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元灯》为例谈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以《上元灯》为例谈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作者：贺新梓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05期
施蛰存先生曾经有过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

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施先生“东南西北”全方位出击,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中外注目的成就。

然而,就施先生所说的“东窗”而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现代文学。

施蛰存的现代文学创作始于模仿外国现代文学作家,其心理分析小说与弗洛伊德、施尼茨勒息息相关,故探讨其小说的外国文学渊源具有重大价值。

《上元灯》是作者1929年8月出版的“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一经问世颇受好评,正是这个集子给予施蛰存“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的动力,在其现代小说创作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在创作《上元灯》的过程中,也正在翻译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意识流小说,大量借鉴了其心理分析的方法,可以说《上元灯》是对施尼茨勒式心理分析小说的首次尝试。

同时他并未一味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出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不断地完善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积极地拓宽题材领域,努力为小说注入了浓厚的个人风格与鲜明的民族特色。

叶圣陶在1929年12月28日致施氏的信中曾赞扬《上元灯》的清新,“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

滋味清新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
一.施蛰存模仿施尼茨勒小说的缘由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施蛰存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

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

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

就是在这时,他开始翻译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作品,先后翻译了《蓓尔达·迦兰夫人》、《爱尔赛小姐》、《中尉哥斯脱尔》等多部小说。

因为工作,施蛰存接触了这位梦幻大师的作品,开始对其独特大胆的创作风格着迷,加之当时自己正处于创作的初级摸索阶段,施尼茨勒理所当然就成了施蛰存文学创作中的效仿榜样。

但这仅是外部的机缘,实际上这种狂热的追捧与模仿背后还深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施蛰存生于杭州,随父母旅食苏州。

后又迁居松江,于一九二二年入杭州之江大学,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为校方所不喜,自动辍学。

一九二三年入上海大学。

一九二五年转入大同大学。

一九二六年秋又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

同年,加入共青团。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归隐松江任教。

从他创作《上元灯》前后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像所有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一样,远离了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一脚迈入了纸醉金迷,夜夜笙箫的十里洋场后的兴奋激动。

但正如施蛰存《梅雨之夕》中的“我”所说:“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

”当他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认清了都市文明中人与人的冷漠隔膜和疲于奔命的生存困境,接连遭受了一系列的精神创伤与现实打击,内心开始溢满苦闷空虚的情绪,渴望营造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作为避风港,慢慢地抚平心灵的伤痕,静静地回忆故乡田园般的生活和自己孩童时代的欢愉往事。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大陆上,奥匈帝国正在经历痛苦的解体,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尤其是犹太人问题也成了困扰欧洲和奥地利帝国的顽疾。

身为犹太人的施尼茨勒在这种
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精神上无依无靠,难以言状的失落感迫使他极力回避外部世界,一心在孤独的自我世界中寻求片刻的安宁自由,于是注入一生的心血探索人的灵魂这个“遥远的国度”。

比较施蛰存与施尼茨勒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两人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有着极其相似的生活遭遇与心理体验、情感诉求。

再加上20世纪初期,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民采的唯意论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文坛盛行。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路是通向自我的路”。

在近代心理学方面,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又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肯定了意识流,强调潜意识是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内在动力,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去探索并加以揭示。

这就为文学走向内心准备了土壤:不少作家走进内心世界,遁入自我。

正是如此,施蛰存看到施尼茨勒的作品时才会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与亲切,才会沉醉于对其作品的模仿与研究,也才会有《上元灯》这部里外都散发着缠绵哀婉情愫的文集的诞生。

二.《上元灯》与施尼茨勒小说的共通之处
《上元灯》与施尼茨勒意识流小说的第一个相似点在于小说描写的中心对象都是人物的二重、多重人格甚至病态、变态心理。

施尼茨勒自认为“当时创作的最好的作品”《通往自由之路》中的主人公奥尔格出身贵族,在音乐艺术上颇具才华,但毫无事业心,游手好闲,自哀自怜;虽初具现代人的危机感,知道为将来谋出路已迫在眉睫,但又有意逃避现实的重担,一味追求自由与洒脱;虽淡泊功名,寻求孤独,但又频繁出入高级俱乐部、咖啡馆,与女人调情……其成名作《古斯特少尉》中古斯特在面包师那里受辱之后漫步街头, 一面后悔没有当即格斗, 一面又暗自庆幸,一面想忍气吞声就此罢休, 一面又担心丑闻传开后的羞辱。

为了军人的荣誉, 他决定以自杀来保全体面, 但这个决定也在种种依恋的情感中有些动摇。

所以当他听到面包师中风暴亡后, 顿觉重负已解, 神清气爽。

而施蛰存的《上元灯》集中有关人物复杂心理的描写也比比皆是:《诗人》中清高迂腐,不为世人理解又急于施展才华的诗人;《宏智法师的出家》中既渴望出世的宁静,又对入世心怀留恋的宏智;《扇子》中怕自己得不到心仪女孩的团扇,遂偷偷拿回家,后因愧疚退还的男孩;《上元灯》中向往纯真爱情,却由于自身贫寒而失落的少年……
二者的第二个相似点是大幅度地运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方法。

内心独白是一种非交流的话语,在描写这样的独白时既无作者介入其中,也无假设的听众,它将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无需作者把引导性词句和解释性论述加入小说中,进一步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施尼茨勒是第一个用“内心独白”写作的德语作家。

《爱尔赛小姐》就是一篇通篇运用内心独白的小说,故事的始末只是晚饭前后的五、六个小时,作者却用敏感的神经捕捉爱尔赛小姐心灵上的每一丝细微振颤,让其支离破碎,转瞬即逝的主观感受布满整篇小说:该添置的内衣,表兄与他人的调情,直耸天堂的山崖, 拳击, 和美国人结婚, 里维德的别墅, 妈妈的信, 两个向自己打招呼的年轻人……主人公不着边际的思绪让人眼花缭乱。

同样,施蛰存也不惜笔墨地刻画了《上元灯》中的少年从起初得到恋人花灯的欣喜到失灯的悲愤,对恋人失望怀疑再到恋人把最为精致的花灯赠给自己时的兴奋最后到看到自己一身旧衣服时的感伤惆怅。

将一段青梅竹马式的恋情,写得起伏跌宕,意趣盎然,却又轻淡隽永。

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小说派的艺术手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完全都是非现实主义的”。

《上元灯》与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实际上都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这是第三个相似点。

施尼茨勒的《群舞》以几对男女不断交换舞伴把各式欲望和情感不断迁移下去,回转一圈后再绕回原点为
喻,大胆影射当时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辛辣讽刺了维也纳的荒淫无耻。

《通往自由之路》更是正面记录了维也纳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变迁,被誉为“社会小说”“时代文献”。

而《上元灯》浑身上下都弥漫着对人生的无奈,现实的忧虑和往事的追忆,所有故事均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其间意识流不断闪现跳跃,但结尾终究回归现实。

如《周夫人》中年轻寂寞的周夫人看到酷似死去丈夫的“我”,虽失态地将“我”抱在她怀里。

但是她并没有彻底地放纵自己潜意识里的欲望,最终还是向传统礼教妥协,“发乎情,而止乎礼”。

再如《上元灯》中的贫穷少年虽然最后得到了恋人的花灯,但看到自己的一身旧衣服,他又想起了残酷的现实与社会的不公平,兴奋之情烟消云散,“不觉轻轻地叹息”。

三.《上元灯》的创新与突破
施蛰存在《上元灯》的十个故事中选取的对象范围更宽泛,不似施尼茨勒的小说主要针对中产阶级的生活与情感纠葛。

他以性心理为视域的焦点,将其细腻的笔触深入到大街小巷的日常见闻里,深入到人们尘封的记忆中,探索人性的奥秘,状写心灵的真实。

这些故事有的表现富贵人家年轻寡妇的孤寂辛酸如《周夫人》,有的描绘书香门第读书人的欢喜忧愁如《扇子》、《诗人》,有的刻画贫寒家庭少年的压抑苦楚如《上元灯》、《桃园》,还有的描摹老年人的内心挣扎如《宏智法师的出家》……形形色色的人物,酸甜苦辣的人生在施蛰存笔下仿佛被注入了灵性与活力,在读者眼前轮番演绎各式各样的悲喜人生,好不热闹!与此同时,《上元灯》中看不见施尼茨勒小说“社会病理诊断书”式的庞杂叙述,取而代之的是紧紧围绕中心人物性格特征的某个侧面和心理活动的核心属性进行情节的扩展,颇具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性。

就在作者这般随意舒展的絮叨,信手拈来的言语中将《栗芋》中奶妈的势利刻薄, 《闵行秋日纪事》里女盐贩子的精明神秘, 《上元灯》中少年的自卑酸楚,《旧梦》中孩子的怅然若失,《桃园》中种桃人的辛酸悲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将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

比起施尼茨勒通篇庞杂零乱的内心独白,游移的意识流中跳跃重叠着有意无意间获得的直觉与顿悟, 以及经历的梦境,《上元灯》对意识流的处理就显得合情合理,流畅清晰而又不失跳跃多变,新奇大胆。

意象的转换,全然是下意识的听其自然。

首先,十个故事在叙事方式上平行地采用两种文本,一种是表面文本,用来记叙现实世界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处境的发展,另一种是隐藏文本,专门进行与表面文本同步的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

两种文本交织展开,互相辅助,表面文本给隐藏文本的变化提供清楚的交待,即使交待不一定言明, 但由于有常规理性的心理规则为基础往往不言自明,让读者不会感到突兀费解;隐藏文本立足于人物内心意识流变化,进一步挖掘其思想感情,为下文做铺垫,丰富深化小说主题。

其次,即使是描写外在的现实世界,作者也精心雕琢,大量运用社会意象与自然意象作为意识流的外化,疏通行文脉络,贯串叙事结构,使情节有层次感和节奏感,如《上元灯》作者先后提到了三盏花灯:楼式纱灯、“玉楼春”、淡青纱灯,象征了主人公不同情形下的心情。

同时,意象的组合运用,给作品增添了抒情气氛,加强了小说的诗化程度,如《扇子》对树玉家花园景色的描摹:萤火、花叶、月影、垂柳、池塘,营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气氛。

由于施蛰存生在苏州,住过杭州,长于松江,求学上海,成名于上海,江南书香门第的良好家
风、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独特的地域文化都给了他重要影响。

《上元灯》中融入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元素,形成了独特创作风格。

如《上元灯》、《周夫人》介绍了中国元宵节挂灯赏
节、吃元宵和新年放炮串门的传统节日文化风俗。

基本以苏州、杭州为小说主人公活动的舞台,所写地方虽不大,但“袖里见乾坤”反映了当地特有的掷状元骰、“抢人家”、财神日等民间活动,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再如《扇子》中的团扇、萤火,《上元灯》中的花灯,《渔人何长庆》中寒天的江水,尖利的风等古典意象为小说无形点缀了几许淡淡的诗情。

尤其是《扇子》中“轻罗小扇扑流萤”,《闵行秋日纪事》中“小庵秋色初佳,遥想足下屈身尘世”《上元灯》中“珠箔飘灯独自归”等古典诗句的运用更是将古典风格推到了高潮。

另外,《上元灯》对古典气质的旧式女性的描摹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元灯》里有着“柔黑的眼波”“隐现的笑纹”“欲堕不堕的珠泪”的天真少女,《周夫人》里有着“粉霞般的脸”“一缕轻淡的香味”的朴素精美的周夫人, 《扇子》里有着“小小的白手”“柔细的肘子”的树玉。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施蛰存避开中国作家对他的近距离文化辐射,在对外国文艺的译介中慢慢潜入了奥地利施尼茨勒意识流小说的内部,选择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指针,以修富丽腴润的语言演绎《上元灯》这十个清新晓畅的故事,成为施尼茨勒在中国文坛上的“双影人”。

但他在吸取施尼茨勒小说精华的基础上,在《上元灯》中不断注入独特的个性色彩,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一方面能够深入到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去,折射出他对人生万事沧桑易变的感叹,对复杂人心的探求,一方面将意识流技巧在熟练度与深度上推进了一步,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融合,并对后世意识流创作积累了经验,相信他伟大的的文学作品必将在时间的磨洗之下越发光亮。

贺新梓,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