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为什么改起来特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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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的改革越来越缓慢了

为何中国的改革越来越缓慢了？------原来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全部成为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文/汪华斌今天那在党校工作的侄子要我写篇文章，说是纪念邓小平的南巡讲话20周年；我说我又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我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严格来说我应该是改革的利益缺失者，所以我就更没有必要写文章纪念了。

然而如果说到改革，我还真的是有话要说；那就是当我们社会要向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时，我们社会的改革却陷入到了空前的缓慢。

从而带给全国人民的一个思考，为何中国的改革越来越缓慢了呢？我们不会忘记改革的过程，那时我们‘摸石头过河’是那么迅速；我们的国有企业下岗，那可是一夜之间领导就完成了下岗名单的确定；还有那我们领导的年薪制，那可是在连考核制度都没有的情况下完成的。

此外还有我们领导的补贴费，同样是在征求意见时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竟然每步都是在领导们的快速推进中完成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开创了很多中国特色；如我们的领导全部被‘三公’包了，可领导还有与国际接轨高薪和按照国际标准发放的各种补贴。

就连我们全社会实行商品房的改革，可我们领导照样还有自己的按照等级对应的小产权别墅。

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色，拿国际收入的领导还有中国特色的住房；而拿中国特色收入的老百姓，却要自己购买世界上最高价格的商品房。

我们同样记得，我们的改革从国有企业到大专院校；那可真的是一夜东风的结果。

没有人等待，全部是迫不及待。

可以这么说，这些年的改革基本没有任何迟疑；全部是各级领导‘摸石头过河’的结果。

然而等我们各级领导上岸后才知道，我们的任何改革全部的既得利益者都是领导。

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的要少数人先富起来实际就是要各级领导先富起来；这才是我们社会各级领导身先士卒‘摸石头过河’的原因。

正因为这‘摸石头过河’的效应，结果改革成为重新开创我们社会为富不仁冲锋号；最后是领导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是越来越贫穷；从而营造出我们今天社会的两极分化新局面。

行政体制改革面临哪些难题

行政体制改革面临哪些难题近年来，我国在行政体制和政府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其他体制改革的掣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存的总体特征。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还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结构不尽合理，行政运行机制不尽完善，一些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行政能力不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行政效能不高等一些亟待改进之处，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着诸多难题。

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两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个别地方还相当突出。

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过多。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把本该属于企业的权利交给企业、没有把由本应市场管理的事情交给市场，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和市场行为，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进行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政府领导甚至把招商引资作为中心工作。

三是政府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

一些地方政府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有待加强。

一些部门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上的监管乏力、缺少协调、多头监管现象突出，致使一些民生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因此，必须切实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大部门制改革经过两年的探索，到2011年，大部门制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

但由于大部门制改革尚处于探索之中，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其一，改革难度增大，速度放缓。

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有的部门对改革存在抵触心理，有的改革由于权力关系的制约而推迟，导致改革进程放缓。

其二，已进行大部门制改革的，有的仍处于“貌合神离”状态；有些新组建部门还处在磨合期，工作机制没有能够相应建立起来，工作职责不对等，有些大部门职能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深化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深化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加大了调整原有利益格局、冲击旧体制旧观念的力度，下面是店铺精心为你整理的深化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一起来看看。

深化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1.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进程中展开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盘根错节。

这些变革都具有根本的性质，所涉及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上，可能都是空前的。

目前，我国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

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分化，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格局。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

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增加，并引起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变化。

因此，深化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阻力无疑也会加大。

在重大改革设想的反复论证、协调乃至改革方案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难免产生推诿扯皮、延误战机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使大多数人受益。

2.部门自我改革很难彻底，容易引起改革偏离正轨。

目前的行政审批制改革，主要依靠政府部门自我申报、自我清理，往往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问题，不利于根治行政审批权与收费利益密切挂钩的“权力造租”机制。

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和相关法规，也主要由该行业和主管部门自己制定，难以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

由于缺乏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部门自我改革可能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

浅析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与不足

浅析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慢慢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硕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发了人们日趋普遍的关注。

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可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口纷纭，熟悉相距甚远。

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切产生踊跃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通过慢慢和局部的制度调整，聚沙成塔，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进程中维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从而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加。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但这一经验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和战略具有价值，既需要进行深切的理论探讨，也需要进行认真的实践总结。

这里只是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来熟悉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和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非清楚。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依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斗胆试、斗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更正。

此刻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整个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思想，也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

建国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虽然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需对其进行改革。

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的，坚定的。

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成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民强国。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滞后？

作者：李景鹏从世纪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地被提上日程，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人们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进展得快一些，最好能走在经济改革的前面，至少也能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

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

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

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

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

随。

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

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

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

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机制与阻力研究

１．调整阶段建国后在 “ 过渡时期总路线 ” 指引下进行社会主
组成。然后结合此机制的不同维度，考察了行
政体制改革存在的路径依赖、动力不足和缺乏
制度规范三大阻力。最后，作者提出，在既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取决
行政探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机制与阻力研究
张磊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当代中国
由政府直接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既有利于社
行政体制改革历史，将其划分为调整阶段、转型阶段和创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改革的基本机制，认为此机制由渐进式的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新时期。１９９８年行政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政府职能结构。２００１年，中国加人ＷＴＯ后，市场制度的普遍性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社会体制改革受到政治体制模式、政治力量格局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依赖于政治
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由此带来的庞大的
计划制定、执行、监督等任务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
功能不断拓展，规模随之扩张。以国务院为例，１９４９年下属部门３５个，１９５６年后增至８１个，７年翻了一倍多，它既要指导地方政府的相应机构的工作，又要直接管理各种企事业单位，形成权力向上的 “ 条条” 模式。此模式下，地方积极性受极大影响。为此，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浅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以及应对措施

浅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以及应对措施作者：郑婷婷来源：《教育教学论坛·上旬》2011年第02期摘要：在2010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结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际，本文在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想要为进一步改革明确道路和方向。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难题；措施一、引言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这一措施为我国稳步前进，取得社会发展、政治民主、经济进步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历年国务院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均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重要性。

正是我国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也正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改革至今，政治体制改革已逐步展开并进一步向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由于我国国情比较特殊，改革难度也较大，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从内部来看，改革开放31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这为我国迈入世界强国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然而伴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其中尤以贪污腐败等现象最为严重。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自然而然需要对现今的政治体制进行有效地改革。

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才能还老百姓以公平与正义，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否则，政治改革甚至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成果都将一去不复返。

从外部来看，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等的发展，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慢慢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增加。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作者：来源：《机构与行政》2012年第10期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问：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

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

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

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问：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

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

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

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

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周其仁：什么是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什么是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说起来蛮难。

前一段时间，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而改却已经改了35年。

为什么这么难改？改革很难，那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麻烦：一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比19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一定能让大家很踏实。

不改，很多社会矛盾就解决不了。

像土地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机制，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的发展几方面利益就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

再如贪腐现象，像刘志军、薄熙来等大案，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几百万、几千万元就没了。

这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被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已经跟我们不同。

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了，不能老跟他们忆苦思甜。

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新的参照系，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

同时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问题，比如房价，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

从这方面讲，不改也不行。

再有，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却到处都有，比如，有“黑车”，有小产权房，有“黑户”……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

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口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

这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守法；一是法要合理，法要容易执行。

这两方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难以做到，那么他干脆就在法外了。

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高这种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是难以解决的。

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就是改很难，不改又不行，要在这当中去找。

什么是改革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看到的逻辑，从我19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作者：来源：《商周刊》2013年第16期改革本来就难。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

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

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

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

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

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

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当改革遇上“大词汇”现在的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

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

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

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

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

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

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

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作者：周其仁来源：《领导文萃》2015年第24期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

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

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

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

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

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

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

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问题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我的看法，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

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

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

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革的难度也会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

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阻力和动力分析

1.、为市长接待日喝彩不少网友提出，市长接待日的火爆说明基层官员解决问题不力，公布电话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按预计控制的1200人的接待量，市长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好这么多问题。

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市长接待日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喝彩。

市长接待日是打造服务性政府的体现。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何谓服务型政府？笔者认为最直接的服务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设立市长接待日就是要让有需要的百姓更方便的找到政府，让政府听到更多民间的疾苦和需求。

因此，不论昆明的市长接待日能起到多大作用，它所体现的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值得肯定。

市长接待日为民众提供了一条直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层级上看，作为一市之长，市长熟悉政府各部门的情况，说话分量足，能够给前来求助的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市长接待日拉近了党政领导与群众的距离，树立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良好形象。

一个能给百姓解决问题的市长就是个能干的市长，一个能与百姓亲密接触的市长就是个亲民的市长。

一个既能干又亲民的市长就是个好市长。

首个市长接待日场面火爆是可以理解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长接待日来访的人会越来越少，但与此相反的是，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则会越来越高。

如此一减一加就是政府接待日的最终目标。

（据《红网》）市民何时不再通宵排队等市长(朱四倍)从市民等待市长接待的排队热情可以看出，民意进入决策者视野的渠道还过于狭窄，要不然，何至于“通宵排队”？何至于对“市长接待日”这一非常态手段抱以如此巨大的期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要求来看，后一方面的问题更值得重视。

昆明市民通宵排队等待市长接待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于民意应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决策者视野，决策者应如何拓宽吸纳民意的渠道，最终形成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道理很简单，单一的“市长接待日”远远不能满足民意表达的需要，“市长接待日”的存在从侧面表明了政府吸纳民意渠道的匮乏。

研究生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考试题及答案

1、有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

请谈谈对这一观点的认识。

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有一种误区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导致“西化"甚至国家政权颠覆。

有的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托词；有人经常错误地把前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中国不断制造“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

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剧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由这种腐败落后的上层建筑构筑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苏共的倒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话，那也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当造成的，而不能本末倒置,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其次，始终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这方面的困惑和争议大大减少，而在政治领域似乎仍然受着姓“资”姓“社”的困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是不断有所突破。

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马上就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扯在一起，于是在有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禁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的干扰：其一是“向西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其二是“向后看”,即用完全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得出“今不如昔”结论的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状态的眷恋,甚至主张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其三是“向上看”，即完全无视我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描绘得完美无缺，实际上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改革。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分析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分析摘要: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实践经验的启示和国内现实需要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大部制改革。

这对于中央政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与此同时,改革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我们必须立足国情,以西方为鉴戒,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部门体制。

关键词:政府改革;大部制;难点;建议政府改革是政府为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政府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行为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行政改革的新思路,其着力点是“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四个方面。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能,明确相应的责任,做到权利与责任对等。

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要根据各层级政府的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精简和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及办事机构。

我国协调职能交叉重叠的部门间关系,主要是依靠建立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办事机构,这直接导致此类机构在数量上的增加。

改革要求严格控制此类机构的膨胀,该撤消的坚决撤消,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

坚持一事一部门负责制,涉及跨部门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重构政府权力的运行机制。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组织结构,完善运行机制。

在行政体系内部建立多层次的决策、执行与监督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设立专业的执行与监督机构来增强整体政府的能力,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强化政府问责制。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革这么难？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
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
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
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 “ 调整”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
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
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
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 “ 大词汇” 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 反社会主义 ” —— ５Ｏ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 反苏 ” —— 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

当前体制改革面临的几个难点问题

当前体制改革面临的几个难点问题摘要：我国朝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改革远未完成，政府体制是其桎梏，政府必须完成向市场经济下“小政府”、公共型政府的转型，必须大幅度裁减国企；其他的重大的体制转轨障碍存在于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及外经贸制度。

必须用市场经济“原教旨”理论检视、指导这些重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转型；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体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融；外经贸改革，就是要构建这么一个制度，它能较好发挥市场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各个要素的效能，能够使得生产具有较高的效率。

其实这个制度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且找到，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落实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原则是改革的核心原则。

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原则不外乎下面这些：财产是分立（私有）的；政经是分开的，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动三要素，以及信息）是自由流动的，市场是竞争性的。

可是，我国目前体制现状离这些原则尚有不小的差距。

下面按领域分述之。

一、政企关系（包括国有经济问题）（一）必须建立“大社会，小政府”这个领域是我国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改革的桎梏。

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大社会、小政府（主要指行政）”的社会结构，“大社会”必然是一个私有制为基础的、由宪法法治规范的自治民间社会，经济、市场、财富乃属于大社会范畴内的事务；而“小政府”，必定是一个在宪法法治规范下的民选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大社会”的秩序，维持其和平安定，而非经济事务。

（二）投资型、经济型政府流弊深重我国目前的政府角色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原则所要求的，依然相差太远。

自从1989年6月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之后，我国政府急速“转型”为一个经济的、投资的、赢利的政府，持剑经商、持权经商，官商一体，政经不分。

饮鸩止渴的钞票发行习以为常、积重难返，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行业准入壁垒高筑，国家投资连年攀高主导市场，政府项目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政府补贴、资助举措多如牛毛，国企垄断经营，与民争利……，导致所谓“红色”资本急速膨胀盘根错节，经济结构、包括利益财富分配格局日益畸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困局形成的原因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困局形成的原因[内容摘要]学者论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认为改革陷于困局。

本文亦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困局的根源，则有着不同的观点。

标签：行政体制改革困局原因利益及利益关系是研究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困局的一把钥匙。

政治学告诉我们，利益是人的需要以及对需要的满足，利益之间或者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叫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归根到底都是利益关系。

政治学把处于同一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的人们的各自利益中的相同部分叫共同利益，把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叫利益矛盾，并认为。

利益是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出发点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政治学有关利益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分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困局的基础理论。

行政机关包办改革是困局形成的原因之一。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的一个系统工程。

作为系统工程，行政体制改革涉及政府目标、政府职能、政府角色、政府规模等方方面面，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参与，集中社会各方面智慧，以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方案。

作为多方面利益关系调整，行政体制改革涉及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公民之间利益关系，因此，各利益主体站在自身利益上发表观点，参与其中，改革方案才能兼顾各方，才能公平、公正。

研究我国前几轮行政体制改革，以上两点做得都不够。

毫无疑问，世界各个国家行政改革由政府主导的，但是并不是由政府“一手包办”，方案的制定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方案的决策是由议会表决的，政府作为改革的对象主要负责方案的实施。

但是，我们国家就不同，行政体制改革基本是由行政部门唱“独角戏”，即改革由行政部门发现问题、提出目标、组织设计、论证决策、组织实施式的改革，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是眼看着“改革”而“插不上手”，或者站在局外说一些不被采纳的见解，好像行政体制改革不关他们的利益，只是行政部门及行政人员自己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改革对象成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抉择者、执行者、监督者，这样的方案怎能不向行政官员、部门、政府倾斜，怎能不侵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

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

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

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

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

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

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

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问题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我的看法，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

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

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

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革的难度也会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

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