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父亲

父亲
今年8月是父母的钻石婚纪念。

没有请客，没有庆祝，平平淡淡就过去了。

只有儿子发来短信说，爷爷奶奶钻石婚了。

说实话，爹妈这六十年是吵吵闹闹过来的。

老爸攻击老妈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指着她骂道，你个反革命的女儿！
妈妈的爸爸，我的姥爷是旧官吏，解放后坐了大牢。

这是妈妈的软肋，也是我们晚辈当年的心头之痛，当兵、提干都受影响。

前不久有幸目睹了自己的档案，果然里面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从老妈的档案里把这段抄进了我的档案，让我背了半辈子。

每当听到我爸这话，我妈立刻就无语，喃喃地说，那你找我干什么？别找呀。

我妈经常给我说起我爸在部队里“找”她时的样子：瘦得一把骨头，剃个光光头，两只大耳朵支楞着，背又驼。

老妈说，那时我在部队是文化教员，好多军官给我送本送笔，还有找上门让讲课的，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爸爸来得最勤，我不同意，他哭着给我说，他没有爹没有妈了，可怜。

“要不我根本看不上他”，妈妈每次结束她的讲述时，都会笑着补充这一句。

他们经常吵架，大多是因为生活琐事。

大多是因为嗷嗷待哺的儿女所需过多，而他们的能力有限所至。

比如，我妈认为，蜂窝煤一天只应该用三块，如果老爸自作主张多压一块，他们就会吵一架。

还有老家来人了，老爸会偷偷给钱，甚至有一次，把我妈藏起来的百十块钱偷出来给远房亲戚买了自行车。

那可是全家几个月的生活费呀，把我妈气得躺在床上哭了两天。

老爸最初还嘴硬，说不知道钱去哪儿了，后来看妈哭得可怜，只好承认，行了行了，是我拿走了，我不对。

老爸对儿女，也是说得少打得多。

有一次，我和弟弟争执，都不想去挑水，我仗着能打过他，非让他去。

这时老爸过来评理，说必须由我去挑水，我不服，他就一棍子打过来，我胳膊一挡，骨头断了。

还有一个夏天，文革之中，他无名火起，用一根竹片，一脚把我踢倒，对着我干瘦的后背一顿狂抽。

那天，我连背心都没有穿，背上顿时鼓起一片血楞子。

那一晚，我姥姥让我趴在她腿上给我挑刺，哭得很伤心。

我爸小声向她认了错。

对我爸的这些不理性的作为，我姥姥经常不屑地哄我说，他没爹没妈没教养，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于是，每每挨打之后，我都会想到姥姥的话，阿Q般地胜利了。

我当兵之后，二十八年间，每年都回去探家，姥姥走不动路了，会趴在窗户上看着我走，冲着我说，我等着你呢！而我爸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次。

我爸从来在我面前都是硬汉形象，甚至霸道。

可是在我准备在国庆节回去为爹妈办钻石婚的庆典时，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他也没少骂我，最多的一句是，滚回你的部队去呗。

我早已经离开了军队，可在他的脑子里，我永远是个兵。

可是有一天，病情沉重的父亲居然对我说，儿子，你救救我吧。

那一刻，我突然泪如雨下。

自以为恨过他，现在才知道，自己与他的连接是如此之深。

这种连接来自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是我们无法解释的。

父亲生于1924年5月。

从1924至1973我当兵那一年，老爸正好五十岁。

也就是说，父亲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灾难、苦难、磨难、困难中度过的。

他14岁时，日军攻入了河南。

为抵抗日军，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

而父亲的家恰恰处在被大水淹没的“黄泛区”。

他成了孤儿。

15岁，为了不亡国灭种，可能还没有枪高的他参加了西华抗日自卫军，后转入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六旅。

然后是六年的打日本，再加上三年的国共内战。

九年的战争，无数的死亡，还有大饥荒和因病住院被俘，他能死里逃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多年来，他从不像别人那样夸耀自己杀死了多少敌人，每当触及这个问题，他都是小心翼翼。

问急了，他说，看你问的，战争年代，能不死人？他最不能忘怀和痛惜的，是自己人的互相猜忌与整肃，说起许多一同出来闹革命的老乡都死于自己人之手时，每每会洒下泪来。

直到他病重，我问他，日本兵那么能打仗，你怕过吗？他立刻火气十足地说，怕他们？我亲手拿刀砍死过他们。

怕他们！
我知道，他们骑兵经常是突袭日军的。

使用的是彭雪枫设计的、自制的马刀，马蹄上包了棉布。

他们于黑夜中潜伏到日军的阵前，然后如风一般掠过，日本兵的头颅连同他们军帽上的屁股帘就如泄气的皮球一般飞到半空然后噗嗤一声掉下来。

父亲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善良的农民。

他不愿意杀人，也不把杀人当成什么光彩之事。

他是在捍卫家园和生存的权利。

解放后，他作为中共军官，地位自然是一下子升高了，而且他是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

但是，他不断受到各种困扰。

在东北军打过日本的大伯成了国民党俘虏兵。

大伯第二次入伍与老爸参加的是同一支部队，也是血气方刚地要抗日。

但鬼使神差，行军中，西华抗日自卫军接到共产党的命令，说国民党要引诱你们过去，全部杀掉，于是，这支队伍的一半调头去了新四军，另一半因为联系不上，投奔了国民党。

大伯就是那一半。

土改时，当地人因为大伯当过国民党而不给他分地，我爸专门回老家为他的兄长奔走，终于使大伯分到了土地。

肃反与反右，他因人在军旅，得以幸免。

而60年代初的大饥荒，谁也躲不过。

那时，他已是一家之主，三个孩子的父亲。

据说那时，上班时批判资本主义，黎明前却乘着天黑，偷偷
去买农民的高价胡萝卜，虽然自己饿得全身浮肿，得了肝炎，但孩子们捱了过来，一个也没有少。

我在电视上看到饥饿的公狼还把胃里仅有的食物反哺给小狼时，想到了那时的父亲。

四清时，这个手中有些权力的小干部，竟然执意不执行上级多交粮食的指示，帮助村民隐瞒产量，少交公粮，因为他看到农民无法喂饱自己的肚子。

而他，正是农民的儿子。

为此，他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差点被撤了职。

我妈说，你爸爸那时天天为农民办事呢，自己饿得肚皮上都挑着筋。

我现在还能记得，这个少让农民交公粮的人，这个自己垫钱帮助农民买抽水机、化肥的人是被当地人当成了神的。

那个村里的老少爷们多少年都忘不了他，进城时，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白菜，一头挑着红薯，来家看他，叫他兄弟。

文化大革命，他被斗，让造反派踢断了三根肋骨。

那一晚，所有被关押到开封师范学院的人可以被所有愿意打他们的人随便打。

他已经做了被打死的准备，但是，竟然有一拨人没有进他所在的教室，直接去找他们要打的目标了，他只断了三根肋骨已是万幸。

武斗正紧时，一天，一个老妇人用手帕兜几个鸡蛋摸到家门口，我开始以为是要饭的，一张口，才知道是父亲四清时的房东大嫂。

她担心我爸。

见我爸不在，她坚持要我们这些孩子一起随她去乡下避一避。

我爸从牛棚出来，听说了这事，一定让我去谢谢人家。

我那时还小，父亲从让我提两斤点心，一瓶烧酒，骑车去黄河边的一个村庄去看乡亲们。

村庄的名字我忘记了，只看见不远处有一尊铁犀牛。

虽然还是少年，我和弟弟去被庄重地请在正席的主座上，一双双粗手捧着酒，遥敬我的父亲，说着感恩的话。

那场面现在想起也感人。

身为旧官吏的姥爷也成了他的心病。

1971年，劳改了十八年的姥爷从东北来到了开封。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光头，穿一件对襟的中式破旧小袄。

他似乎来过，一言不发就走进我家的里屋。

正在说着话的一家人顿时鸦雀无声。

然后，我爸走到外屋，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滚出去。

当“反革命”站在面前时，我爸没有让他滚出去，而是让我们滚出去，这说明他要与“反革命的女儿”一起，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知道，从心底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姥爷留下来的，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出身，他的身份，都不容许留下这个人。

亲情与阶级阵线，让父亲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在思想上是坚决与党保持一致的，但他却没有六情不认的胸怀与绝决。

姥爷还是留下了。

解决的办法是另立一个户，然后姥姥和孩子们定期去看望姥爷。

我爸爸，心底里，还有无法泯灭的人性，还有属于他的柔情。

正因为如此，多年之后，我在写给他的文字里说，父亲的生命中无论有多少属于他的自豪与
光荣，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他不过是沧海一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他的儿女们，父亲的生命却是一道光芒，他照亮我们的前程与内心，我们唯有活出更好的生命才能回报他给予的光明与爱。

父亲的生命是一种力量，他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生长的营养，我们对此充满感恩。

父亲的生命又如一条大河，河水浩荡，血脉延续，宽容厚重，不舍昼夜，我们身处其中，只能奋力前行。

写到这里，也许兄弟你已经猜到，老爸已经离开我独自上天堂了。

想他也见不到了，只有让他托梦给我。

我知道，我如果打电话给他，他一般都不会接，偶尔接了，也是说，你妈不在，你一会再打吧。

现在，我希望他突然又站在我面前，抽我一巴掌，骂一声，你个臭小子，滚回你的部队去吧。

然而，这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