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

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

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

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

《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

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

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

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

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

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

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

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

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

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

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

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

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

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

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

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

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

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

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

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

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

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

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

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

嵇康被杀。

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

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

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

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

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

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

《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

《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情是内容，文指形式。

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

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

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

“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

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

左思出身贫寒。

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

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

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

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

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

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

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

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

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

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

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

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

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

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

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

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

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

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

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

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

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

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

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

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

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

”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

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

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

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

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

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

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

”（《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

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

寻山陟岭，必造幽峻。

”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

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

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

”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

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

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

陶渊明写田园生活。

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

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

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

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

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

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

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

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

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

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

”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