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与文学

当我决定一个案件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用了些什么样的信息资源来作指导？我允许这些信息在多大比重上对结果起了作用？它们又应当在多大比重上发挥作用？如果可以适用某个司法的先例，在什么时候我会拒绝遵循这一先例？当没有可以适用的先例时，我又如何获得一个规则而同时又为未来制定一个先例？如果我寻求的是逻辑上的前后一致，寻求法律结构上的对称，这种寻求又应走多远？在哪一点上，这种追求应当在某些与之不一致的习惯面前，在某些关于社会福利的考虑面前以及我个人的或共同的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标准面前止步？
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这样一种化合物，对此我无心探究。

我只是将法官制定的法律作为生活中存在的现实之一来看待。

在我们的面前，就存在着这么一个酿造过程。

法官并非安坐在法官席上，而是插手了这一酿制。

——卡多佐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告诫自己，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不能满足于培养出仅仅背着一只装满一般原则——一堆华而不实的一般原则……——的破布口袋的学生。

为了使某项一般原则具有价值，你们必须赋予其一个实体；你们必须说明，此项原则将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现有制度中得以实际运用……最后，你还必须说明此项原则与（通常处于完全不同的时期且居于哦不同起源的）其他原则的历史联系，因而，必须从整体上来看待此项目原则，如果没有这种整体观，就将无法真实地判断此项原则的适当程度。

所谓的法律义务仅仅是一种预测，即如果一个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他将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受到法院判决的处罚；——对于法律权利而言，也是如此。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在决定人们应当遵循的规则时，现时感知的需要、盛行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对公认或不自觉形成的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与其同僚共有的偏见，比演绎推理起更多的作用。

法律体现了一个民族诸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不能将它视作似乎仅仅包含了公理以及一本数学书中的定理。

——霍姆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如何使“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法律的实际效果。

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

——王利明《案例研究》的教学目的：把司法过程带进课堂。

临床的而非基础的；
病理的而非生理的；
真实的而非模拟的；
综合的而非割裂的；
流变的而非静止的；
互动的而非灌输的；
职业的而非旁观的。

逻辑的也是经验的；
诠释的也是批判的。

极度浓缩的方式、凝练、敏锐和命令式的直截了当，这种直截了当表达了某种外在的、最高权威的声音，这些方式恰好也是文学中至高无上的美德。

在司法判决的荒野上，文学风格不仅不是一种罪恶，运用得当，它甚至具有积极的益处。

法官文学风格的最重要优点，毫无疑问，是明晰……过于强调细节会丧失准确……尽管简洁是至高无上的优点，却不是惟一追求的目标，即便它是，也是可以通过许多途径都能达到的。

判决应当具有说服力，或者具有真挚和热情这样感人至深的长处，或者带着头韵和对偶这样有助记忆的力量，或者需要谚语、格言这样凝练独特的风格。

忽视使用这些方法，判决将无法得到目的。

在这处处都有陷阱、妨害与障碍的情况下，只有盲目轻率或漠不关心的人才不懂得毕恭毕敬地研究过去的范例，作为指导或借鉴。

判决风格的类型：权威命令型；简约扼要型；家常健谈型；优雅矫饰型（散发着智慧的芬芳，有时处于矫饰做作或夸饰文体的边缘）；劝服说明型；理发师粘合型。

权威命令型：它最具有尊严与权力，它摈弃了修饰，缺乏例证与类推，如果进行争论，它也是居高临下、急冲而至，使用三段论得出无可辩论的论断，少有试探性地摸索以引导人们理解尚未完全辨析清楚的真实。

我们聆听法律之声，由她的圣神的大臣说出，带着一种源于大权在握之感的平静与确信。

马歇尔（Marshall）看起来尤其像法官，即使现在，当我们聆听他的讲话时，立刻会笼罩在一种安静的气氛中，它嗓门的音调仿佛充溢着教堂式的最庄严的审判庭。

他告诉我们：“司法部门在任何案件中都没有自己的意志……司法权力的运行不是为了赋予法官意志以效力，而总是为了实现立法机关的意志，换而言之，是为了实现法律的意志。

”我们情不自禁地颤栗着，感知着权威启示的神秘与敬畏。

马歇尔最伟大的判决都是在这种洋洋自得、冷漠无情的情绪下形成的。

马歇尔在Marbury v. Madison（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判词：“如果限制条件不能约束那些被限制的人，如果被禁止的行为与获得许可的行为责任相同，那么，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之间的界分将形同虚设。

这是一个浅显得毋须再争论的问题：宪法约束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案，否则立法机关就可以通过一个普通法案修正宪法。

在这些非此即彼的选择中不存在中间地带……两个法律之间产生了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它们的效力。

因此，如果一个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它们的效力。

因此，如果一个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如果宪法与该法同时适用于一个特定案件，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时，必须选择遵从法律而不考虑宪法，或是遵从宪法而不考虑法律，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间，法院必须决定由哪一个来规范该案件。

这是司法最基本的义务。

”这里不存在任何疑问、任何辩解，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边界，任何似是而非的界限。

“这里不存在任何中间地带，法院作出的选择是司法最基本的义务”，这个声音响彻天空，让邪恶聆听，令它们俯首称臣！
幽默的风格：幽默的火花并非没有，然而如果判决书自始至终都指向幽默则是一种危险的，它只能用成功来证明它的合理性。

在一起逃逸的猪群给一路有轨电车造成损害的案件中，布朗威尔法官判决：“栅栏应当足以保护邻近的业主免受猪的侵扰，但是并非所有的猪，而仅仅是具有平均活力与固执的猪。

我们所设置的，并非这样一种栅栏，它如此封闭、如此坚固，以致于任何一头猪都无法挤撞出去，如此之高，以致于任何一匹马或任何一头公牛都无法跨越它。

这种要求的边界无法确定，因为如果栅栏的另一边存在着具有足够诱惑力的东西的话，猪的力量足以冲破任何栅栏。

但是公司有义务建造这样的栅栏：如果一头猪并不具有一种特别的游荡习性，也没有受到任何过度诱惑，那么栅栏就应当抵挡得住它的冲击。

”
——卡多佐法律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