途的方式，文学成为他们个人思想的依托。东 压，无法实现儒家士的担当，更无力改进朝廷
汉晚期“诗缘情” 的观念已经初露形态，加之 统治状况，进而其诗文仅限于批判儒学、名教、
建安时期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更细致的划分， 礼法等。
论五言诗的起源_从_诗言志_诗缘情_的差异说起_戴伟华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戴伟华“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
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
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
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歌诗 杂诗 五言诗作者戴伟华,1958年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1)。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二者的内涵及其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内涵演变关系颇为学术界重视,有关“诗言志”之“志”和“诗缘情”之“情”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
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被悬置而未为人们充分注意并予以探讨,这就是“诗言志”、“诗缘情”两个概念中的“诗”。
其实,“诗言志”之“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是不同的。
明确二“诗”所面临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阐释对象,有助于深化传统诗学的研究。
先秦诗论中,“诗言志”基本上是指导阅读诗歌的理论,包含阅读功能和阅读形式两大主要方面,并形成了赋“诗”以言“志”的传统;而在魏晋诗论中,“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是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
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该将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于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来思考诗学理论和诗歌形式时,一些问题是不好轻易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是围绕什么样的诗歌内涵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和魏晋的“诗缘情”如何由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内涵规定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为新诗的发展铺平道路?缘此,我们又会发问:中国成熟的诗歌诞生早在西周初年,为何文人五言诗的成熟要到东汉末年?本文试图论述相关的两大问题:“诗言志”之“诗”非“诗缘情”之“诗”,五言诗形成迟缓的原因以及五言诗的产生过程。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诗言志与诗缘情，虽为诗歌创作的两大流派，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互斥。
它们在表达方式、情感诉求以及艺术追求上存在一定的分野和融合。
诗言志，顾名思义，强调通过言论表达志向、主张和思想。
这种诗歌形式注重对社会、人类生活和国家命运的反思与思考。
它关心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弊端，追求社会公义与人类进步。
诗言志以调动思想、引发社会共鸣为出发点，通过咏史古今、赞美英雄、诵咏革命等手法，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痛点、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
比如《七律·长征》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及《赣州校词》中的“大学士有伦常，不拘俗套论。
尚仁善，屏翰墨，闻陶谢之言”等诗句，彰显了诗言志的特点。
而诗缘情则更加注重感情与情感表达。
它以抒发个体内心情感为核心，通过描绘自然、讲述爱情、述说心情等手法，唤起读者的共鸣和情感共振。
诗缘情强调情感深度和情绪真实性，使人们能通过其中抒发的情感和经历，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爱的力量以及内心的独白和诉求。
比如骆宾王的《咏鹅》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及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等，都展现了诗缘情的魅力。
然而，尽管诗言志与诗缘情在表达目的、诉求对象和情感表达上存在分野，但二者并非互不相容。
事实上，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交织融合。
一首好的诗作往往能够既表达志向与思想的诉求，同时又能够寄托个人的情感和心境。
这种融合既能够引领读者思考社会问题，也能够唤起他们对于爱情、生活的体验和感悟。
正是这种融合使诗歌作品更具魅力和感染力。
从创作角度来看，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需要诗人具备良好的观察力、感悟力和表达能力。
诗言志的创作需要诗人对社会、历史和人文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而诗缘情则需要诗人有敏锐的感受力和表达能力。
因此，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全面发展自己的心智和能力，既要关注社会问题，也要关注个体情感和内心世界，使创作更具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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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作者：徐培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摘要：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
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诗言志” “诗缘情” 情感本位“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
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
“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
“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
朱东润言：“中国诗者，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其说出于陆赋。
……国家分裂，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则缘情绮靡之说盛，晋宋六代之间是也。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
“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所指之思想意志，虽然与情感有关，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志向等理性方面。
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的，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包括哀怨及爱情等。
“诗缘情”和“诗言志”，一个侧重感性，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
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
“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诗言志”的“志”，原本包含“情”的成分在内。
《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均表达了其以歌诗抒述情怀的用心，即使是一些直陈时政得失的篇章里，也会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欢乐或愤怨之情。
可见“志”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
但在“诗言志”的过程中，它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受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制约，且“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之交，赋诗、说诗、引诗兴起后，人们常“断章取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向，却忽略其中的情感成分，足亦可看出此点。
战国后期至秦汉，诗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一是由儒家的乐论引向汉人的诗说，显示出“情”向着“志”的复归，诗、乐、舞在上古时期原本是合为一体的，这个传统到周代仍然保持着，所以诗教与乐教也一直密切联系。
但两者又有差异：诗的表达凭借语言，乐的表达则凭借曲调；语言可以突出理性思考，而音声曲调却无法脱去感性因素，故乐教比诗教要更为注重情感的作用。
《荀子·乐论》中就曾说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把乐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
稍后出现的《礼记·乐记》中更明确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这里已经有了情感为音乐本根的思想。
由此看来，当春秋战国时，诗学观念里虽一度淡化诗的情感因素，但乐论却始终坚持把人的情感活动置于核心位置予以发扬，这对诗学中“情”的复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人诗说大多接受了乐论主情的传统，肯定诗乐同源的前提下，对诗歌的情感内核予以了确认。
《毛诗序》里有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一段话，就从情感的发动推导出诗、歌、乐、舞的系列诞生。
至此，“情”在诗中的地位已经确然不移。
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儒家乐论和诗说中对“情”的肯定，总是同社会群体的礼义规范紧密相联系的。
荀子在承认乐出于人情之后，紧接着强调：“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又说：“乐者，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表明儒家的乐教、诗教均须从属于礼教。
这一点亦为汉人诗说所继承，所以《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歌创作出自情感的发动，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政教、人伦的规范从根底上制约着人的情感活动，于是“情”的因素便无法取得独立的定性，“诗缘情”的观念也难以摆脱对“言志”的附属，而使自身得到开显。
二是由楚骚开辟而在两汉乐府与古诗中得到衍流的趋势，表现为“情”从“志”的统辖下逐步走向分化与独立。
此时，楚骚所开辟的恰恰是一条由“情”的激化而导致逐渐偏离“言志”传统的道路。
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抒述情怀见长，诗人的愤怨、忧思的心绪，在骚体形式中往往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露。
屈原作为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发愤以抒情”为的是“君国之思”。
不出政教伦常，故而他的抒情总体上并未脱离“言志”。
但“发愤”又是诗人主体精神的突出表现，秉承这种主体精神以与周遭的黑暗世道相抗争，意味着个体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这就为诗歌抒情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移创造了前提。
宋玉的《九辩》多为个人沦落的感慨，缺少政教的关怀，促使他的创作路线多少偏离了政教本位的传统，成为由“言志”向“缘情”过渡的先兆。
两汉时期，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兴起，为了满足宫廷及达官贵人娱乐之需，其政教功能并不明显，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法中，也可以看出“言志”的淡化和“缘情”的抬头。
“缘情”的观念随着楚骚、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这些新兴诗体的推移代兴，渐渐孕育成形。
“缘情”一语，并非陆机首创。
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就有“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说法，后来如袁準《袁子正书·礼政》所谓“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徐广《答刘镇之问》所谓“缘情立礼”，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延续。
“缘”者，因也，循也；“缘情立礼”，是说本乎人情来制定礼仪。
陆机以“缘情”说诗，亦是指诗歌作品由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情”为诗之本根。
“诗缘情”这一命题的产生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它是对诗歌表达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一个确认。
它正式确立于西晋，同魏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迁分不开，尤其是建安时代的个性自觉对它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言志”与“缘情”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分叉。
“诗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退去，而“诗缘情”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
建安时期是个性意识极为张扬的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用“文以气为主”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是很有代表性的。
曹丕所谓的“气”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人的那种先天气质，它构成作家的才性，从而决定着其作品的风貌。
曹丕重视个人特有的气质、才性，肯定和发挥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正是个性自觉的鲜明标记。
注重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和能动创造，宣泄自身的情感，使得人们情感体验成为了诗的本根。
因此，建安文人的“主气”说虽有别于六朝诗歌的“缘情”说，却恰恰成为后者的先导，由传统的“诗言志”过渡到新起的“诗缘情”，“文以气为主”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
从总体情况看，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诗歌由注重政教的“诗言志”转变为注重情感本位的“诗缘情”，情感本位的兴起致使诗学观念由重“理”而倾向于重“情”，由重群体规范而偏重个人感受，推崇显扬情之“正”而倾向于重情之“真”，诗歌的重心由强调以社会功利和道德导向来指引人的情意活动，转变为注重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的抒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言志”的观念已经退出了文坛。
从陆机所处的晋代到南朝时期，“诗言志”的理论依旧具有生命力，只不过不再占统治地位而已，至南朝时期，诗文主情，文学理论也以“诗缘情”观念为主流。
“诗缘情”的诗歌理念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的规律。
但人又总是社会的人，个体生命不能不与群体生命息息相关，于是理性规范对于情感活动的导引便也不容抹杀。
这正是为何“缘情”说能够充实和修正固有的“言志”说，而终至颠覆和更置的缘故，亦是“言志”传统的捍卫者能够批判和打压“缘情”说，却并不能从根底上加以消除的道理。
“志”和“情”这对范畴共同建构起诗歌生命内核中的最基本的张力结构，“言志”与“缘情”这两条路线便也在诗学发展史上并行不悖了。
参考文献：[1]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M].中华书局，1963.[3]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2（5）.[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